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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政府今年GDP的调控目标为约7%
对照去年9.1%的增长，这一调控指标似乎“有些不给劲”：要知道，即使在新一轮增长周期雏形初显的2002年，GDP增长也达到了8%，而对目前这一阶段的描述，用得最多的语句是“已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
起步期增长高达8%～9%，上升期内却反而将其“保守”地定为7%，这其中的“真意”，用权威人士的话说是“体现了新的宏观调控思路”。
而所谓新宏观调控，最直白的解释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宏观调控”。
复杂的形势，艰难的判断
经济研究者樊刚指出：“如果今年中国的GDP增长超过10%，那么，2005年以后的中国将再度陷入深度通缩。”
而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陈东琪看来，经过前两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今年如果在9%的基础上再加速，则会使“局部过热”演变为“总体过热”，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高通货膨胀。
一个预言通缩，一个担心通胀，更有不少人认为两种情况都会发生，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徐连仲就不止一次向记者指出，如果目前涨价的上游产品能够被成功导向最终消费，则可能出现通胀，否则将造成中间产能过剩，形成长期通缩。
或胀或缩，先胀后缩，既胀且缩……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之复杂，以及研究者们陷入的判断迷局。
这种迷局还在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宏观经济日益显示出其运行的复杂性，我们刚刚还为通缩苦恼，一转眼，局部过热已迫在眉睫，而如果我们贸然抑制过热，转过年来很可能又要重新“启动经济”。
用一位有识之士的话说是，经济社会转型至今日，已很难用单一的判断来描述你所面对的中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立群指出，这恰恰是中央为什么一再强调“当前是改革发展重要关口”原因所在。所以，谈及此轮调控“新”在何处，张立群认为，一是对形势的把握和判断变得更为复杂，需对其进行具体和动态的考察；二是调控变得更为艰难，旧有的调控体系面临调整，调控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也将更加依赖市场。
而这一切，无疑与近年来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增长自主性的提高密切相关。
张立群说，如果我们不与时俱进，仍然沿用以往非此即彼的形势判断思路，不对旧有调控体系进行必要的完善，新一轮调控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而这种完善，意味着调控体系更加动态，调控更具预警性，手段更加依仗市场，目标更加全面协调。
比如此次出现的局部过热，与1992～1993年时的“过热”肌理完全不同。与那场建之于短缺经济基础上的“过热”相比，张立群认为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今天的增长都更具弹性，具有较大的内部约束，因而在调控上，要更加注重市场手段的选择，否则，很可能因为过多的行政参与，造成违反初衷的反向调节。
7%，各方平衡后的调控选择
去年高达9.1%的GDP增长，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解决一系列发展难题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中国高速发展的隐忧，这种隐忧，集中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高投入带来的过热之忧。
去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投资增长唱主角。我国固定资产投资2003年增长高达26.7%，个别行业投资增长几乎翻番，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局部投资过热和预期中的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水泥和电解铝行业。统计显示，这几个行业去年的投资增长分别高达96.6%、121.9%和92.9%，到2005年，预计钢铁的过剩产能为6000万吨，占届时生产能力的近1/5；电解铝过剩400万吨，而当年需求才不过600万吨；水泥也将有1亿吨的过剩。也就是说，如不对过热的局部投资进行有效控制，代价将可能是近期可能出现的通胀或一两年后的大面积的产能过剩和通缩。
二是高能耗带来的不可持续发展之患。
2003年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高能耗。这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能耗较高的重化工业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源自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说明这种粗放增长最好的例子是：去年我国的GDP增长占世界3%，却消耗了占世界40%的原煤；我国的电解铝生产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30%，与此相应的是，我国不少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则高居世界榜首。
资本、资源匮乏，却要支撑以高投入、高消耗为支点的快速增长，这样的发展当然难以持续！用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的话说是：“我们发展的思路不够宽阔，我们经济增长的方式过于粗放，粗放到不能容忍！”
一方面是投资消费结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是粗放式增长难以为继，要短期实现对上述问题的调控，降低GDP增长指标，抑制过快增速成为现实的选择。
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类社会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投入也相应增加，如此一加一减，制定一个合理的GDP增速则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根据十六大确立的发展目标，我国若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2002年以后的GDP增速必须保持在平均7.3%以上。鉴于前两年连续8%以上的增幅及出现的上述隐忧和社会事业亟须投入的现状，7%的调控目标则成为2004年的一种务实最佳选择。
7%，一是我们能力所及；二是可以在连续两年高速增长后给我们的发展之车加些润滑；三是可以腾出部分资金和物力，兼顾发展的平衡与全面，在科教文卫领域多一份投入；最后，这一自觉调低的增速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信号，特别是对那些尚未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深植于心的地方官员来说，它意味着党和政府真正在意的是全面的人的发展，以及工作作风的求真务实。
更加注重预警性和增长质量
更注重预警性，是新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
海南触目所及的烂尾楼，至今让人心有余悸，也因此有了1995年的软着陆，有了今天国务院相关部委针对性极强的各类行业预警。
针对上半年初露端倪的四大行业重复建设问题，国家发改委去年8月一周之内连续两次发布预警，通过《警惕经济运行中的盲目重复建设问题》、《抑制盲目重复建设，引导汽车工业健康发展》两个文件，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再比如，此次宏观调控提出之时，经济并未像以往那样出现总体过热，而只限于局部：陈东琪将这种局部过热归结为三点：一是9.1%增速表明“热”还处于潜在水平；二是1%—3%的物价涨幅还在正常区间，一般警戒线为5%；三是对外贸易不仅没有逆差，反而大幅盈余。
相应于此，陈东琪的政策建议是“对今年的经济运行速度进行调控，限制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加速势头，但不能全面紧缩，在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增长仍是宏观调控的主题”。
止之于未萌，事实上正是一个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圭臬所在。
此轮宏观调控另一个“新”处在于，其更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以此缓解能源、交通等瓶颈制约，通过财政、货币等调控手段的运用，将企业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和节能方向上引导。
去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缺电”现象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将遭遇资源瓶颈的重要信号。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消费煤炭、钢铁、铜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和电力消费国。统计显示，我国每创造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凯指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造成许多隐忧，从去年来看，尽管增长速度达到9.1%，但由于消耗大量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压力；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煤电油和交通运输全面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他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从近期看，不要说去年9.1%的增长速度，就是今年保持7%的增长，难度都很大。
加强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调控力度，也出于我们对未来能源、资源供应，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考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如果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到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约60亿吨标准煤，2002年这个数字是14.8亿吨。按目前的能力，是难以保障能源供应的。矿产资源保障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我国虽然有些矿产资源储量较大，但人均矿产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58%。到201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只有11种能依靠国内保障供应；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减少到9种；而铁矿石、氧化铝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矿产资源更将长期短缺。除消耗过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外，现行发展模式还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环境生态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说：“如果去除环境补偿成本，我国GDP的增长很可能是一个负数。”
如何实现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调控，马凯认为首先应当完善核算体系，单纯用GDP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考核领导班子的政绩有失偏颇，容易导致有些地方不及代价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了结构、质量、效益和生态保护。
中央党校教授赵长茂认为，从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说，应当运用财政政策，对节能和环保的项目给予支持，同时也包括国债资金不投向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项目；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应对鼓励发展的产业给予信贷支持，而对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不发放贷款，更不允许上市筹集资金；还可以通过项目审批的直接措施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这些操作性政策都应当围绕产业政策来制定。所以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是当务之急，我们到底要鼓励什么，限制什么应当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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