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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丘
阿丘和妻子女儿在一起
北方网消息：采访手记：突然冒出个阿丘，半夜说开了新闻
每天半夜，23：40，打开电视，是中央台新闻频道的《社会记录》节目，一个挑着眉毛、瞪着眼、双手指指点点的人正在说新闻，竟然把新闻说得像故事似的，起承转合，有来道去。这位与众不同的节目主持人就是阿丘，真名叫邱孟煌。
初见这一节目的人，还以为是香港凤凰卫视的某个栏目。但仔细一听，说的又都是内地的事，再看台标，是中央电视台，人们就奇怪了：一向严谨的中央电视台，怎么选用了这么一个举止像是说书的、带着地方口音的人来当节目主持人？再说，为什么要叫阿丘？哪来的这么一个阿丘？主持严肃的新闻节目，为何要叫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阿丘”？
然而，等看过几期节目之后，不少人竟被这个奇妙的阿丘给迷住了，不仅仅是因为他所说的新闻故事，还因他那独特的形象和引人入胜的叙述方式：八字眉、小圆眼、厚嘴唇、诙谐、调侃，但又一本正经。
1月31日，记者专赴京采访邱孟煌，请听他是如何让你“不看不睡的”———
记者：中央电视台选人十分挑剔，你是怎样成为《社会记录》的主持人的？
阿丘：这事儿，起初我也没想到。我不是北京人，北京新闻圈子里没我这个人。我家在广西南宁，祖籍广东梅州，是南宁市艺术剧院一级编剧。
近两年我在北京混，不是“北漂”，而是有个节目《南北笑星火辣辣》，是北京电视台与湖南经济电视台合搞的一个大型综艺喜剧栏目，演员是全国各地的笑星。我是2001年作为广西的笑星，进京参演其中的一期节目。人家看我表演还行，又听说是搞编剧的，就想留我在北京给他们帮忙。于是我就留下了，当编剧，当编导，后来又当策划，有时笑星缺人了，我就补缺儿演个龙套什么的，一干就是两年多。
去年春天，我想回家了，一是两年多编了那么多的小品，肚子里的东西都给掏尽了；二是我始终想编一部大戏，正好也来“非典”了，回家吧，打好了行李。唉，就在这时，命运却发生改变了。
去年4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决定上《社会记录》，播出时间在午夜23：40。按照电视的说法，这是段垃圾时间，很少有人在这个时间还在看电视。新闻评论部认为这个时间应当开发，培养出部分观众午夜收视的习惯。至于内容定位，领导们把它区别于正儿八经的播报新闻，不抢新闻的第一落点，抢也抢不上，一天的新闻早让《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等抢没了，所以就找新闻的第二、第三落点，告诉观众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新闻，新闻发生之后又有什么后续的内容？它有别于主流新闻节目，只要求把新闻通俗化，轻松化。
这样的一档节目，找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呢？
一天，在新闻评论部实习的女学生陈晔，在电视机前用遥控器按来按去，按到广西电视台专栏节目《百姓专利》，发现其主持人有点怪，他在节目里走来走去的，指手画脚地说个不停，说的无非是老百姓生活中想出的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到了他的嘴巴里说得就挺有趣，诙谐、幽默、抓人。她就把这个人推荐给李伦。李伦看了说：“可以啊，找他。”电话打到广西电视台，台里的人告诉他们：“此人名叫邱孟煌，就在北京呢。”
《百姓专利》是我在广西电视台主持过的第3个专栏节目。两年多来，我一直是飞来飞去的，干着这边的《南北笑星火辣辣》，兼主持着那边的《百姓专利》。
那天在北京，我正要去买票了，准备打道回府，电话响了，李伦打来的：“邱孟煌吗？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有这么一档节目，想让你来试试节目主持人，你有兴趣吗？”唉，这可是中央电视台噢，让我当节目主持人哪？开玩笑！我心里一点准备也没有。好在离他们那儿不远，10分钟的路。李伦说：“咱们见一面吧？我们看了你的节目，想让你来试试，竞争一下嘛，有信心吗？”我说何为信心啊，我这个人永远是贪图新鲜，贪图挑战，可以去试试。
4月27日，我去新闻评论部试镜，地点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肚子”里。到那儿一看，有那么几个人已经开始试上了。我一问，哎哟，都是东方台的、或是哪个大台的、有了多少年主持经验的节目主持人，人家正统广电学院毕业的，开口字正腔圆，镜头前非常镇定。我跟李伦说，有这样的人在，还找我来干什么呀？但既然来了，也就试试吧。20分钟，没敢太发挥，我已是满头大汗了。
下了镜头，我说不行不行，很尴尬呀，没信心，就算是玩一把啦。李伦说：“唉，不错呀，你觉得不行，我们觉得还行啊。”我觉得人家是在安慰我，就说我要回家了，“非典”闹得凶，也是该走了。李伦说：“别走，也许是你，有希望，等我们的通知吧，好吗。”那就等等吧，当时我总想那怎么能轮到我啊？
