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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档案盘点：穆青，著名记者，中国新闻事业家。河南杞县人，回族，生于1921年3月15日。1937年12月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940年7月考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1942年8月进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1946年2月调入《东北日报社》。1949年4月起历任新华总社特派记者、新华社编委会农村编辑组组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党组书记。期间兼任过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社长。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六楼办公室里，整整80岁高龄的原新华社社长、中国记协主席、新闻界的“焦裕禄”穆青接受了我们长达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他身着深蓝色宽松的老年中式服装，年迈但不失清癯，语气平缓而清晰，时而开怀畅谈，时而低头沉思。与其说是规规矩矩的采访，不如说是两代人之间轻松无拘束的叙旧、聊天、侃生活。
生活从来没什么讲究，简朴而有规律
刚一落座，穆老便习惯性的点燃一根香烟。采访于是从吸烟聊起。
“都劝我戒烟，我也想戒，但怎么也戒不了。二十几岁时开始抽烟，那时正在延安《解放日报》，生活很单调，不像你们现在这样，那时没有什么零嘴儿，就一天吃三顿小米饭，年轻人嘛，我看人家抽烟便学上了。那时是旱烟，烟末用油光纸一卷就成了。没想到一抽就是将近六十年。”穆老边说边慢慢仰靠在办公椅上，眼睛注视着手中的烟头。“医生多次劝过我，有两种意见，一是劝我干脆戒掉；一是说戒了也不好，少抽一点可以。我接受第二种意见，少抽，逐步改，一天十几支，以前可是一天至少一包哩。我谈话、开会、写东西，就要抽烟，像你们这种场合，”穆老笑了笑，“聊天，我就抽烟。平时看报、看书，我可不抽。抽烟不好，到处受限制，遭人白眼。这个习惯我慢慢改。”
随后，我们将话题转向饮食与穿着习惯。从谈话中我们得知，穆老喜欢吃面食，“可是一大家人都喜欢吃大米饭，我还是不行，吃一点可以，每顿吃大米饭受不了。”
穆青生活崇尚简朴，他很少吃营养补品，肉食也吃得少，水果吃一点，说自己爱吃鸡蛋。或许你不知道，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穆青对国内记者提出了给人民群众“高级营养品”号召，并亲自抓，抓主题，抓情况，亲自参与制作新闻产品方面的“高级营养品”。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生活却从来没什么讲究。在衣着上，穆老离休后基本不再穿西服了，外出时穿一件旧夹克，随意自在。
穆老的生活很有规律性。离休后他常常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就寝，中午看看报；每天还练一个小时左右的字，练书法从不要字帖，他历来认为写字应有自己的风格。谈到书，他讲最喜爱的还是《三国演义》，认为这本书从文字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都非常不错，书中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很多。“我喜欢历史，对中国历史比较有兴趣，正史、野史，我都爱看。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了解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要了解，只有了解了历史，才能有借鉴，才能发展今天。”他语重心长，我们默默点头。
一手握着笔一手拿相机，继续跋涉在世界各地
1992年11月，穆青以71岁高龄从新华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几十年来，他的作品在中国新闻史上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地位，影响并鼓励了几代中国人，催人奋进。按常理，作为一代杰出的新闻事业家，他可以颐养天年，安度晚年。可是，他如是说：“从第一线上退下，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从此就安度晚年。退休，让我摆脱了繁重的领导工作，但开始了一个新征途，是一个新起点。我想，只要能力所及，我会珍惜每一天。如今，我有时间看想看的书，写想写的文章，去想去的地方……”
谈兴正浓，陈秘书进来，给穆老递上一份传真，原来是穆老浙江游的日程表。从陈秘书的介绍得悉，穆老退休后，每年要下去走走，花上三四个月去看看，带着问题下去转转，国内仅西藏、澳门与台湾未曾涉足外，国内有的地方穆老去过七八回了。去过60多个国家的穆老还是认为自己国家的风光最美。
“我不太喜欢大城市的繁华，喜欢大自然，喜欢森林、田野、山川、河流，这些大自然是最美的，给人以美的感受，我要通过我的笔、我的镜头反映大自然的美，把自然的美传达出来，让别人得到美的享受”。
