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夫妻
-他们是合肥市文联的作家
-他们自费耗时三年跑遍安徽农村采访“三农”问题
-他们扔下半岁的孩子换来本《中国农民调查》和刚开始的官司
人物档案——
 |
| 从这对夫唱妇随的夫妻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信心 |
陈桂棣男，安徽蚌埠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曾做过炉前工、编辑，现供职于合肥文联。
春桃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现供职于合肥文联。
写书：耗时3年，跑了50个县，花掉5万家当
记者：这本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书历时三年才写成出版，据说从采访到写作都一波三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
春桃：2000年10月到2001年冬天我们到安徽50多个县进行采访，其中2001年春天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专程进京，找在京一些高校和农业部的专家为我们解答采访中遇到的困惑，即使后来真正开始动笔了，又因为涉及的许多素材要进一步核实取证，再次到农村去补充采访。
这样真正动笔应该从2002年3月开始，将近一年后写完。当时为了找到写作的感觉，特意离开合肥市的家到农村租了间民房。2003年6月投稿给《当代》杂志，忐忑不安地等了将近半年后，《当代》杂志终于发表了。
记者：你们的采访有资金方面的支持吗？得到过哪些部门的支持？
春桃：采访全部是自费进行的，先后大概花了五万元钱，那几乎是我们所有的积蓄。
我们是为作品做采访，没有想到过请任何部门支持。
记者：安徽一共有70多个县，你们走访了50多个，选择那些县的依据是什么？
春桃：我们在采访前就相当关注农民问题，凡是报刊上有这方面的报道都收集起来当资料，其中许多新闻事件都成为我们的采访线索。
记者：书出来了，反响很大，《南方周末》更是将这部作品列为去年最值得崇敬的一部，你们的感觉是什么？
春桃：长出一口气，感觉很幸运，毕竟这部作品得到了太多人的支持与理解。我们知道其他报告文学作家手头也有很重大的题材，我们最先得到了发表。
反响：孙国庆的父亲，用书考验老伴儿爱情
记者：你们从读者中得到最直接的反馈有哪些？
陈桂棣：我举两个人物。其一就是你刚刚看到我们送走的那位老人，他是歌星孙国庆的父亲孙肖平，也是位老作家。去年《当代》第六期发表了《中国农民调查》，老人听说后就寄了十二块钱给杂志社买了一本杂志，据他说是边看边流泪。今年大年初一他把电话打到了我们合肥的家里，说为了找我们的电话他四处打听，折腾了一个上午才找到。老人激动地说，“我是当年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的，这么多年来我也做了不少工作，自认为是对得起人民的，可看了书我才感到心中有愧啊，原来农民这么苦！我老伴很奇怪我怎么对着那些文字感叹落泪，我对她讲，如果你看了书不流泪咱俩就分手，说明你的心是冷的呀，我不能抱着块石头过下去。两个儿子也支持我，非让他们的母亲看，结果老伴看了后比我还激动。”
其二是《凤凰琴》的作者刘醒龙，他看到这本书后非常喜欢，说终于有人为农民说实话了。
记者：书的读者对象是什么人？
春桃：书中写的是农民，但并不是只给农民看的，我们希望全社会关心国家发展的人们都来看一看，即使不是作为国家的决策层从书中得到些制定政策的参考，至少也可以了解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
而这本书中的描述对象——农民，他们中很多人根本就买不起书。据我所知有人本来想买四五十本书带给村民看，结果摸摸口袋里只有买十本的钱，这是我们很心酸也很遗憾的。
记者：书中的采访对象看到这本书了吗？
春桃：有的采访对象看到我们送的书了，有些人因为太偏远没法联系上。一些看到书的人很激动，有一个距离合肥几百里路远的村子，还组织村民跑到我们家敲锣打鼓送来一面锦旗。
初衷：本想讴歌税费改革，没成想转向“三农”
记者：我知道陈桂棣先生曾因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获得过人民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几年前是怎样想到要写这么一部反映“三农”问题的作品？
