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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漫长而遥远，经历1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乞讨小孩子的脚步转入了一个已经废弃的村庄。漆黑夜色遮盖下，孩子们的身影在村里慢慢消失。
这个神秘的村庄位于钱塘江畔，外面看上去，村中的房子仿佛已经废弃很久，静谧而荒凉，在夜色中如古堡一般死气沉沉。这里面究竟住着些什么人，里面的人都在做些什么，那些乞讨的孩子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昨天凌晨，杭州日报记者一行四人经过乔装打扮，夜闯“乞丐村”，终于揭开了这个都市村落的神秘面纱。
夜闯“江边路56号”
村庄的具体位置坐落在钱江新城的中心地带，即“江边路56号”。紧挨着尚未通车的钱塘江路，和相距不远的都市相比，这里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只见一片黑乎乎的村庄，偶尔有几声狗吠，里面情况如何我们心中没底。
记者兵分两路，一路候在村庄门口，等待着行乞小孩们的归来。从前天晚上11时开始，原本寂寥无声的村落里，逐渐变得有点喧闹，一支支小股队伍在月光下陆续归来。大人在前面领着路，几个瘦小的身影在后面紧紧跟随。
一拨拨地到来，一拨拨地进入，不到半个小时，已有30余人走进了这个村落。
另一路记者正在策划着如何进村。前天晚上11时30分左右，记者截住了一个正要回村的男子，看起来40来岁的模样。记者以“老乡”的身份与他拉起了家常。从他口中得知，该男子姓董，甘肃人，夫妻两人到杭州后就直接住到了这个村庄里。
老董说，这个村庄里住着不少人，除了甘肃老乡外，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的人也有，但无论记者怎么问，他都不肯提起这些人平时都是干什么的，而有关村里小孩的问题，他更是不愿多说。
最后记者决定跟随老董进村。在老董的带领下，踏着坑坑洼洼的小路走进了这个村庄。破烂的水泥路，在村中纵向、横向蔓延开来，最宽的路不过几米，但更多的是一条条仅容几人并走的小巷子。一股股难闻的气味弥漫四周，各种垃圾、破烂物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村中各个角落。
令人吃惊的是，村中民房的复杂凌乱简直像极了一个迷宫：各种破旧不堪的矮房，布满小巷两边，而几幢两层楼的房屋，更是被划割成上百间七八平方米左右的小房，楼上楼下，密密麻麻，整个布局就犹如一个个小鸽笼。
虽已凌晨，但不少房间还透出一两丝灯光，隐隐传来打麻将的声音。七个小孩同睡一床
行乞的小孩进村后，都住在哪些地方？
为找寻他们，记者以找老乡的名义，随意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这是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房间，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警惕地看着我们。记者看到，屋内堆满了各种杂物，墙上挂着的鱼干和甲鱼壳，以及那正炖着肉骨头的热锅和一瓶喝了一半的酒，都仿佛表明老人的生活并不贫穷。
老太太的话，记者听不清楚，只知道她是河南人，70岁。一听记者问话，老人就称自己是“捡破烂的，来杭州才三天”。
离老太太的家不远，一根晾衣绳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种小孩子的衣物，一直延伸到小巷子的另一端。顺着这根晾衣绳，一间房间里隐隐地透出点灯光。敲开房门，四个疲惫不堪的孩子懒散地坐在床沿，小脸已冻得通红，眼睛直直地盯着墙角，那里正煮着一小锅清汤面。屋内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正坐在床上数着一大堆零钱。
在二楼一个房间，记者更是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五六个平方米的房间里，7个小孩子紧紧地挤在地铺上。不知是天冷，还是回来太晚累了，他们全部和衣而睡。两条又脏又薄的被子拼在一块勉强才能把他们盖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臭味，除了睡人的地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见有人突然造访，两个30来岁的男人和一个妇女显得特别慌张，主动称“孩子是老乡托管的，明天就送回老家念书”。
一个小男孩从被窝里探出头，记者认出他正是每天固定在火车站乞讨的那个小孩。“你叫什么名字？”一听问他，小男孩的眼睛赶紧转向旁边的两个大人，吞吞吐吐地说：“我叫王翠良。”
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小男孩每跟我们说一句话，他都要抬头紧张地看看身边的大人。记者从他口中得知，王翠良今年只有10岁，在念三年级，是甘肃人。
“怎么不回家念书呢？”“明天就走了！”没等小男孩发话，其中一个男人就把话插上了。“来了才几天，就要回去了。”这句话几乎成了他们一致的口令。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孩子？3个大人的回答个个吞吞吐吐，儿子、女儿、侄子……凡是能攀的亲戚关系，他们都一股脑儿扣在了孩子头上。
记者又连续敲开了相邻的几个房间，每家每户几乎都有孩子在家。虽然许多乞讨者都在暗访中打过照面，但问及在杭州干什么时，这些乞讨者几乎没一个人承认是讨饭的，最多的借口就是在杭州捡破烂。
一家家地走访，几十户人家的场景大同小异，无辜的孩子则是这些恶劣环境里面的主角。想起他们一天乞讨生活的劳累，不忍心再把他们吵醒。昨日凌晨2时，记者悄然离开了这个村庄。
有“村长”还有医疗室
昨日中午，记者再次前往该村，一睹阳光下“乞丐村”的真容。
“乞丐村”好像是一个废弃的厂房，外墙东倒西歪，占地面积估计有上万平方米。记者看到，挂在道路上方半空的一张门匾上模模糊糊地写着“近江江边公寓56号”的字样。里面老老小小住满了人，按所在地不同，分为甘肃帮、河南帮、湖南帮和安徽帮等，其中又以甘肃岷县人居多。