不料过了两天，电话打来了，说：“就是你了，你过来一趟，我们在办公室里开个会。”我心里“噔”地一下，心想这是什么？就定了？就这么容易？不得一层层地审吗？我赶紧去新闻评论部，见面后李伦就说了一句话：“咱就一起干了。”
记者：《社会记录》是个夹缝里钻出来的新栏目，你也承认自己是个外行，这个新栏目和你这个外行是如何开创局面的？阿丘别具一格的形象和风格，领导层是否认可？观众们是否认可？
阿丘：我一来，新闻评论部的领导就说了，咱们的节目是个崭新的节目，领导给了3个月的试播期，可借鉴的东西没有，全靠摸索着干。3个月后，节目若是立不住，得，咱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你必须要在3个月内找准自己的定位，而且马上就得上，节目行不行，就看你的表现了。
首先说选材，《社会记录》选材很怪，《新闻频道》拥有许多像《央视论坛》、《新闻调查》和《国际观察》等这样的主流新闻栏目，《社会记录》的定位则是非主流新闻栏目，它所选择的也是一种非主流的选材标准，专选一些社会上类似八卦的趣闻、轶事，发生在老百姓身边很好玩的东西，不求很深刻，不求很震撼，但是一定要很鲜活，很有趣。刚开始我们还没有单独外出采访和外拍的机会，就先拿出一些旧的来，如《百姓故事》、《生活空间》以前拍过的片子，或是一些完整的纪录片，把它们拆开来加进节目主持人，看效果怎样？有的加进主持人后效果不错，有趣了；有的不行，破坏了纪录片的品位。
自去年7月份以后，《社会记录》几乎全是自己外拍的，题材线索来自于报纸、网站，还有许多当事人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一听，有意思，就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后来独家的东西也多了，例如衡阳大火，当天策划会上记者赵士龙报一条猛料：衡阳一栋楼因火坍塌，十几个消防官兵被压废墟中！众人沉默了几秒钟，随即炸锅似地鼓噪起来，制片人李伦当即宣布策划会结束，问谁想立即赶晚班飞机赴湘？赵士龙像李向阳那样振臂一呼：“跟我来！”结果在中央电视台是《社会记录》的记者最先赶到了火灾现场。接下来的几天，是我和全体留守同仁第一次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前方现场消息速递，后方全天待命机房分工协作，我聚精会神地静候在演播室和录音间，俨然一场重大的直播，事后受到台里的表扬。后来重庆井喷事件时我们的记者也是到得非常早；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是第一个播出。到现在，《社会记录》每一期节目，从头到尾，几乎都是我们的编导自己制作的。
至于我个人，开始很拘谨，不知应该是怎样主持、怎么说？一般是编导给个提纲似的东西，我把它个性化，加进一些语气和逻辑，加进我对故事的感受。
制作节目时，如果故事影像素材很丰富，可以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那是最好的。可惜许多故事或因人家不接受采访，或因时过境迁，无法再还原到原先状态，拍不到什么东西了，那你主持人必须有这个能力和胆量，靠你的嘴巴，通过几件小道具，哪怕是几张老照片、网上的评论等，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就要看你把说的功夫、语言的功夫怎么和素材去结合的能力了。
去年4月，《社会记录》一露面，反应很快就有了，有人说：“唉，怎么像说书一样说新闻？”有人说：“你看他连普通话还没练好唉，有些字都咬不清。”有人甚至批评说：“中央台是国家级新闻媒体，新闻主持不应太随意。”但台里领导没说什么，等于是默认了我这个人。说实话，我确实是有口音的问题，我是南方人，怎么也改变不掉南方人的口气和语境。中央电视台传统的播音标准是用北方普通话。如今电视台用我，主观上讲是中国电视新闻意识的一种改变；客观上讲是中央电视台在把姿态放低。
为什么呢？中国以长江为界，几乎占全国一半人口的南方人绝大多数普通话说不标准，有些人甚至都听不懂普通话。这些人认为普通话、特别是由电视上的人说出来的普通话都是“官话”，和他们总是有点隔膜。我是从这些人里边出来的，我的口音，他们一听，会说：“唉，这个人说话像是我们这边的。”以我的语境和语感告诉他们一些事情，他们觉得很亲切，而北方人又会觉得很新鲜。
开始北方人是有点难以接受我的声音和语言，想这小子字不正腔不圆的，怎么把中央电视台新闻播报的规则给改了？但时间一久，由于我说的新闻故事性强，加上言之有物，他们觉得还不错，就忽略了我语言上的弱势。
语言是什么？是工具，用来干活儿的。如果我用不太漂亮的工具，干出一个漂亮的活儿来，跟那个用很漂亮的工具，干出不太漂亮的活儿来相比，不也是很好吗？我庆幸自己能用一个不太好的工具，干出了一个还能称职的活儿，所以我心里还踏实。