摆在面前的那本精装的《彩色的世界》，集结了穆老41篇游记散文和195幅彩色风光照，特别是那每一张摄影作品，每幅都有一段他爬山涉水捕捉珍贵瞬间的动人故事。
“我真正拿起相机是在八十年代，我的摄影作品比文学作品多好多，至少有好几万张，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已不便拍摄新闻照片，现在拍摄的作品多以自然风光、风俗为重。”触及摄影话题，谈起自己的摄影经历与得意之作。穆老的情绪总是那么高昂，那么激动，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气。的确，穆老的摄影作品大气，给人以气势磅礴、胸襟开阔之感，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很有动感与生气，且自然朴实，很有琢磨头。
心中有群众、脚下踩热土的穆老，便是第十一位令人景仰的共产党员
穆老跑过的城市很多，但他跑过的农村更多，他深情地说：“我是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我的老根还是一个踏实朴素的河南农民。我每隔一阵子一定要到乡下去走一趟，和老乡们一块生活一阵子。他们从不把我当成什么大官，什么话都跟我说。如今，退休了，看看报纸，看看文件，到下边听听老百姓讲的真话，听听他们的苦闷与反映的问题。”
“您写的人物通讯，为什么都是一些先进人物，好的典型，怎么没写一些阴暗面呢？”记者不失时机的反问穆老。“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大量报道人民群众，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先进人物活动，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职责。我们要通过典型人物通讯，表现时代精神，多揭示表现美的东西，对我们民族有好处。当然，我在下面也发现了不少的落后的东西，一般是请分社的同志写内参。”从穆老的谈吐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的为文与为人的思想境界，颇受教诲。不论在职还是离休之后，他从没有让手中的笔停下来，现在还在不断地写。每每走进农户的小院，坐到农民的炕沿，喝着大碗茶，嚼着玉米饼与群众亲切交谈，那形象让人感到他本身就是普通人民群众中的一员。1994年6月，穆青在宁夏一个贫困村采访，见到一群衣衫褴褛、双脚赤裸的儿童，他不由得俯下身用手抚摸一个孩子沾着污垢的脚面，眼中已禁不住闪动着泪花。这便是我们的“老新闻”，文如其人，风格即人，不是情真不动人。
穆老用心血与真情写出的“十个共产党员”，对于中国人讲只要列举一下篇名，即可了然于胸。其实心中有群众、脚下踩热土的穆老便是第十一位令人景仰的共产党员。难怪，退休后，他一下乡，人们就围上去，手拉着手，促膝畅谈，人们把心里话都掏出来，总是那么的无拘无束，亲密无间。
他说：“搞新闻工作不能论年龄，只要跑得动，就要跑。”他退而不休，笔耕不止，不断深入实际，“我写的十个共产党员，已去世了八位，只有当年红旗渠的除险英雄任羊成和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还活着，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任羊成如今七十好几了，现在在红旗渠做解说员；今年大年初一，我一早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便是任羊成打来的，一聊就是好一阵。”停顿了片刻，穆老打破沉默继续自己的话题，“其实，这两位先进人物，我早在七十年代便发现，采访过，本来是要把这些写出来，但当时正值‘文革’那段荒诞的岁月，材料被抄，不能不搁置下来，我感到对他们也欠了债。好在退休后有时间与机会补上这些债。1994年我终于梦想成真，再次采访，整理成文，很好的宣传了他们。”穆老的“欠债感”让记者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老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人为之动容。
据悉，“十个共产党员”之一的“老坚决”潘从正去世后，孙子潘园林每年都要带上自家产的花生、菜油到北京来看穆爷爷，并牢记爷爷和穆爷爷的教导，为人民多做好事。一个邻居患绝症在郑州住院，他买了礼物去看望，还给了病者4000元。乡亲们看到有些干部不地道，像“棉铃虫”，就委托潘园林捎信给穆青：“俺们呼唤穆青，再写出为人民说话的好文章！”潘园林说，穆爷爷来过四次，前三次都是直接走进万庄苗圃，没有县里干部陪同，来时吃的是小米稀饭，蒸槐花调蒜汁，嘴里还不住的说：“好吃！好吃！”
提起他同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同班同学贺敬之、冯牧等都成了大作家，而他自己年轻时也曾做过作家梦时，穆青笑了笑，“年轻人都爱做梦，幸好没去当作家，没有按照个人设计的方向去走。想起来，我一点也不后悔，相反还常常暗自庆幸。1941年我因发表一篇小通讯而意外的走上新闻岗位，在以后的岁月，一步一步，走过了60年难忘的记者生涯。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骄傲、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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