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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日本札幌地方法院将对中国二战劳工系列索赔案中的“北海道诉讼”进行一审宣判。提起本次诉讼的43名原告中，22名是北京人。
20日，家住海淀区的74岁的赵宗仁老人将要远赴日本，追讨二战时被强掳到日本做劳工的索赔。赵宗仁将要出庭的这次北海道诉讼，原告包括43名中国二战劳工，其中22名是北京人。
在赵宗仁临行之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位北京劳工和代理这一案件的律师康健，听他们讲述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北海道诉讼”持续近五年
“北海道诉讼在中国二战劳工的一系列诉讼中尤为重要，因为在北海道，中国劳工最多。所以，这次诉讼在二战劳工一系列诉讼中，原告人数最多，为43人；而北京劳工为22人，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代理此次诉讼的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康健律师说。
康健律师告诉记者，北海道诉讼，其中包括日本三井矿山、熊谷组、住友石炭等企业和日本政府等多名被告，从1995年就开始做调查、收集证据，到1999年9月正式起诉，中间开了十几次庭。到目前为止，有包括赵宗仁、姚义等8个原告代表赴日出庭。今年3月23日，札幌地方法院将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
老人含泪讲述屈辱往事
18日，记者特别采访了几位身在北京的原告。
已经是第三次赴日出庭的赵宗仁老人告诉记者：“日本人强把我们中国人带到日本做奴隶，最小的才12岁，也要和成年人一样干活。我们吃不饱饭，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干活稍微停一下就挨打，一年多，我们没拿到一分钱。这笔债，我到死也要讨个公道。”
1944年，赵宗仁和几百个老乡被带到日本做劳工。“我们得了病，日本人也不给看，连饭都只给一半。当时病死了好多人，有的人还没死，日本人就把他放进木箱子，活活烧死。”
和赵宗仁在一个县做劳工的王维中有严重的肺病，每说几句话，就猛烈地咳嗽。“当时日本人让我在山洞里打眼，没给我任何防护用具，每天打眼儿溅出来的粉末都吸进了肺里。我干了将近一年，肺才这么坏的。”
家住在崇文区的姚义老人告诉记者：“我被日本人抓住之后，他们把我们的衣服都扒光，用喷雾器往我们身上喷冰凉的药水，说是消毒。那是冬天呀！”姚义声音有些颤抖，“我们的衣服都被日本人收走了，每人只发一件草织的短裤和没袖的褂子，他们怕我们逃跑，每天睡觉前把衣服收起来统一保管。我们住的是个大厂房，盖的是草席，夜里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用身体互相取暖。”
多年瘫痪在床的张建森的经历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当时劳工们吃不饱饭，竟捡回来牛粪，把里面的玉米粒抠出来，洗干净了吃。张建森还不舍得一次吃光，分好几次才吃掉。
已有6名原告相继过世
说到原告作证，康律师给记者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2002年，家住崇文区的劳工宋君政到日本出庭作证。在日本的法庭上，宋君政老人讲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苦难经历，忍不住心中的悲愤，也顾不上翻译，竟一个劲地讲了下去。日本的翻译听着老人的讲述，也忍不住痛哭失声。去年，宋君政老人不幸因心脏病去世。
“诉讼过程异常漫长而艰难，从正式起诉到现在，已经有包括宋君政在内的6名原告去世。23日一审宣判，对于我们来说可谓是等待已久，这也称为是阶段性胜利。”康健律师表示。
诉讼得到日本友人援助
今天，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将专门来到北京接赵宗仁老人。康健律师说，日本的民间人士在诉讼过程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每次证人到日本作证，都会到当地进行宣讲。赵宗仁说：“我1999年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还去了一趟我们原来做工的地方，和当地的镇政府交流。这些，都是日本当地的民间人士安排的。”
“每一次劳工代表去日本，在民众之中宣讲的同时，日本友好人士也会自发地给我们募捐。这些募捐款是我们赴日经费的重要部分。”康健律师说，“说实话，让更多的原告出庭作证，给日本人看到这样活生生的例子，这对于我们诉讼本身特别重要，同时对日本社会也会有很大的震动。但是，由于经费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中国劳工到日本作证。”
“诉讼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现在许多的证据都已经越来越明朗，我们相信，我们最终会打赢这场官司。当然，我们也需要各界的支持。”康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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