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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央及国家机关公务员从本月开始将首次领取公务移动通讯补贴费，同时停止公费配置手机、传呼机，与之相关的各项费用一律由个人负担。
据说，目前公务员工资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和工龄工资组成。另外，还有各种补贴构成工资性收入，如交通费、独生子女费等。此次通讯补贴费则是首次列入补贴的范畴。
笔者以为，鉴于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为了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并体现分配公平原则，及时、有度地提高公务员收入水平也许是必须的、合理的，但把移动通讯补贴列入“工资性收入”，不仅容易产生认识分歧，而且未必能获得预想的实际激励效果。
与移动通讯补贴类似的是交通补贴。作为一项大胆的改革措施，拍卖公务用车、根据职务等级发放不同数额的交通补贴已在局部实行。对此，从算“经济账”的角度十分值得肯定，但社会效应以及激励效果似乎并不好，也许这正是一直无法大面积铺开的根本原因。
要想基本统一认识，前提是考究清楚移动通讯补贴、交通补贴与公务员工资性收入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关联。
据有人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范围的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研究，其结构主要包括工资、津贴和福利三大部分，并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津贴的作用主要如下：一是弥补物价水平不同造成的地区基本生活成本差异，二是满足公务员保持与当地企业相当层次人员的相近生活水平而产生的诉求，三是对在特殊环境和特殊岗位上工作的公务员所付出的额外劳动的补偿。
可见，津贴被列入“工资性收入”并没有问题，但即使公费手机、公务用车被取消了，有关补贴也没理由进这个笼子，而应该以另外的渠道和方式予以清算和补偿。
理由很简单：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公务员在机关办公过程中无固定电话可用，故手机主要用于下班后和不在办公区时。假定在上述情形下接到单位公事电话或需要进行公事通讯，则意味着此次通话需个人掏腰包。假如说特殊环境、特殊岗位的额外劳动需要以“工资性”的津贴进行补偿，那么用自己付费的手机打公事电话算不上“额外劳动”，而只能被视为是个人替公家垫付了通讯费用。毫无疑问，公务交通的改革也是此理。
无论是手机的公事通话，还是各种方式的公事交通出行，此公务员与彼公务员都存有天壤之别，且这种差别不以职位高低所决定。中直机关、国务院机关的此次改革中虽然有“特殊岗位可在补贴标准外按情况每月增加100元或150元”的规定，但总体上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官本位”和“大锅饭”。表面看来全体都增加了收入，但其激励效果预期堪忧，甚至会形成新的不公平感。
从理论上讲，公务员打公事手机、公事用车与办公时使用公家提供的办公场所、用品、照明、空调等等，属于完全相同的性质。既不能借此干私事，也不需自己掏腰包为公事付费。至于鉴于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不得不由公务员个人垫付费用的清偿、报销，即使在否定了过去的“大锅饭”公费报销制度后会形成新的、更大的管理难度，对管理的精细化、制度化会提出更高要求，也应坚持“井水不犯河水”原则，切忌陷入与“工资性收入”混淆纠缠并互为副作用的“逻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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