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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珀尔2002年在巴基斯坦被穆斯林极端分子杀害，时隔2年，该案仍未最终了结。近日，珀尔的遗孀玛利亚·珀尔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诉说了她为寻求事情真相和司法公正所做的努力，以及世界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在整个事件中的冷漠。以下是玛利亚的自述：
我在巴基斯坦交了个朋友，我叫他“上尉”，这源于他不怒自威的神态，这可能与 他在巴基斯坦陆军服役数十年有关。在我丈夫——丹尼·珀尔两年前在卡拉奇被绑架之后，上尉成了我生活中第二重要的男人。他告诉我：“我会把你的丹尼带回家的。”但是过了4个星期，我们知道丹尼永远都回不来了。
上尉就是在此期间认识丹尼的。他见了我、丹尼的朋友、丹尼的老板，并看了一些丹尼写的东西。我们来到丹尼在卡拉奇的住所，寻求一切可能找到丹尼的线索。上尉看见了丹尼的曼陀林，甚至还有丹尼穿过的配不上对儿的袜子。他说：“丹尼是美国人里最好的。”
丹尼失踪后，上尉的唯一目的就是救丹尼。因为我也在那里，而且怀孕了，因为丹尼是无辜的，更因为上尉是一个有良知的穆斯林。丹尼的死讯是上尉首先告诉我的，之后他承诺说：“我会寻求把事件真凶绳之以法，搭上我一生也在所不惜。”但我只希望当时也提出过类似承诺的其他人——其中包括丹尼在《华尔街日报》的上司，能信守诺言。
在丹尼被绑架一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2003年1月23日，我带上尉见了丹尼在《华尔街日报》的老板。上尉一直在默默操劳，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他是个英雄。我们不知道在巴基斯坦当局立案调查珀尔案之后，《华尔街日报》为什么不派人去巴基斯坦代表珀尔出庭。
接受审讯的包括该案的主谋奥马尔·谢赫，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离开巴基斯坦大约一年后，曾极力劝说《华尔街日报》派人代表珀尔出庭，但该报的头头这样回答我们：“我们接到建议说不要派一个美国白人去巴基斯坦法庭。”
但《华尔街日报》不仅没有派美国白人去，他们根本就没有派任何人去。该案的审讯在狱中一间小的可怜的、没有窗户的“法庭”中进行，透明度无从谈起。不得已，我花了大把资金雇了一名巴基斯坦律师代表丹尼，《华尔街日报》只给了我一丁点钱作为这场官司的费用补偿。
最后，《华尔街日报》接受了上尉的建议，向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施压，以保证审讯工作继续进行。2002年7月，奥马尔被判死刑，其余3名从犯被判终身监禁。《华尔街日报》的老板承诺出钱在巴基斯坦雇律师，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代表丹尼出庭。
奥马尔被判死刑后，提出了上诉。但是他的上诉被延迟了9次，多是因为奥马尔的律师没有出庭。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即使被关在监狱中，奥马尔的影响力也丝毫不减。有些报道指出他可能协助策划了近来对穆沙拉夫的暗杀事件。同时，另有报道说，有人提出用今年1月被绑架的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一名体育和农业部长交换奥马尔和另外3名从犯。
奥马尔这人的神通在1999年就已经众所周知。当时，极端分子劫持一架印度航空公司客机，要求巴基斯坦当局释放因策划一次未遂绑架而在狱中服刑的奥马尔。巴基斯坦当局为了乘客的安全妥协了。这说明在巴基斯坦这种地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寻求正义和公正可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除了奥马尔的上诉审理之外，还有一个针对当年拘禁丹尼的4名男子的审讯没有进行。他们的审讯有待于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对奥马尔上诉案的决定。但是《华尔街日报》对该案的热情已经消减的差不多了。
在丹尼被绑架后直到确证死亡那段时间里，《华尔街日报》都显得很热心。他们为我以及我和丹尼的儿子——亚当募集捐款。但到了2002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道琼斯公司的一名律师对我说出了实话。当时奥马尔正在受审，我试图跟踪事态进展，要求得知《华尔街日报》在此期间做了什么。他们没有雇律师。针对奥马尔的审讯没有任何透明度可言。
道琼斯的律师是这样对我说的：“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们的。”接下来，我经历了这辈子最孤独的时光。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大腹便便，已经不能亲自去巴基斯坦代表丹尼了。几个月后，我给《华尔街日报》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我很清楚地知道案件审理和调查工作具有的难度，这就像在我在过去10个月单独面对这些问题时的困难一样。但丹尼被谋杀就像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在你们公司心脏爆炸。我不能理解你们怎么可以置之不理，不去寻求事情真相。但我会忠于我和丹尼都坚持的价值，这就是我不放弃寻求公正和真相的原因。”
我要求再次同《华尔街日报》老板见面，但事情并没有多大改变。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只能依靠雅虎(Yahoo)获知事态的进展。从《华尔街日报》那边，我能听到的只有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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