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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初，本刊记者在北京和天津市分别访问了吴克泰先生和徐懋德先生，他们向记者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五十年前李登辉在台加入和脱离中共的真实内幕。
李登辉加入中共的介绍人吴克泰：一九四六年九月李登辉加入中共
吴克泰先生今年七十九岁，头发虽已花白，但神采奕奕，器宇轩昂。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二日，吴克泰先生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李登辉向吴克泰炫耀从日本带回的日文版《资本论》
吴克泰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生于台湾省宜兰县。他的经历充满传奇，影响最大的事件应该算是介绍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不久，吴克泰考取了上海震旦大学经济系，在学校时接受进步思想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家乡台北。不久，便回台湾大学复学。吴克泰来到台大法学院学习，并很快和台湾创立不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当时的李登辉刚刚从日本回来不久，在台湾大学的农学院就读。作为过去认识的朋友，他们很快就谈到了一起，李登辉还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文版《资本论》拿出来向吴克泰炫耀，并表示放暑假后回家要好好通读。
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就比较熟悉，以后便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直至最后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李登辉把他父亲当过刑事警察、同曾文惠的父亲是同事、关系非常要好等这些家事隐私都说给吴克泰听。还有一次，李登辉一高兴，把曾文惠的父亲曾允诺他等曾家两个姐妹长大后，由他任选一个为妻的事情也告诉了吴克泰，李登辉还犹豫地说，只是他还没有决定要娶哪一个。
他们在一起也经常讨论时事问题，吴克泰说虽然李登辉是自己的学长，但他没有架子，在探讨有关中国国内的问题时，吴克泰的一些观点，李登辉都能理解并且接受。吴克泰说，当时李登辉给他留下的印象比较厚道，肯用功读书，做事认真。看到是水到渠成的时候了，吴克泰便萌发了发展他加入中共组织的念头。当吴克泰把自己的想法给他的上级张志忠汇报后，张志忠表示同意。于是，一九四六年九月的一天，吴克泰同李登辉认真地谈起了想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动机，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根据要求，他还写了一份自传。自传上交张志忠没多久，很快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规定吴克泰同李登辉单线联系。此后，他们基本上每星期都在李登辉家里见一次面，谈谈当前形势，交流一下思想，算是过组织生活。李登辉的党费每月都是由吴克泰转交组织，中共的一些纲领性文件和宣传刊物都是由吴克泰转交给他。
李登辉曾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
吴克泰回忆说，李登辉入党后，组织上没有交给他什么具体的任务。不久，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沉崇案件，全国很多大学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美军的暴行。当然台湾也不例外。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湾爆发了中学以上的学校基本上全部参加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游行，吴克泰是这次游行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导报》、《自由报》、《中外日报》的记者。游行之前，尽管有国民党竭力阻挠，威胁恐吓，但当天仍有一万多人在新公园开大会并走向大街。当时国民党当局三令五申不许学生参加，形势比较紧张。
为了保存力量，中共地下党员是可以不参加这次活动的，但当台大学生游行队伍走到新公园附近的时侯，吴克泰一下发现了李登辉，因为李的一米八几的高个子比较显眼，吴克泰说这事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次游行共印发了三万份传单，传单的文稿是由外省的几个同学起草的，当时李登辉看后评价说写得不够好，不够入情入理。吴克泰就对个别不满意的字句进行了修改，有一句话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吴怕台湾的民众看不懂，想改一下，被一个外省籍的同学周自强阻止，说这句话是中国的成语，很重要，不要改。为了让台北市民都能够看懂，吴克泰还把文稿译成日文，印在背面。当时国民党从大陆派去两个师大肆镇压，全岛血雨腥风。为了避免损失，最后，游行在大家“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美军滚回去”的高呼声中结束。
李登辉退出中共时承诺保守秘密
据吴克泰介绍，李登辉还参加了“二二八”运动。在这之后，党的活动暂时停止。此时，遭到通缉的吴克泰来到了上海，这期间就没再跟李登辉联系。八月下旬，地下党省工委根据工作需要，任命吴克泰为台北市工委委员、学生委员会书记。过了没多久，省工委书记找到刚刚回到台北的吴克泰说李登辉要求退党，让他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把李登辉留住。吴在曾文惠家找到李登辉，也算是恢复了他们过去的单线联系。吴克泰问他为什么要退党，李登辉回答说党内不纯。如何不纯？他说因为有人有野心。当时吴克泰分析，自己离开台湾期间，学生在一起活动，也许有些人比较自高自大，而李登辉也比较高傲，可能他们产生了矛盾。吴克泰看劝不下来，就说既然这样也不能够勉强。他回去后马上报告了当时地下党领导省工委书记蔡孝干，蔡孝干也只好同意了。退党时，李登辉还主动表示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算是定的君子协定吧。之后吴克泰就与李登辉只剩下私人之谊的朋友关系。
