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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河南已经整整十二个年头了，这中间河南一直是在日寇或国民党匪帮的统治之下，水、旱、蝗、汤的灾害，加上敌人残酷的榨取，那种满目荒凉的景象，使我几乎认不得这就是我的故乡了。
我走过开封、郑州等城市，那里早被蒋家匪徒们破坏得不象样子。过去许多高大的建筑，宝贵的古迹，如今只剩下一片瓦砾。我也走过辽阔的豫东平原，穿过无数的城镇和村庄，我看见没有一处不是百孔千疮，呈现着劫后的创伤，流浪着成群的乞丐。特别是在风砂弥天的黄泛区，更是一幅人间惨象的图画。那里象塞外的沙漠一样，一片黄砂几乎是寸草不生。过去被黄河洪水淹没的村镇，至今仍可以看到埋在黄河中间的个别楼房的屋脊。许多无家可归的居民，如今以芦席帐篷为屋，聚集在一起熬着痛苦的岁月。在家乡十天小住中间，我亲眼看到了也听到了许许多多“血泪仇”的故事，我的两个舅舅被活活饿死，两个姑母在沿门要饭，在亲戚朋友中，被抓丁抓去的青年人不下六七个之多，其中包括我一个未成年的表弟，至今也没有下落。我的父亲曾三次逃难，至今仍在靠亲友接济过活，这些仅是我个人周围的灾难，整个河南人民的痛苦又何止千万倍。但最使我痛恨的还不在这里，而是经过十二年的分离之后，我看见在匪徒们的统治之下，我亲爱的故乡已濒于毁灭的边缘。社会上一切最黑暗最堕落的行为，在这里都得到繁殖，它们象一把毒剑一样斩去了一些青年的意志，把河南社会弄得乌烟瘴气。在郑州，在漯河，在开封，在周口，我看见许多人堕落得不能自拔，欺骗、贿赂、享受、懒惰、自私，几乎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许多和我同时读书的青年，甚至我的同学，不少已堕落到吃喝嫖赌，以至吸食毒品的地步，有些甚至完全变成了敌人的爪牙。我有一位表叔曾经告诉我，在周口，三十岁左右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有嗜好(指吸食海洛英)，而且不少的人在制造和贩卖毒品，这个数字虽不免有些夸张，却揭露了旧社会吃人的罪恶面目。尤其是当我想到老解放区的青壮年正朝气蓬勃参加各种革命工作的情景，我觉得我又一次从现实生活中深刻地了解到，同样一个人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里成长，所得结果会完全相反。如果蒋家匪徒们的腐败王朝，再苟延两年，我真不敢想象，有多少青年的前途又会被他们毁灭。
这些痛心的事实，仅仅是故乡河南的一面，没落的一面，当河南全部解放，一个新生的强大的力量渗入这块地区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变化是相当惊人的。如果说在过去十二年间，我从报纸杂志上所看到的只是故乡苦难的记载，那么如今，当我随军路过家门时，我却看到了河南人民衷心的欢笑。在开封，我看见中原大学的同学们，是那样朝气蓬勃的在学习着革命理论，踊跃地报名南下工作，戏院里上演着进步的戏剧，书店里拥挤着各种各样的人群。在郑州，这个重要的铁路联接点，我更看到了铁路员工们为支援大军南下，而日夜紧张地修车架桥的情景。在频繁的军运过程中，每一个司机、车长大都是整天整月的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但我看得更多的还是故乡朴实的农民，他们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面，克服了春荒的严重折磨，而把大量的粮食柴草源源不绝地供给部队的需要。支前司令部，大军招待所这些群众支前的组织，遍布于部队必经之路，为数之多有如满天繁星。我永不能忘记那些令人感动的场面。一路上在锣鼓秧歌声中，农民们男女老幼争抢着为我军抬茶送水，牵马挑担的情景，以及为了使我军夜间寻找方便，而村村悬挂着的红灯。在我们和农民座谈时，我的乡亲们千言万语都反映出一种渴望复仇，渴望胜利，渴望安定生产的心情。
新的社会，新的力量，正在使我的故乡经历着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家乡十天逗留中，我看见年老的一代在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之下，他们谨慎的看上了新的社会，中年的一代则正发愁着如何去改造自己，适应时代的潮流；但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们，象一棵棵枯干的幼苗，得到了雨露，正以惊人的速度，朝气蓬勃地生长起来。我的一个最小的妹妹，当我回去时已是当地最早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了，她那种渴求革命知识，以及埋头在群众中工作的热情和精神，使我非常感动。看见她，我似乎就看到了一种新生的力量。而我年迈的母亲，一位生长在封建制度下面没有文化知识的老太婆，当她把六个亲生的子女一个个交给革命的时候，她没有悲痛，以她自己的话说则是：“应该让孩子们去打天下。”并且认为：“跟着‘老八’(即八路军)走是不会学坏的。”我觉得她的心情和行动代表了故乡一般的群众。
河南的变化是显著的，随着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河南灾难的历史，将永远宣告结束。当我离开河南随军南下的时候，正是故乡紧张麦收的季节，我望着这一望无际的麦田，在我的眼前便自然而然展现了一幅未采美满生活的图画。使我想起毛主席所说的“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是的，我相信不要很久，我亲爱的故乡，便会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面，恢复建设成为一个新社会的乐园。
一九四九年五月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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