噢，还有，有人还说我像是街头卖假药的，镜头前手舞足蹈，指指点点，很肆意，很张扬，不正统，不严肃。我承认，录制节目时说到气愤，或是激动处我是动作大了点，但我想要我做主持人啊，我觉得我应该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和感觉，不然还叫什么主持人呢？干脆来个播音的好了。但这些言论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就去请示领导：怎么办？要不要改？领导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希望你不要去重复、模仿别人。你要记住，只要让我看你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和责任心就行了。外表上的一些东西，有人反感，但也有人喜欢，无所谓。”
记者：主持的形式和“阿丘”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阿丘：《社会记录》从一开始就采用框式的主持画面，即只让你主持人坐在那里说，不要你转来转去，要把观众的注意力尽可能地集中在你的嘴巴上。
播出到将近三个月的时候，节目才算有了自己的观众群。我作为这档节目的一个“符号”，也基本受到人们的认可。但这个“符号”叫什么?叫邱孟煌，太绕嘴，也不好记，一天主任梁建增突然对我说：“干脆你叫‘阿丘’好了。”我说好啊，“阿丘”就“阿丘”，以前我还叫过“阿Q”呢。上中学时老师让我课堂上朗读《阿Q正传》我念得特带劲儿，英文作业本上本人的名字又是一个大大的“Q”做字头，同学们就一哄而起喊“阿Q”，喊了十几年，喊得我很开心。这个“阿丘”也可以，叫起来顺口，好记，观众会觉得你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而是他们身边的某一个人，所以就叫了下来。
记者：过去大家都不太了解你，能说说你个人的一些情况吗？还有你日后的一些打算？
阿丘：《社会记录》主持人这个岗位至今只有我一人撑着，所以我得做下去，连病他两天的权利都没有。有人问你还想干你的编剧吗？我想积累够了我是想写部戏的，但这要求有深厚的人生体验。而如今我整天都在体验———一个个鲜活的社会故事和人生百态，都活灵活现地摆在你面前，不用你再去费力找了，这对一个编剧来说，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又是一笔多大的财富！
说来有趣，小时候曾想干新闻，是因喜欢体育，但因为身材不够魁梧，干不了体育，就想当采访体育的新闻记者，整天泡在体育里，连大学报考时我只填报了一个地方———中山大学新闻系，可惜没考上。不想17年后，我却突然掉到这新闻的行当里了，而且还是在中央电视台，是节目主持人。真是节外生枝了，我那编剧的功夫，我还是正高职称呢，暂时是用不上了，不仅如此，我还得尽快完成从文艺到新闻的转型。
我的工作关系现仍在南宁艺术剧院，家也在南宁。我妻子在南宁的一家银行里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别看我在这儿天天说案子，法律方面的知识人家比我强多了。结婚十年，有个女儿，今年才5岁。想着把家搬过来，但是目前还不行，妻子的工作怎么办？再说还得买房啊!牺牲一点吧，就先这么分着吧。妻子对我的工作一向很支持，孩子也是她一手带大的。
当年大学毕业后，我学的是师范政治，应该到中学当政治课老师，没想到去了工厂当了政工干部。由于从小就喜欢演小品、编小品，结果那小品不仅让我跳出工厂进了艺术剧院成了编剧，还让我得到我的这个妻子，当年我们就是在排演小品节目的过程中认识的。按说她比我强，小时候她曾在《405谋杀案》等电影中演过一些小角色，在上海的少年宫里也是个小话剧演员，其父母都曾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高才生。我进了中央电视台，她和我父母一样，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种工作吗，干什么都一样。
我想，政工师也好，老师也好，编剧也罢，就算现在做的主持人，都只是一趟活儿，一门手艺，不应有贵贱优劣之别，不应有一步登天的膨胀，哪天，别人不喜欢你了，你也江郎才尽言之无物了，还有家，还有你编织人生的理想，在山野乡村，找个僻静地儿把你一生的感悟写成戏，做一个精神世界里永远逍遥的骑士！还是那句话：说自己的话，让别人走去吧！
阿丘小传
1968年出生于广西南宁。
1989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后进南宁棉纺印染总厂任政工干部。
1992年进南宁艺术剧院任编剧。
2001年获编剧正高职称。
2003年4月21日，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任《社会记录》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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