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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国在国民经济相对疲软的情况下，推出“五一”、“国庆”等长假制度，“假日经济”一时火热异常；而今，它却遭到一些人大代表的质疑。
全国人大代表、金城集团航空中心设计二所所长孟宪忠说，长假对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尤其是旅游需求，并带动交通、宾馆、餐饮、娱乐、购物等确有作用，特别是使日渐富裕的中国人更有时间花钱了。然而长假对拉动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大作用，尚未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来证明。经济学家指出，支出增减与假日长短的关联性并不大，却与收入增减密切相关。如果每年支出收入的比例基本稳定，在长假所在的月份中多花了钱，一般在其他月份的开支就会相应减少。
据统计，“五一”、“国庆”和春节所在的月份是一年中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最多的月份，然而相邻的月份又是最少的。
“决定人们消费需求的是钱包的丰满程度，而这完全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孟宪忠说。全国人大代表、南京交通规划所所长杨涛说，近年来，由于长假期间人们统一出行，不仅加重了交通的负担，也增加了不少安全隐患。许多旅游景点和大中城市人满为患，对当地的卫生环境和治安状况是一个沉重打击。感到“花钱买罪受”的出游者“足不出户”，使真正选择出游的人数又大打折扣。不仅旅游行业出现时而“忙死人”、时而“闲死人”的现象，很多单位也由于统一长假被迫停工停产。
休假制度是国家福利的一部分。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不相称的休假制度，无论是高是低，都会不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
据介绍，曾有人呼吁在中国建立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国民休假制度，并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强制实行。孟宪忠认为，这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国不具有可行性。上海和贵州的人均GDP分别为突破4000美元和不到3000元人民币，让这两地实行同样的福利制度显然不妥。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说，中国是一个低技能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由此导致的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中国大量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这其中也包括休假制度。因此，在工资增长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时，应该更为灵活地调节福利制度。因此，她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应通过地方立法，由员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行带薪休假，这样不仅有效地错开个人休假时间，也可以根本改变“一窝蜂似的”休假方式。
社会学家认为，虽然假日经济是一剂作用未经论证的偏方，但国家对休假福利制度的调整应该也是‘以人为本’的良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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