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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他冷静、无畏，他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灾难。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他的人生准则和职业操守。他以令人景仰的学术勇气、高尚的医德和深入的科学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情的力量。
记者打听到，钟南山每周五都要到广州二沙岛体育学院跟他的同事们打篮球。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记者在二沙岛体育学院篮球场门口“堵”住了钟南山。
钟南山穿一件白色衬衣，个子不高，满面笑容，一如午后缓缓吹过的春风，极富亲和力，但他又非常严谨，说起话来不急不徐，好像每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
记者就在他换衣服之前，对他进行了短暂的采访。
记者：有人说你是个完美的人，的确是这样，从我们角度讲，以前更多地崇拜娱乐明星或者体育明星，而崇拜一个科学家，还是非常少见。那么，您对自己有什么评价？会不会觉得有很大压力？
钟南山：没有完美的人，我不过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可能我小时候比较注重全面发展，像体育呀、音乐呀，都比较喜欢。我不会感到压力，只是鼓励自己要做得更好一些。
记者：去年发生了非典，今年又有禽流感，很多都是人类自己带来的麻烦，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有什么忠告？
钟南山：人类要与自然协调，不要吃野生动物，尽可能地接近自然，爱护自然。我们应该是自然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记者：您以前在业内是知名人士，非典过后，您是社会名人，那么，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钟南山：第一，我的潜力发挥更大，以前三四天做成一件事，现在一天就能完成；第二，媒体关注太多，有些工作受到影响。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学问。
钟南山，是这样一个人：既是严谨的学者、教授，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67岁老人，因为他的存在，我们感动，并骄傲着。
钟南山总是记得一位中学老师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人不应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变得很小。”
有人说钟南山不但是一名院士，更是一名战士。
而早年的风风雨雨，和非典时期冲在第一线的英雄背影，让钟南山成为生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战士。
扬名赛场 碰撞爱情
在钟南山的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钟世藩。钟老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后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儿科专家。
所以从小，钟南山就想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1955年，年仅19岁的钟南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实现了从医理想的第一步。
这一年初秋的北京，钟南山提着简单的行李，手握着北医大的录取通知书，直奔仰慕已久的北医大。他甚至来不及多看一眼北京的风光。
和所有优秀生一样，钟南山上课特别认真，课余时间大多待在图书馆里。钟南山不仅仅是个书虫，还是个特别活泼的活跃分子，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喜欢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1956年，钟南山作为北医大的运动员代表之一，参加了北京市高校运动会。钟南山在运动会中摘取了400米跑的桂冠，为北医大争了光。时至今日，北医大还有几项由钟南山创下的运动记录无人能破。
1958年，钟南山被抽调到北京市集训队训练，准备参加第一届全运会。1959年9月，在首届全运会上，钟南山像是一匹所向披靡的骏马在运动场上驰骋，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400米栏的全国记录！他还在1961年获得了北京市十项全能亚军。
对体育运动的酷爱，不仅为钟南山写下了人生中浓重的一笔，也为钟南山带来了一生中最亲密的伴侣———妻子李少芬。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在一位朋友家里，他认识了主人的另一位朋友———国家女子篮球队队员李少芬，李是广州花都人，1953年由广州选拔到北京国家队打篮球，是50年代中国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曾留学苏联，代表国家队出赛13年。他们一见如故。同一样的乡音，同一样的志趣，很快拉近了这两位青年男女的距离。在双方家人的赞同支持下，1963年12月31日，钟南山和李少芬在北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最黑暗的日子 医学事业从36岁开始
1960年，钟南山毕业后留在了北医大。就在风华正茂的钟南山雄心勃勃，打算干出一番事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云打断了这一切。
由于父母是医学专家，父亲在解放前夕出过国、留过学，因此在那些颠倒的日子里，钟南山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这样大的帽子紧紧地箍在了钟南山的头上，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1969年，钟南山参加了下乡的医疗队，到了河北的宽城县。
痛苦中，钟南山决定离开北京，离开这个曾给他带来辉煌奖牌、也给他刻上伤心印记的地方。
