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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外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是过热还是过冷而争论不休之时，岁月的年轮已匆匆地碾过了2004年的门槛。怀着希冀、憧憬、困惑甚至忧虑的复杂心绪，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2004年，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焕发出一飞冲天的活力。
提高居民收入将成为能否维系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关键与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在2004年及今后若干年的时间里，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将成为能否维系我国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关键与核心。
汪同三解释道，研究宏观经济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总量的角度，即GDP增长速度，一个是结构的角度。同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情况既高且稳，十分良好。但其结构却十分不合理。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经济发展预测研究的学者，汪同三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与收入分配政策相联系的经济结构问题。
汪同三认为，中国目前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积累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的结构不合理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我们现在的投资率太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共出现过三次经济过热，即1984年-1985年、1988年-1989年和1993年-1994年的经济过热，这三次经济过热都是由于投资过高增长造成的。如果现在这种投资趋势进一步上升的话，可能会再一次引发经济过热。”
汪同三说，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30%，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大部分。而现在由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导向主要是投资，所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一半，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则不足一半。
“这种逆转是一个不好的趋势。现在投资和消费是一对矛盾，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消费率。”
同样，汪同三说，我国的二、三产业结构问题也十分突出。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即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要高许多。2003年，因为非典的影响，二、三产业的结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非典打击的就是第三产业，而非典过后，各级政府想方设法把各种损失补回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投资发展制造业。
“1993年-1994年经济过热时，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所以，当总量出现问题的时候，结构必然出现问题。”
除此这外，汪同三说，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还表现在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上。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
汪同三认为，上述三种结构问题都和收入分配政策相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政策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3%，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7.5%，两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是10.1%，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只有5.2%，两者相差近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状况在进一步恶化。
“这是我们在2004年以及今后若干年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否则内需不足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现在的内需不足并非是投资内需不足而是消费内需不足，而决定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是收入。
汪同三说，提高居民收入必须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居民的总体收入，二是居民收入内部的不公平的差距在扩大，特别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了8%以上，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只达到4%。
汪同三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现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过快，而在于经济的结构要趋于合理，只有这样才能维系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
从这个角度看，汪同三说，十六大提出的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个非常好的提法。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单纯地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来说很高，但是经济结构越来越恶化，那怎么能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所以，2004年及今后的若干年里，我们要认真落实建设小康社会这样一个战略目标，而落实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在目前来说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各个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
要针对不同居民的特点来制定具体的提高他们收入的政策
汪同三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有效内需不足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而当这种情况继续恶化时，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汪同三认为，应针对不同居民的特点来制定具体的提高他们收入的政策。在城市，各级政府应千万百计地创造就业机会来提高城市下岗、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农村，提高农民的收入应从这样两方面入手，一是增加政府对农村的投入，二是把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出来。
“我们现在人为的二元经济体制的限制对于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十分地不利。现在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说不许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这是必要的，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相匹配。我们现在的工业化进程快于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很多是人为的因素起了阻碍的作用。”
除此之外，汪同三认为，政府必须不断地提高公务员的收入，因为给公务员提高收入不仅仅是解决这部分人的收入问题，最关键的是，它传递给社会这样一个信号，即我们要提高所有劳动者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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