医疗室、小饭摊、零售店、保安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凡是外面有的，在这个小社会里面均可以找到。这些人聚在一块，在江边路56号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独立社会。
最引人注目的是村中那间标有三个鲜红大字的“医疗室”。拉开卷闸门，一名40多岁的男人悠然地坐在里面。他就是“医生”，自称安徽阜阳人，在这里已待了两年。“医生”说，这块地方原来是个牛奶场，但在早两年废弃后，一些乞丐、捡破烂的都陆续搬到了这边，最多的时候竟然住了“上千号人”。里面的一间房子里，挂着刚刚吊完的盐水瓶，许多注射完的小瓶、注射器等就摊在一边。“医生”得意地说，医治对象主要是“乞丐村”里的孩子，头痛发热、感冒拉稀，大家都来找他，生意很好。
也许你不相信，村里竟然还有一个“村长”，村民都称他为老板，一个开有一间规模不小的杂货铺的龙游人。采访时，正逢老板出差在外，只有老板娘在看店。记者见到，店里不时会有一些穿着破烂的孩子跑进来买零食。小店里面除了各色商品外，还有一大堆破烂，两条大黄狗蹲在门口警觉地瞪着我们。
就像许多人所说的，乞丐们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可怜。记者赶到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不少衣着褴褛的老人都吆五喝六地挤在饭摊上，满嘴流油。店里的女人说，生意好的时候挺忙的呢。
在零售店的对面有个保安室，一个没穿制服的保安说，他也为“村长”打工，专门负责管理这片区域的“治安”。据他称，村里所有人员的资料他都掌握，发票、账本、人员登记、水电表等一应俱全。
我们再次查看了头一天晚上走访过的房间，发现大多数已经上了锁。据晒太阳的老大妈说，都出去忙了……
离开之前，记者在一个房顶上看到了前天晚上同挤一床的7个小孩，边晒太阳边嬉戏，身边还站着一个妇女。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今天要回老家了，怎么还在这里？”记者问那个叫王翠良的小男孩，他刚要开口，一旁的妇女死劲地盯了他两眼。最后，小鬼一直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
就在记者走到村外时，碰巧遇到两个见过面的妇女，正带着5个小孩有说有笑地离开了村庄，向杭州的繁华街头走去，又踏上了漫长的乞讨路。
“乞丐村”曾是先进典型
乞丐住在这个脏乱、简陋的地方，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为什么？他们要交房租！每间小房子要交100多元至200多元不等的房租。有的房顶还透风，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问及这村落里的所有人，房子向谁租来的？他们都说向那个“村长”老板租的。那么，这个据说叫项宝华的老板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摸清个中底细，记者以租房为由，找到了那个开小店的老板娘。看到又有生意，老板娘显得很热情。她细心地介绍说，这里的房子是他们承包的，每年承包金要几十万元。现在空房子有的是，但可能要拆迁的。你没看到现在住的人比以前少了吗，就是这原因。老板娘说，具体事宜她也说不清，要等老板出差回来再说。至于出差干什么，她没有透露。
可能怕我们租房有变，一旁的保安补充说，住在这里很方便的，现在连暂住证都不用办。见记者有疑问，他显得很不屑，“以前外来人员都在近江派出所办证的，现在不用了，不信你去村里打听打听”。
虽然项宝华承包了这房子，但是向谁承包的呢？经了解，这里的房子属于以前的望江村。撤村建居以后，望江村的资产成立了“华兴实业公司”。这些房子原来是村里用来养奶牛的，后来奶牛不养了，空房子就用来出租。大概在1998年前后，浙江龙游人项宝华承包了这片房子，经过一番改装后就成了现在的出租房，专门出租给外来流动人员。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据许多人介绍，当时项宝华对外来人口集中管理很有一套，收到很好的效果。而这个有着上万平方米的“乞丐村”还居然被评为先进典型。
由于钱江新城建设迅速，这里要兴建一条江边路，“江边路56号”的一部分房子将被拆除。当接到记者的问讯电话时，当地的许多部门负责人还反问，“这里的房子不是差不多拆光了吗，还怎么可能对外出租？”
真没想到，这个原来的外来人口管理先进村，居然会在一夜间就变成了今天的“乞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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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乞丐”杭城四大落脚点
“职业乞丐”的出现由来已久。去年8月1日，随着国务院发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来，和其他发达城市一样，杭州的“职业乞丐”有增无减，严重影响了一个城市的治安、市容和社会文明。
一个值得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现象是，在“职业乞丐”这一特殊人群中，未成年人参与乞讨的比例越来越高。以杭城为例，去年12月底，杭州市民政局先后四次对市区的“职业乞丐”进行的突击检查表明，这一人数已突破千人大关。其中，成年人只有300余人，而未成年人则高达800余人。
据杭州市公安局和杭州市救助管理站透露，杭城的“职业乞丐”主要分布在近江、彭埠、杭州火车站和拱宸桥四大落脚点，大部分人员来自甘肃、河南、安徽和湖南等省份。与以往不同的是，近两年来，部分成年人以“师傅”、“老乡”、“亲戚”等名义，控制了大量的未成年人参与强行乞讨，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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