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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修高速公路是交通部门管的事。但有多少人想到，一条条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的同时，会有一个个交通厅长应声落马？可能正因为如此，“交通厅长落马现象”成了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被查处的交通厅领导已约有17个。记得去年11月份，《财经时报》在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副主席、曾任新疆交通厅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局长、交通厅厅长的阿曼·哈吉被“双规”的消息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巨大的投入在改善中国交通状况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副产品’———交通厅长落马。”有意思的是，阿曼·哈吉在任时，曾说过更耐人寻味的话：“绝不能让公路修上去、干部倒下来的问题发生。”
但是，问题确实发生了。我知道，任何一个腐败分子落网，都是大快人心的。但是，绝不能因此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分子”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腐败了？
重庆市高速公路发展公司总经理李祖伟、新疆公路运输管理局总经济师祖丽菲娅，都是来自交通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们的说法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
同样，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个问题：他们的权力为什么会如此集中？是交通厅长贪权吗？是我们的体制赋予了交通厅厅长那么集中的权力吗？
这是很显然的道理：如果廉洁仅仅依靠自律才能实现，那么，更多的腐败分子就可能成为漏网之鱼；或者，一些小腐败分子，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为大腐败分子。因此，要防止腐败，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想腐败的人腐败不了。
现在的问题是，比如交通厅，一方面，它代表政府行使职权，所以在公路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说了算，厅长们更是大权在握。企业是讲“对策”的，也是讲“成本”的，他们总是愿意将精力花在最能起作用的环节上。于是，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行贿)去“公”领导的关。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竞租现象”。但“竞租”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还在于对方有“寻租”的企图和可能。
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交通厅下面本身就有一大堆自己的企业，甚至投融资公司、监理公司、工程公司一应俱全。交通厅的下属单位没活干，最终得找交通厅。所以，最隐蔽的操作，就是把一切问题先交给市场，然后再去干预市场。比如透露标的，或者给有关人士打招呼等等。其他企业于是就会思考：既然你可以操纵市场，那么我就得想办法操纵你。
一来二往，奸商和腐败分子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到了这个层次上，腐败分子不腐败也不行了，奸商不奸也不行了，除非自首。
因为有一些人可以单独作决定，也因为有一些操作可以在阴暗处进行，所以才有了腐败。那么，要遏止腐败，就得把一些人的权力约束住，就得把一些操作过程公开化。
如果没有了阴暗角落，谁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腐败(即使腐败发生了，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如果你说的话不算数了，谁还愿意在你身上花那么多冤枉钱(行贿)？
公开意味着增加了腐败的风险，对权力的约束则意味着增加腐败的成本。腐败也是做生意，目的是为了获益。风险大了，成本高了，做这个生意的人也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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