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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没能赖上难民资格
加拿大联邦法院前天宣判，驳回中国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犯赖昌星“难民资格”申请案的上诉，因为没有证据显示赖昌星被遣返中国后会因政治问题受到迫害，因此他本人及其全家不具备“难民资格”。
由加拿大联邦法院法官麦凯宣读的判决书说，此前难民法庭作出的有关赖昌星夫妇及其3个子女不具备“难民资格”的判决是正确的。难民法庭没有发现赖昌星被遣返中国后会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害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赖昌星的子女会因为赖昌星案而被中国迫害的依据。按照国际法，他们不是难民，赖昌星本人与家属所以不具备获得加拿大难民身份的资格。
根据联邦法院的裁决，赖昌星如果对判决有疑问，可以在本月17日前对判决提起异议。
赖昌星在加拿大还能赖多久？
加方对赖昌星作出不具备“难民资格”的判决后，赖昌星还能在加拿大赖多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自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此次判决从法律上解决了赖昌星的身份问题。但由于赖昌星还可以在本月17日之前再次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申请，因此，此次加拿大联邦法院的宣判尚不是终审判决。
在加拿大联邦法院宣布上述判决结果后，赖昌星的律师戴维·马塔斯在联邦法院宣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继续上诉。但相关专家认为，目前赖昌星和他的律师马塔斯已黔驴技穷，很难再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上诉很可能仍然被驳回。
但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赖昌星还可以利用目前的司法权利和加拿大的司法程序延长他在加拿大的居留时间，继续依靠纠缠官司在加拿大“赖”下去。郭教授告诉记者，如果这桩官司最终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可能还要花上几年时间。即使加拿大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赖昌星也有可能在拖上两三年。
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认为，此次驳回赖昌星申请难民身份的上诉，只是宣告赖昌星以政治避难要求不引渡的理由不成立。虽然增加了将其引渡回中国的希望，但这只是克服了引渡之路上的一个障碍，能否引渡成功还是未知数。
加拿大不愿成为罪犯的天堂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授阮齐林认为，加拿大作出这样的宣判除了证据所显示的理由外，也是基于加拿大本身并不愿意成为庇护罪犯的天堂的想法。
非但加拿大，目前整个国际社会都把各国的经济犯罪普遍当成国际犯罪加以联手打击。阮齐林告诉记者，赖昌星潜逃同时带走大量财富。现在世界各国都认为南北贫富对立是全球一个不安定因素，为了消除世界贫富对立，各国都在积极努力。西方一些国家试图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一些援助，但是后来发现，发展中国家许多财富都落到了一些腐败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手里，导致国家财富外流。世界各国都意识到，要实现全球共同富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反腐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需要各国共同打击经济犯罪。去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更使打击经济犯罪成为全球的共识。此外，国际社会目前都意识到打击犯罪要加强全球化合作，很多犯罪是全人类的公敌，原先国家各自为政的法律壁垒正渐渐消失，更多的国际间打击犯罪的合作正在加强。
外逃贪官遭遇两面夹击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数字表明，目前在我国至少有四千名涉嫌贪污和贿赂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有一些已经逃到了境外，而他们所携带的赃款总额已经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其中，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2003年8月27日，全国人大批准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于9月29日正式生效。这一公约于2003年10月31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是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书，它形成了全球打击跨国腐败的准则，确立了被转移他国的腐败资产返还的原则，并首次在国际层面上建立了预防和打击腐败并加强国际合作的机制。公约的生效，无疑会对我国追捕跨国犯罪分子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中国新领导集体大力推进反腐败风暴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开始实施一项令各国贪官污吏们寝食难安的计划——ICE特别行动小组，它有权没收涉嫌贪污腐败的外国高官经由洗钱渠道进入美国的财产。
而今年1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美洲34国特别首脑会议期间颁布法令，禁止犯有贪污罪的公共事务官员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进入美国。此举是美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后付诸实施具体行动。作为一个和我国尚无引渡条约的国家，美国曾经是我国贪官外逃时首选的藏身之地，随着布什颁布的这一法令的立即生效，那些已经藏匿在美国的贪官将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双边引渡尚需时日
今天，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积极促成并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就已经表明，在联合国框架内，中国打击跨国犯罪的措施是得力的，是有效的，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反腐败事业正在朝着加强多边合作这一方向而努力。
周光权向记者介绍说，由于一些历史因素，中国以往在打击跨国犯罪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国际合作。这是因为一谈跨国合作，就会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这样中
国就会因为与其他国家在制度上的差异而忽略了对跨国犯罪进行合作打击这一重要方式。
同时，跨国司法协助还涉及到国际引渡问题，双边引渡条约的签署也是中国在国际司法协助方面面临的又一问题。周光权教授介绍说，两个国家签署引渡条约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双方国家法律对同一种犯罪行为的认识是相同的，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刑罚也是相同的。但是根据目前中国法律现状，中国法律和别国法律在这两点上难以达成共识，双边引渡条约更是无从谈起。据了解，中国目前签署双边引渡的对象只有泰国、蒙古等少数国家。很多被出逃者视为理想避难所的国家都不在其列。
另外在外流赃款的追缴问题，中国方面往往认为，国有资产应该全额收回，而要征求他国进行跨国司法协助肯定要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进行赃款分割。赃款分割协议往往是双边引渡条约的一个前提，这样也造成了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对象国较少的局面。
国际国内两手都要硬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国家缺乏对中国必要的了解，其对中国的法律可能有些成见。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担心在与中国进行反腐败国际合作时会受到不应有的干扰，甚至担心从中国外逃的腐败犯罪分子被引渡回国后会受到“不公正对待”。对于这一点，周光权认为，为了消除这种影响，中国必须在以下四方面做出努力——中国在外交上应有所动作，以向他国准确无误地解释中国的法律制度；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打击跨国犯罪的行动中去；中国司法改革要更加彻底，要充分保证中国司法制度的公正公开；对于犯罪的惩罚不要冠以重刑主义。
“对外开放是宣传中国的最好渠道，积极参加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是以实际行动消除外国人成见的最好办法”，周光权说。
但打击腐败、打击贪官外逃的关键还在国内，也就是说国内在惩治腐败分子腐败行为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及时准确而且有力度，以往由于信息系统不完整、相关处罚的法律法规也不完整等问题，对有些灰色的东西、模糊的东西没有及时去惩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自力认为，赖昌星案目前的判决结果对那些潜逃和打算潜逃国外的贪官是一个打击。中国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建立完善的“预防体系”，从金融、法律、行政等各方面建立“制度反腐”机制，阻止和减少贪官和犯罪商人外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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