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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保姆上海打工擦窗户不慎四楼坠下。
高额医药费无力负担，已支付两万元的雇主难以为继。
安徽保姆周岱兰躺在远离家乡的上海病床上，度过了自己的猴年春节。一个多月前，周岱兰从雇主家的四楼摔下，腹腔大量出血，脾脏破裂，腰椎粉碎性骨折。经抢救，周生 命无忧，但需再做手术方可摆脱终生瘫痪的危险。可是，高额医药费使贫穷的周岱兰无能为力；已经为其支付两万元医药费的东家也表示难以为继。2月3日，周的儿子在向律师咨询时被告知：不签约的保姆和钟点工，不在《劳动法》和上海有关地方法规的保护范围之内。
因“工”受伤，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赔偿。周岱兰的悲惨遭遇，折射出进城务工者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空白。
生不如死
家境贫困上海做保姆
今年41岁的周岱兰是安徽省庐江县杨柳乡西城村农民，家境贫困，10年前丈夫因病去世。正在上大学的大儿子患过急性心肌炎，至今还拖欠着医药费，小儿子打零工糊口。2002年6月，经保姆中介所介绍，周岱兰来到上海普陀区一户姓丁的人家做保姆。
因为疼痛会不时抽搐
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周岱兰。她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只有头部和两只手臂可以动弹，面容枯槁，双颊塌陷，脸上布满皮屑，手上、脚上全是伤痂和淤青。因为身体虚弱，她说话的声音很小，只有凑到嘴边才听得清。因为疼痛，周岱兰不时抽搐，流着泪对记者说：“我怎么没死呢？死掉多好。”
擦窗户不慎四楼坠下
周岱兰吃力地向记者诉说了事情的经过：“去年12月24日7点多钟，我收拾好了客厅，然后把水壶放在炉灶上烧水。客厅的玻璃窗好久没擦了，我就爬上窗台，一只脚踩在外窗台上，一只脚踩在室内的凳子上，左手拿着抹布擦外面的玻璃，右手拉着窗棂。正擦着，突然炉子上的水开了，声音传到我耳朵里，我心里一慌，脚下一滑，就从四楼摔了下去。”
坠楼的周岱兰当即不省人事，被雇主送到普陀区一家医院急救。医院当即开通“绿色通道”，为周岱兰进行了脾脏切除和肝脏修补手术，让她度过了生命危险，但需再做手术方可摆脱终生瘫痪的危险。
三方困境
雇主：流着泪给医生下跪
周岱兰继续治疗的费用由谁负担？她的亲属、雇主和医院三方全都陷入困境。
在抢救过程中，雇主一家始终守在医院，近60岁的女雇主流着泪给医生跪下，请他们一定将周岱兰抢救过来，并且在第一时间先垫付了6000元手术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雇主共支付了约2万元医疗费用。即使如此，周岱兰的手术费还欠2万元。接下来的腰椎手术，估计要花费4万元，雇主家表示已无能为力。
亲属：雇主承担所有费用
然而，周岱兰家非常贫困，她的亲属要求雇主承担所有费用，甚至说“如果不出钱就把周岱兰送到你家里去”。
这件事给雇主一家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丁家老夫妇整夜失眠。争执不下，双方都通过律师来处理此事。
丁家聘请的律师李志广认为，周岱兰是受害者，雇主也是受害者，雇主在前期抢救中，垫付了大量医药费，但这只是尽道义上的责任，从法律层面上来说，雇主并没有责任为伤者支付所有费用。
院方：周岱兰并非是特例
医院方面也尽了最大努力。这家医院的副院长孙仲伦介绍说，在周岱兰拖欠2万多元医疗费的情况下，医院还是给她办了出院手续，并积极联系另一家有能力做脊椎手术的专科医院，但她的家属因拖欠医药费不敢露面，谁也不敢拍板将她转院。周岱兰只能继续留在医院。目前，医院仍然为周岱兰提供了一张病床，并由护工顺带照顾她的饮食和基本生活要求。
孙仲伦说：“周岱兰并非特例，医院每年都有大量拖欠医疗费用的事情发生，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医院有救死扶伤的责任，不能先谈价钱再抢救，救活之后病人拖欠费用，医院也没有办法。”
索赔无望
不属劳动争议范畴
周岱兰能否向劳动中介机构索赔？为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高树升表示，周岱兰只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就业的，而不是中介公司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中介公司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当前比较可行的，只能依据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公平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向法院起诉，向雇主要求民事赔偿，但具体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赔偿的数额不会太大。
社保空白
保姆不是工伤待遇适用对象
事实上，越来越庞大的家政服务人员队伍，却享受不到丝毫劳动和社会保障：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在现行《劳动法》中没有明确规范，所以周岱兰的摔伤，不算工伤，不受劳动法保护；《上海市外地劳动力工伤待遇的规定》的适用对象也不包括保姆。
家政服务人员无法投“综合险”
2002年9月1日，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只要连续缴纳保险费，就可以享受工伤、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等方面的保险待遇，但是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被排除在外。
周岱兰的雇主表示：“如果周岱兰可以投保，我们双方都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为钱伤透脑筋！医院也不会担心病人欠费。”
中介介绍生意很少签订合同
介绍周岱兰当保姆的劳务介绍所负责人告诉记者，上海家政中介公司介绍生意，绝大多数都是口头约定，很少有签订合同的。他拿出一本《家庭劳务协议书》，尘封已久，几乎没有用过。而就是这份由政府有关部门印制的协议书上，也没有保姆社会保障方面的条款，连受到意外伤害时责任如何认定的条款也没有。
立法欠缺对民工的有效保护
高树升律师说：“现在上海有几十万保姆，全国的数字更大。类似周岱兰的悲剧将来还可能发生，但我国目前在相关的立法层面上，除深圳在2001年制定了地方法规外，尚缺乏对这个群体利益有效的法律保护。”他希望周岱兰事件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让包括保姆在内的民工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
“民工社保”卡在哪里？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民工社保的回报十分微薄，与城市职工社保的差别非常大。待遇上的不平等，导致民工社保少人问津。另外，两种社会保险的支付方式也不同。以养老保险来看，城市职工养老保险金是在退休后按月支付，每个月都会有稳定的收入保障。而参加综合保险的外来从业人员，将会在退休年龄一次性拿到一笔养老金。由于当初参加社保时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少，民工得到的养老金也不会太多。
再者，城市职工社会保险由政府托底补足，而外来务工者不仅要自给自足，甚至还要“支援”城市。例如，上海市政府会从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费中抽取2%，作为管理外来人口的费用。此外，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的综合保险费，还有一部分被用做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费用，形成民工“养”下岗职工的奇怪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用人单位和民工自身对综合保险都缺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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