陈桂棣：当时安徽省里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创作，特意立了一些文化项目，作为经济促进手段，还拿出120万元钱鼓励创作者，比如谁能把赞颂黄山的歌写得像《太阳岛》一样蜚声大江南北，谁能把黄梅戏唱响国内外……都要奖励10万元钱。而为减轻农民负担推行的税费改革政策又率先在安徽进行，把税费改革普遍推广的报告文学也成了当时的文化项目之一。我作为省里惟一获鲁迅文学奖的一级作家，成为公认的投标对象，结果我最终没能接那个标，因为我发现税费改革已经遇到了很大困难，没法搞下去了怎么写？
但“三农”问题却是不容回避的，没同任何人讲，打着写税费改革的旗号，我们俩开始了漫长的采访之路。
记者：采访过程最困难的一段是什么时候？
陈桂棣：采访进行了一个阶段，好多问题我们都感到非常困惑，就在2001年进京找专家进行解答。
那次进京，我们带了万把块钱。为了让人看得起，打肿脸充胖子我们没住人民文学等单位的半地下招待所，而是住在沙滩一带。
开始最大的难题是四处联系农业专家，俩眼一抹黑，我们好多时候是打114四处查询。有一次终于辗转和北大一位教授约好了当天一点钟见面，结果提前一小时出发的我不知道北京堵车那么厉害，等我心急火燎地赶到时，人家早走了，打电话解释吧，他说没有机会了，他也很忙。
还有的专家不屑于接受我的采访，他觉得你一个安徽来的人怎么能够写中国农民问题呢。
接近一个月时局面终于打开了，有农业专家将一连串的同行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柳暗花明了，但又开始囊中羞涩，除了住宿与吃饭，通讯费就是很大一笔开销。摸着已经干瘪的口袋我真是欲哭无泪呀！我下决心去住地下室，每天吃拉面，我就不相信坚持不到最后。
当时因小孩生病春桃已回去了，她打来电话很着急地说，你怎么不和《当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呀，你不能这样等死。而刚好在那时我得到了我的作品获奖的消息，除了证书，还有奖金一万元，一下子，我得救了。
采访完专家回到家后，回顾这些专家讲到的政策缺陷，我们一下子就傻了，许多东西写内参还差不多，怎么能写在报告文学里呢？于是我们继续回到农村去做采访。就这样慢慢从歌颂税费改革改变到了“三农”问题上来。
要说苦，写作时也很苦，在郊区农村租的农房里，我的手被冻得到现在还满是伤疤。把孩子寄养在一个老邻居家，我们刚下去采访时孩子还不到半岁，如今都四岁了。
理想：我们认为就不应该存在农村
记者：春桃是做母亲的，抛下才几个月的孩子到农村去走村串户，有没有觉得愧对孩子？
陈桂棣：这个问题太让她伤心了，有一次媒体采访她，面对镜头她哭得满脸是泪。
春桃：好不容易采访完开始写了，突然感觉在城里写作完全不对，只好硬起心肠又在农村租房子写了一年。
对孩子我当然舍不得，但实在是没办法。当我在农村采访时，我看到农民的小孩那张麻木无奈的脸，看到那些因为贫穷缺衣少穿失学在家的孩子，我感到我的孩子与他们比简直是生活在天堂，于是心里就感到一点安慰。
记者：你们二位觉得理想中的农村应该是什么样的？解决农民出路的真正手段是什么？
陈桂棣：我认为就不应该存在农村。在西方许多国家有农业，但没有农民和农村，而我们国家不仅存在着“三农”，城乡的差距还越来越大，这是不应该的。真正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关键不是减负，而是增收。光靠减负是不会让农民真正过上好日子的。
春桃：我基本同意他的观点，当务之急却还是全社会都对农民问题进行必要的关注，值得欣慰的是党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特别提出，把农业问题当作重中之重来对待。同时我个人感触很深的一点，就是国家对文艺创作的放开与宽容也有了明显进步。
相关链接
《中国农民调查》之要案
1.丁作明死亡事件。安徽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村民丁作明，因向上级反映本村乱收提留款，被乡派出所工作人员暴打致死。
2.小张庄故意杀人事件。安徽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村有村民对村里账目不清向上级反映，村委会副主任张桂全率人大打出手，五分钟内造成四死一伤。
3.大高村事件。安徽灵璧县冯庙镇大高村，县公安局荷枪实弹抓走52人，其中包括一名年仅三岁的孩子，多数人遭到毒打。
4.沈寨农民负担命案。安徽阜南县中岗镇沈寨村发生持枪上门征收农民提留款造成枪杀一人、伤二人的特大恶性案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