李登辉要求退党后，地下党还有一个外围组织叫新民主同志会，是一个进步组织，他还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时使李登辉尴尬为难的事情发生了，同志会的几个人一起要求集体入党，而李登辉却刚刚退出，他也不能够反对和申明，因为有君子协定，要保守秘密，所以他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这期间，吴克泰离开台北到农村山区去了，之后由徐懋德来领导新民主同志会，后来徐跟李登辉就他第二次退党事宜谈过两次，同样未果。因为地下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些事情吴克泰还是后来在大陆“文革”时期听人说起的。
后来李登辉在国民党的发展出人意料，吴克泰说，国民党要用李登辉，也清楚他的这段经历，所以李登辉曾经被国民党连续审查过七天，即使被放出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定期向有关部门汇报，并仍被怀疑，住宅被监视，外出遭跟踪。直到最后蒋经国跟李登辉面谈说，你的有关材料已经被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之后，李登辉的问题才暂时平息下来。这些事情是吴克泰从八十年代刚从台湾来到北京的黄顺兴那听说的。
吴克泰跟李登辉虽然政见不同，但并没有影响彼此交往。一九九七年吴克泰回台湾，李登辉就想见他，因故未果。二零零二年三月吴克泰再次回台湾时，李登辉就在外双溪私宅会见了他。
目前的台海局势李登辉难辞其咎
在谈到当前台湾局势时，吴克泰表示：对于目前的两岸关系，我非常忧虑。大家看到了台湾海峡波涛汹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都捏一把汗。这都是陈水扁造成的，李登辉也难辞其咎。他们为了捞取选票，非要通过公投煽动悲情情绪，大搞民粹，蒙骗民众，却把台湾人民的死活置之不顾，这也实在太可恶了。
吴克泰说，无论他们怎么解释，台湾搞公投都是指向“台独”，指向战争的。现在连美国、日本都看清了，台湾的“宣达团”在临行前吃了闭门羹，这在国际关系中极为罕见，他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吴克泰强调说，政治家的睿智在于对形势做正确判断。识时务者为俊杰，忽视形势不识时务地蛮干下去，必将碰得头破血流，遗臭万年。希特勒、东条英机都是前车之鉴。
吴克泰深情地表示，作为土生土长而被迫离开家乡多年的台湾人，我仍对家乡抱有深厚的感情，虽在垂暮之年，仍抱病回省探亲扫墓四次，与老家族人亲朋好友常通话问候。最后一次返台去看李登辉也是出于这种感情。我衷心希望台湾海峡保持和平，两岸关系改善，尽快实现“三通”，造福与两岸人民。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由于陈水扁们的蛮干而使家乡父老兄弟生灵涂炭。
最后，吴克泰呼吁说，陈水扁们该清醒清醒了，现在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化干戈为玉帛的时候了。
李登辉脱离中共的经办人徐懋德：一九四八年夏李登辉害怕危险退出中共
徐懋德已届八十三岁高龄，当对往事娓娓道来时，记忆的清晰程度胜似年轻人。
李登辉称不愿受纪律约束而退党
作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徐懋德在台湾时主要任务是做当地的青年工作。根据他的回忆，与李登辉的正式接触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这之前对李登辉一切他并不怎么了解，因为当时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都是单线联系，并且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就不问，所以对于李登辉以前的事情徐懋德知之甚少。只是在李登辉要求退出共产党组织时，受组织委托，他与李登辉有过两次接触。
一九四八年夏季的一天，中共台湾学工委书记杨廷椅告诉徐懋德说李登辉要求退党，理由是作为党员不自由，不愿意继续留在党内。他要徐懋德去和李登辉谈谈，谈话的主要目的是看李登辉为什么要求退党，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不清楚的，能够留下来那是最好的了。当时李登辉的年龄是二十五岁，身份是台湾大学的助教。
徐懋德当时的化名为“老李”。谈话是在台北川端町李登辉的家里进行的，李的房子是日式的“学寮”(日文意指“宿舍”)，房子有两、三间，不是很大，房中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其中有很多是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了争取打通李的思想，徐懋德首先给他谈了全国解放的形势、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当问到李登辉要求退党的原因时，李回答说，首先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相信社会主义，但是，对过中共的组织生活他不合适，不愿意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可是作为一个党员因为有纪律又不得不服从。李登辉对共产党的党章、纲领有些地方有不同意见，他也不赞成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他还说应该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想法，所以要求退党。这是李登辉表面的理由。
徐懋德认为李登辉害怕危险而退党