1971年9月，拖着孱弱的躯体，抱着几本医学书籍，钟南山一脸疲倦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对于这次选择，他心中没底。
刚从北京回到家的一段时间，钟南山总觉得父亲的眼中充满了难解的忧虑，直到有一天，不爱说话的父亲突然向他问了一句：“南山，你今年几岁了？”钟南山一下子似乎还没明白父亲的用意，恭恭敬敬地回答：“36岁。”“唉，都36了，真可怕……”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再对钟南山说什么。
这一夜，品味着父亲尚未说完的话，他明白父亲的苦心。许多年后，钟南山总是对别人说，他的医学事业是从36岁开始的。
43岁留学英伦
1979年，钟南山抱着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强烈愿望，通过了国家外派学者资格考试，获得赴英国为期两年的进修机会。
出发那天，正好是钟南山43岁生日。
经过9天的长途跋涉，钟南山终于在1979年10月28日到达伦敦。可是，按照英国的法律，中国医生的资格在这里不被承认，因而不能单独为病人治病，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钟南山的导师弗兰里教授甚至说：“你在这里只能呆8个月，以后你要自己联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那天晚上，钟南山彻夜难眠；祖国科技落后，我一定要争口气。
钟南山从自己身上先后共抽了600毫升血，做了近30次试验，将呼吸实验室里的一台闲置了大半年的血液气体张力平衡仪修好。接着就开始搞“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课9题。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他连续吸入一氧化碳并多次抽血测定浓度。当一氧化碳的浓度达15%时，他感到头昏脑涨，直至血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22%，这相当于一个人连续抽60多支香烟。钟南山的实验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不但证实了弗兰里教授的一个演算公式，还发现了一个推导的不完整性。那天，弗兰里教授一下将钟南山抱住，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证实了我多年的设想，祝贺你有新的发现。”他又问：“你打算在这里干多久？”钟南山说：“你不是说只能呆8个月吗？”“不！你愿意在这里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弗兰里教授非常肯定地答道。
在英国的两年间，钟南山与英国同行合作，先后取得了6项科研成果。钟南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终于让他们明白了中国人还是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中国人的骄傲。”
被推到了一场大战的最前沿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把钟南山推到了一场大战的最前线。
2003年1月21日，钟南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通过对三十几名病人的会诊和抢救，专家们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这种病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
钟南山被推到了一场大战的最前沿。
就在疫情愈演愈烈的时候，身为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的钟南山主动请缨，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大胆要求：把最重的病人送到呼吸所来。
于是，钟南山领导的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了广东省非典救治工作的技术核心和攻坚重地，短短的几天之内，六十多名危重病人从各家医院转送过来。
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初始阶段，由于医护人员与病人“密切接触”，往往是抢救一个人，放倒两三位医务人员。每天，钟南山不管多忙、多累、多晚，必定要到病房走几趟，除了看病人外，还要了解每一位同事的身体状况，检查每位医护人员的隔离措施是否到位。
面对病人，钟南山总是亲切地询问病情并亲自检查。天冷时，他总要用手把听诊器搓热，并从语言上给病人极大的鼓励和安慰……无论钟南山出现在哪家医院，病人都觉得快乐和放心。
虽然钟南山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但病魔还是悄悄地袭来，2月18日，连续38个小时没有合眼之后，由于过度劳累，钟南山病倒了。在医院住了一晚之后，钟南山偷偷跑回家，以家为病房，进行自我治疗。在相濡以沫的夫人的悉心照料下，钟南山两天后就退了烧；稍微休息两天，他又活跃在病房。
在钟南山的指挥下，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同时，在钟南山的主持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也很快出台。
另外，钟南山还大胆的提出，攻克SARS难关需要国际援助，国际协作，需要综合各国优秀的科技成果和技术，共同来攻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4月12日，钟南山主持的联合攻关组宣布，从广东非典型肺炎病人器官分泌物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主要原因，四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确认。
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生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钟南山，尽显了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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