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周刊：从社会的层面上，如何尽量减少变态犯罪？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
1.尽可能减少他和社会的矛盾。比如特殊偏执性人格(认死理)、自恋性人格、同时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排解内心的体验的人，社会就要关注、干预美妙时光产权酒店紫光台式电脑小户型主阵容揭晓多媒体互动学英语。事实上，过去也有干预机制，过去都是靠单位，现在要靠社会救助措施，为他提供方便合法合理的排解渠道。
2.针对人格缺陷的变态(病态)，采取专门矫正措施。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家庭、学校、社会三大教育体系要共同努力。特别是男孩到十三四岁、女孩到十二三岁时，正处在青春期，心理焦虑、烦躁，忧虑自身的生理变化。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小学的性教育没有跟上，或者即使有，也仅仅停留在性心理上，对由此伴生的问题，没有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与社会心理、生活的常规相违背的行为。
3.近一两年来，社会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将“弱者”和“强者”绝对化，如此，必然导致弱者的心理不平衡发展。所以，社会应削弱所谓“弱者”“强者”这样的评判。
新闻周刊：如此多的变态杀人者的出现，是不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心理问题关注的薄弱？
孙东东：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内心体验排解渠道而产生了心理变态，而目前的状况是，我们社会心理诊疗机构的严重缺位。尤其是在农村，几乎就没有这样的机构。在城市里面倒是有一些，但数量很少，且心理医生没有几个是专业人士。
新闻周刊：从社会的制度设计方面，如何来预防变态犯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国家宪法赋予了公民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在没有发现一个人犯罪前，我们不能对他采取法律手段。
西方一些学者有“天生犯罪人”一说，他们认为，有的人生来就是为犯罪的。而我们一直不这样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我国学者认为，人生来是没有善恶之分的，而在其以后的成长历程中，接触了社会，心理会有些变化，逐渐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有的人心理就产生了疾病。所以说，我们需要预防的不仅仅是变态犯罪，而是要预防全社会有可能发生的所有的犯罪。
新闻周刊：由于变态犯罪似乎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比如，他们杀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仇杀、情杀或财杀，也就是说，他们的犯罪动机没有具体的指向性，因此，变态犯罪比一般犯罪有所不同，而且其产生后果更加难以预料，为此，有没有专门针对它的预防手段？
韩玉胜：从常理上讲，我们发动所有的人来预防变态犯罪，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恰当的。试想，让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带上预防工具，随时与人持警戒和敌视态度，那是我们做不到的。
事实上，我们能做到的，一方面是对心理变态者进行及时的矫治。日常生活中，变态者不可能不露出某一方面的变态迹象，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应该主动的对他们进行关注和救治。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向特定人群告诫变态犯罪者有可能实施的犯罪行为，比如，黄勇案发生后，学校要对孩子们进行相关的教育。
新闻周刊：最近，发生了好几起变态杀人事件，是不是说，变态犯罪率较以前有所上升？
韩玉胜：没有。只是媒体比过去更开放，自由度更大了，新闻能够及时地报道出来，而在以前，这方面的限制可能要多一点。事实上，过去类似的案件也发生过一些，但没有被社会广为知情。
孙东东：任何社会都有变态者，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变态杀人者更多，我们不要惊慌失措。中国有13亿人，河南有1亿人，1亿人里面出现了这么两个变态杀人者，比例还是很低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要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人都希望美好的生活，变态犯罪是因为他们自身出现了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无法排解；应该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正常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是心理变态；变态杀人现象还不具有社会普遍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