这之前徐懋德已经和杨廷椅在一起分析过他的想法，台湾距离大陆那么远，在台湾比较严峻的形势下，作为地下党毫无疑问存在一定危险性，也许是他害怕了，所以才决定退缩。李登辉说的退党的理由徐懋德认为是不充分的，因为在他当初加入中共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都是认同和赞同的。对于李登辉所说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据分析在当时他的态度应该是真实的，因李登辉在日本京都得大学就读时期就受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书籍的影响，经常热心阅读《资本论》及河上肇《社会主义》等著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这样回台后他能够积极加入中共就属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只是他不怎么了解全国的解放战争的形势，因为他看的都是日文书籍、日本学者的东西，对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了解得很不够。但他现在至少还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为了能够争取挽留住李登辉，留下缓冲的余地，第一次谈话结束时，徐懋德劝他加强学习，继续留在党内。李表示再考虑考虑，由此他们约定十天后再谈一次，再做最后决定。
退党时李表示仍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
十天后，他们如约见面。这次谈话仍然是在李登辉的宿舍进行。谈话刚刚开始，李登辉就表示自己经过考虑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要求退出中共，但他再次表示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今后愿意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台湾的农业问题，因为他是在台湾大学就读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因为事先中共党组织在研究时就曾经有所预见，所以徐懋德当时就告诉李登辉说：既然这样，组织上同意他的做法，加入中共不是谁想参加都可以参加的，要经过组织考验和审查通过，现在你想退出组织，你有退党的自由，但是你必须对过去知道的一些事情保密，涉及到组织上的一切事情都不能够跟外人讲，你退了党，但你还是一个信仰马克思的进步青年、爱国的知识分子，大家以后仍然还是朋友。李登辉表示接受徐懋德的意见。
李退党后有无破坏中共组织现难以确定
当记者问及李登辉退出中共后，有没有出卖组织的行为时，徐老从书房拿出了厚厚的上下两册的书籍——当年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
这本书的上册一百八十六页记载了所谓“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叶城松等叛乱案”。在文件中记述，这个案子共有叶城松等五个人被判死刑；“案情摘要”中这样说：“叶城松于三六年十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书记。”李敖就曾以此认为“可见李登辉逍遥法外，一定是事出有因了”。徐老说，这只是李敖的看法，至于事实如何，现在真的难以确定。作为曾经的同路人，虽然没有发现他对我党有破坏活动，现在也不能够说一定没有。
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由“副总统”直接升任为“总统”。当时台湾保密局的特务头子谷正文为李登辉辩护说，此李登辉非彼李登辉，只是同名同姓而已，参加中共的李登辉已经逃到大陆去了。在这之后，关于李登辉年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公案，海内外曾经有多种版本的传闻。一九九零年在台湾“总统”选举前的这段时间，对李登辉曾经加入中共的事情又继续热炒起来。此时，由于政见分歧，谷正文再次跳出来，这一次他却公开承认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事实，并且拿出《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的记载来作证。当时郝伯村、林洋港的竞选总部也专门公布了在台湾的李登辉参加中共组织后叛变的消息。
李在背离民族利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徐懋德对李登辉的评价如何？徐懋德回答，对李登辉后来的一系列行径的确没有想到。李登辉于一九八八年继任台湾领导人。当初上任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还曾经说过一些对祖国统一有益的话，还举着“一个中国”的旗帜，声称要致力于两岸的统一。没想到李登辉一步步滑向“台独”。他先是提出“两个政府”，继而拋出“对等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一九九四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道出了其“台独”心迹，暗喻要带领台湾人走出中国，建立“台湾人的国家”。这话，使人感觉他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了。一九九五年，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讲，公开发表鼓吹分裂祖国的言论。一九九九年，李登辉公开拋出“两国论”，宣称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真没想到他会在背离民族利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无疑是令广大炎黄子孙非常遗憾和痛心的事。
徐懋德最后强调说，任何分裂祖国的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不论是李登辉的“两国论”还是陈水扁的“防卫性公投”，都推翻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更不能阻遏海内外中华儿女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信心，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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