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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流亡海外40多年的达赖喇嘛很活跃。他似乎难以忍耐被国际主流社会忘却的寂寞，一会儿披着宗教的“美丽外衣”，频频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会儿又想以中间人身份，调解印度国内的教派纷争，甚至还向美国情报部门放出风声，要准备秘密返回西藏。
曾经两次拒绝回来
老了常常梦回西藏
日前，某海外媒体披露，流亡海外40多年的达赖喇嘛托人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传话，称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和与中国政府的谈判越来越没有信心，可能会采取秘密方式回去。这让美国非常紧张。甚至有网站称，达赖不久前已经“秘密回过西藏”，但很快被证明这是个假消息。有人怀疑这是达赖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
报道称，1989年，中情局曾计划秘密把达赖从印度弄进西藏。据说，当中情局提出这个建议时，“怕死的”达赖以和平抗争为由拒绝。现在达赖自己提出这一要求，显然是因为年纪大了，而且有威胁美国之意。
其实，早在1989年十世班禅圆寂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曾邀请达赖回来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会。但达赖当时误判形势，自己放弃了机会。
近年来，达赖的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2001年，达赖在印度突发重病，被紧急送往孟买的一家医院救治，后脱离危险。国际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年69岁的达赖思乡情切。2002年12月，达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我不久前在梦中回到了拉萨。”去年至今，达赖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回西藏，并实现朝拜五台山的梦想。
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达赖能否重返拉萨，看看雄奇壮丽的“冬宫”布达拉宫，以及正在重修的“夏宫”罗布林卡，取决于他能否彻底放弃分裂的主张。
迫于国际形势变化
前后似乎判若两人
自1959年逃亡印度达兰萨拉后﹐达赖一直要求实现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四川部分地区的所谓“大西藏”的独立。1972年后，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达赖集团不得不改变策略，把变相独立说成“自治”。1987年，他提出所谓“五点和平计划”，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就连美国国务院官员都私下认为这是个“隐蔽的独立计划”。1988年，达赖提出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老调重弹，却声称作了最大让步，“放弃了独立诉求”。
1991年的苏联解体给了达赖集团极大的鼓舞，其反华调门不断提高。此后两年间，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暗中怂恿下，他们从提出“亚洲民主共同体”，公然叫嚣要把西藏、新疆、内蒙古当做独立国家，到宣布撤销“斯特拉斯堡方案”，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甚至对媒体预言，西藏将在5到10年内获得“独立”。显然，达赖认为中国很快就会步苏联的后尘。
但是，1993年8月11日﹐达赖突然在印度新德里的记者会上发表了一番令西方非常吃惊的讲话。他声称将奉行“中间道路”，只要求在西藏实行政治自治﹐而不要求脱离中国完全独立。此后十多年，达赖一直把“中间路线”挂在嘴边。
一个是叫嚣“独立”的达赖，一个是宣称“自治”的达赖，前后似乎判若两人。究其原因，无非是达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国内形势并未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分崩离析，反而呈现出政治高度稳定，经济迅猛发展，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就连一度制裁中国的西方国家也争先恐后与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迫于形势，达赖不得不改变腔调。
不时露出“藏独”尾巴
导致双方无法商谈
主张“中间路线”的达赖是否真正抛弃了其几十年来鼓吹的“藏独”理念？事实能说明一切。自1993年至今，达赖一方面“不知疲倦”地呼吁中央政府与他谈判，向世界推销其“中间道路”方案，搞所谓“一国两制”；同时，他继续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谬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诬蔑中央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是消灭西藏文化﹑消灭120万藏民，甚至还要求由藏民举行“公投”，以决定西藏前途。
近年来，达赖不时在言论和行动中露出“藏独”的“尾巴”。1997年至2001年间，达赖两次访问台湾，与“台独”势力眉来眼去，借助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势力为“藏独”造势，并利用台湾问题增加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告诉台湾媒体：“我对台湾有人支持‘藏独’深表感动，但什么也不能明说。”他还对民进党“立委”说﹕“西藏独立永远有希望。”近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和出版物继续鼓吹“藏独”，一些极端的“藏独”组织还屡次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时聚众闹事，干扰中国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秩序。
达赖的弟弟丹增曲加曾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一语道破了达赖“中间路线”的真面目。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将是个开始。”达赖的如意算盘是，先放弃独立诉求，利用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获得他所要求的“自治”地位；等站稳脚跟，再借助“宗教领袖”以及海外反华势力的双重力量，想办法宣布独立。达赖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言行表明，所谓“中间路线”不过是变相独立，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这种主张自然无法获得中国中央政府的信任，也是双方无法会谈的根本原因。
包装出“友善仁爱”面目
频频向中央政府“示好”
在任何公开场合出现，或与西方人士及媒体打交道时，达赖都会以一种“友善仁爱”的面目出现，不厌其烦地宣扬他的所谓“非暴力”主张，极力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为西藏人民福祉奋斗、为人类和平事业祈祷的“宗教领袖”。这些
“包装”具有不小的欺骗性，在一些不了解西藏问题真相或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中有一定的市场。近年来，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日渐增强，中美关系日趋成熟稳定，中印关系也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不断赢得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广泛肯定，极大压缩了达赖的活动空间。在分裂祖国的图谋更难实现的情况下，达赖前所未有地在讲话中向中央政府“示好”。
2003年3月，达赖在达兰萨拉发表讲话，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不少公开场合，达赖都声称自己从未反对过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不会做干扰中国统一、繁荣和稳定的事情。他表示，乐于看到中美关系的改善，也注意到了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迅速，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他甚至说自己是个“半佛教徒、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声称，自己曾多次告诉美国国会、政府要员和有关组织，美国制定对华遏制政策的想法是错误的，美国应尊重中国的正当权益。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说明，达赖已经“回头是岸”，放弃“藏独”。
中央政府态度明确
从未关上商谈之门
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一向是明确、公开和一贯的。小平同志当年曾说过：“达赖要回来，也只能作为中国公民回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放弃、两个承认”———只要达赖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一切分裂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就可以就达赖喇嘛个人的前途问题进行商谈。
去年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采访时再次重申，只要达赖喇嘛真正做到“一个放弃、两个承认”，我们就可以恢复同他的接触和商谈。
1979年以后，不少达赖的亲属都回来过。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与达赖也有一些联系渠道。据外电报道，2002年7月，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在时隔50年后访问拉萨。之后，他不断对外界称赞西藏取得的进步，并呼吁流亡藏人和中央政府加强沟通。同年9月，两名在达赖身边工作的海外藏胞前往北京和拉萨，会见了中央政府官员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官员。2003年5月，4名在达赖身边工作的藏胞前往北京、广东、浙江、四川以及西藏等地参观，并同一些政府官员会面。外界普遍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诚意和灵活性。
不过，达赖对外宣称，后两次访问是其“特使团”在事隔10年之后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的直接接触，一些国际媒体也将此误认为是达赖派人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实际上，由于达赖并没有真正放弃“藏独”立场，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也没有公开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只能对他“听其言，观其行”。在达赖没有真正做到“一个放弃、两个承认”之前，中央政府不会正式与达赖举行商谈，也不会改变对他“分裂祖国、破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的一贯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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