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家长们被“劝返”
3月21日上午9时，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孤山子乡沙坡峪村小学院内。北京市朝阳医院职业病科主任医师王涤新一下车，就被村民围了起来。
“您帮我看看我们家孩子的化验结果，是不是铅中毒？”
“为什么化验单上没有盖章？”
“你们敢对这化验结果负责吗？”
在人群中，还包括昨天晚上刚从北京被“劝返”的邓金强的母亲。
她告诉记者，3月19日晚6时，她就拿到了化验单，但是没有人和她解释，化验单上的一串串数字意味着什么。在此后一天多的时间里，也没有医生向他们解释，只有村里和乡里的干部一个劲地“劝返”。
3月20日晚，在乡、村两级干部的一再要求下，邓金强的母亲带着满腹的疑问和担忧回到了沙坡峪。今天一大早，她又带着邓金强赶到了村小学，她要当面向北京来的专家问个明白，才好放心。
事实上，像邓金强的母亲一样，至今对孩子的病情持怀疑态度的沙坡峪村村民还有很多。而整个疑似铅中毒事件从发生到现在已近6天。
丛宇被收治在朝阳医院，其母说：“政府一直压着不让我们去，听说丛宇现在高烧着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没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邓金强的母亲说：“化验结果我们还没弄明白，就被赶回来了。我们要去其他医院自费检查也不行，一说是河北承德来的，医院都不理。”
县委：要确保村民有序就诊
兴隆县委办公室贾主任用“政府好心办了坏事”来解释村民情绪不稳的原因。
贾主任说，事实上，兴隆县委县政府、承德市委市政府以及孤山子乡、沙坡峪村等各级领导班子从一开始就对该中毒事件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了有力措施，确保学生的健康和社会稳定。
他所说的“有力措施”是指，村民有序进京、有序就诊和有序返乡。
而据北京一媒体报道，最迟从3月19日开始，进京村民就开始被“劝阻”：3月19日一大早，4名家长带孩子在赶往北京的途中，被乡政府工作人员半道截回，要求将孩子送往唐山。
今年一年级的张新雨的父亲张占行拉着记者，一个劲地追问他的孩子有没有事。
在北京朝阳医院提供的血铅检测结果上，张新雨的血铅含量是81微克每升，按国际上儿童铅超标100微克每升的指标来对照，应属于不超标范围。但是在这张检测表上，张新雨的年龄注明的却是25岁，属于成人。朝阳医院这种工作“疏忽”成了张占行的心病。他怀疑医院的检测结果是否真实：“连年龄都弄错了，你说这结果能相信吗？”
他说：“我连事实还没来得及说清楚，就被拉了回来，还不让我们去别的医院检查。”
对此，县里3月19日给村民的解释是：朝阳医院已经超出了接纳能力，床铺已经安排不下了，暂时不能再送孩子去北京检查。但是有报道称，当时朝阳医院还有100多张床位空置。
贾主任的解释是，作为一级党委政府，他们有义务保证小学生的身体健康和首都的稳定，如果任村民和他们的孩子随意进京，一是出了事找不到，再就是会给首都的稳定带来麻烦。
沟通不畅，导致混乱
记者见到的最混乱的场面发生在朝阳医院，是3月19日下午5时。
当时，村民们已经知道下午要出化验结果，就聚在急诊室门外。有部分小学生的症状还没解除，焦急的村民情绪一度失控，他们质疑为什么不及时安排孩子住院。
等到化验结果下来后，由于没有医生出来对结果进行公开解释，学生家长的紧张情绪更趋严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晚上7时多。焦点在于，在场的政府官员说，有专家到住处分别解释，而村民希望有专家出来公开解释。
王涤新教授告诉记者，当时医院内部对于要不要将化验单发给学生家长，也出现了不同意见。一方主张马上就发，而另一方则主张，等专家对检查结果作出分析后，再下发。为这个，院方就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这种混乱第二天又在沙坡峪小学重演了。
据兴隆县委一位同志介绍，3月20日上午，王涤新教授就到了沙坡峪村，但是她坚持，先对学校周边的空气等环境做调查和分析，再有针对性地开展检测工作。而村民们等了半天不见专家的影子，就开始有意见。
这种沟通不畅同样也发生在记者采访时。
“这件事我们不清楚”、“不知道”、“你们不要再采访了”，这是记者在采访承德疑似铅中毒事件时，相关负责人说的最多的话。
自3月15日疑似铅中毒事件发生后，许多媒体对此事表示了关注并进行跟踪报道。但是，除了3月19日下午朝阳医院和承德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学生发病及救治情况进行通报外，再无人站出来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和可能的原因分析。
3月19日下午5时，参加完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向医院负责人和承德当地领导询问第二批接受检查的小学生化验结果，遭到拒绝。之后，记者拿着一位村民的报告单，向医生询问其中专业数据如何解释时，他们告诉记者，晚上会派医生到村民所住旅馆进行解释。当问到总体检验结果如何时，医院值班人员告诉记者“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去找医院党委”。但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院党委办公室空无一人，而第二天是周末，党委人员并不上班。随后，记者几次想进入医院采访，但都被拦截。当晚7时，记者来到村民的居住地，这时前来对化验单进行医疗解释的医生们已进屋，记者希望得知化验结果，但一直守在门外的一县领导将记者拦住。直至第二天中午，记者才拿到了下发给来京村民的“化验报告单”。
政府应急反应能力仍显不足
“这说明政府对过去SARS等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教训还没有学好，至少是危机处理能力尚待提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在得知相关情况后说，“政府和医院还没有完全学会应付大规模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和手段。”
他说，政府在面对这种情况时采取回避、掩盖的态度，是不正常不正确的，不利于事情的正常发展。在地方政府看来，媒体是具有杀伤力的，政府官员害怕在媒体面前说错话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就干脆闭口不谈。但是这种做法阻碍了信息的公开和流通，会引起公众不必要的猜测，对事件的发展和政府自身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一种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公开那些应该公开的信息。”毛教授说，“政府要做到一旦有消息就尽快公布，即使是还不明确的信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告诉公众。”这样不仅能够显示政府的能力，也能够促使政府更好地解决问题。对于承德疑似铅中毒事件等此类的公共事件，政府是负有公共责任的，需要在处理事件时接受媒体的监督。同时，政府也应该学会利用舆论，借助媒体发布信息，澄清事实，消除公众的疑虑。在2003年的SARS、辽宁海城小学生中毒事件中，政府积累了一些经验，这就需要在今后的事件中运用进去。
他认为，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面临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不足，其主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政府应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信息平台。“去年SARS期间开始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公开制度的一种，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