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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华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已给许多中国人带来伤害。 |
昨天早晨6时，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受害者之一李国强从首都机场乘机飞赴日本。他将在日本高等法院出庭，陈述他和另外4名化学武器受害者的受害事实。2月12日，日本高等法院将对这5名中国受害者的上诉进行开庭审理。这是中国化武受害者首次直接面对日本高等法院。2月9日晚上，即李国强赴日前一天，本报记者与他及律师苏向祥进行了一番长谈。李国强说：“我要用铁证触动日本法官和日本民众。”
受害者将直面日高等法院
2月9日晚，本报记者在四川驻京办事处找到李国强。这是化武受害者对日诉讼中方代理律师苏向祥给其安排的住处。
李国强是在汽车转火车奔波了一宿一天之后赶到北京的。
交谈不久，李国强便开始重重地咳嗽起来。“我一着急上火时，就咳嗽得厉害，这都是当时落下的后遗症。”李国强说。
“后遗症”就是他被侵华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芥子气体创伤的结果。北方乍暖还寒的气候，尤其容易使他随时发病。
李国强，55岁，齐齐哈尔市人。1987年，时年38岁的他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煤气公司庭院里无意中碰触到发现的铁罐装液体和气体之后，产生呼吸困难等症状。之后经诊断，他被确认为是受到芥子气的毒害。
10年之后的1997年，李国强和其他4名化学武器受害者一起，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造成受害者及其家属陷入这种痛苦境地的日本国作出有诚意的谢罪，并支付1000万—2000万日元不等的赔偿金及相关利息”。
但是，2003年5月15日，东京地方法院在对该诉讼案中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和受害者受害事实均认定的前提下，判决这5名受害者败诉。5名受害者感到屈辱和愤懑，他们随即向日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李国强此行是以化学武器中国受害者的身份，第一次向日本高等法院陈述自己的受害事实，同时也将拷问日本司法的公正。
临出发前，李国强再一次从包里拿出护照、机票等物件，一一仔细查验一遍。确认都带妥之后，他冲着站在旁边的化武受害者对日诉讼中方代理律师苏向祥点点头。
“第一次开庭非常重要。如果受害者对受害事实的陈述和提供的法律证据，能够触动高等法院的法官，那么上诉的结果就会更加乐观一些。毕竟，这是日本最高法律执行机构与中国化武受害者最为真实的一次接触。”苏向祥对记者说。
民间捐款资助受害者
与以往不同，此次化武受害者的上诉，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对于民间对日诉讼，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仅仅是观望，而是开始有了具体的行动。李国强此次去日本的全部费用，就来自于民间捐款。
本报2003年12月17日《民间对日诉讼面临资金困境》一文见报之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为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社会捐款已逾10万元。
在军队服役多年的吴先生(现下海经商)，在通过本报记者找到化武对日诉讼中方代理律师苏向祥后，个人捐出10万元作为对诉讼的资助。双方协定，该捐款全部用于对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的调查取证费用及受害者赴日出庭费用，并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有关媒体等组成监督小组对款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适时予以公布。
“他们不为名不为利，甚至连名字都不愿意留下，让人真的很感动，”苏向祥感慨，“也许捐赠的只是一块钱，也许援助的只是一次志愿的翻译，我们都将视同无价，因为这正是我们需要的。而我们坚持不懈进行对日诉讼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参与其中。”
苏向祥说，这种广泛的关注和参与，能让更多的受害者亲自走上日本法庭，而这正是最终胜诉的重要前提。
律师找出胜诉突破点
对于此次化武受害者上诉，苏向祥认为，胜诉的关键不在于法庭对受害者受害事实和法律事实的认定。因为在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当中，这些已经被予以认定，因此，胜诉的关键在于日本高等法院的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案件进行判决。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法官能有秉着生而为人的良知作出正确决定的勇气。”苏向祥说。
在提起上诉之后，在2003年的大半年中，中日律师团对相关法律证据进行了适当补充，包括受害者现状、间接受害的受害者家属的情况，以及对化学武器确凿的埋藏地点的指认结果等等证据，这些证据无疑将在判决的天平上加上一颗重要的砝码。
此外，对于诉讼案的被告———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动辄舞动的三个挡箭牌“国家无答责”、“个人无权起诉国家”以及“在主权国以外的调查存在困难，伤害结果的发生有不可避免性”，苏向祥说，如果找到突破点，那么这些挡箭牌其实就成了对方的软肋。
苏向祥还向本报记者透露，中日律师团有把握将这些挡箭牌各个击破。比如，律师团将考虑向高等法院提交法律意见书，以足够的理由来说明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对待日军在华遗留化武问题。所谓“在主权国以外的调查存在困难”只是日方的托词而已，而这种没有任何道理的托词，使得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伤害屡次在中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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