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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繁忙的三岔河口
旧时解放桥
当年的紫竹林租界码头
嘉瑞面粉公司就建在河北堤头村
北方网消息：古老的海河，流淌的是水，流淌的是歌；它是天津城市的生命，它是津沽经济的血脉。水的历史，就是港的历史；水、港的历史，就是经济发展的历史。
交通运输的大动脉
唐代开海运，海河北岸的军粮城，是沽河(北运河)、清河(南运河)、滹沱河(大清河)汇合入海之处，称“三会海口”，成为天津最早的港口。唐初，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幽、蓟驻守重兵，所需大批军饷，由江南漕运而来，在这里储存转运。大诗人杜甫于天宝年间作的《后出塞》诗，就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在《昔游》中，又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肉食三千万，猎手起黄埃。”可见当时漕运的蔚壮景象。
到了宋代，海河既是宋辽对峙的界河，又是两岸人民交往的水路。
进入金代，海河漕运恢复，并于贞祐二年(1214)前，设立直沽寨。在金朝建都北京的61年中，前52年的河漕，南来后由静海独流折向西，经过冀中洼地的永济渠旧道，运往京城。1205年金章宗改凿运渠，使河漕从静海独流北行到三岔河口，然后转潞水(北运河)，溯流达通州，再至京师。三岔河口成为转运枢纽，直沽成为畿南军事重镇。元代，初始漕粮主要是河运，元至元十九年(1282)开海漕，运量与年俱增。大德三年(1299)漕粮增至300万石。在大直沽专设了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并修建直沽广通仓等。大直沽成为海漕的转运中心，在大直沽建了灵慈宫(东庙)。不论海漕和河漕都要经过三岔河口，使三岔河口的漕运进入高峰。在三岔河口建了天妃宫(西庙)，直沽成为南北漕运的大动脉。延祐三年(1316)，在直沽设海津镇，保护漕运，屏障京都。延祐五年，首次在直沽海口龙王庙前立杆设望标，白天高悬布幡，夜间悬点灯火，指挥航船，直沽取代了“三会海口”，大、小直沽成了天津的内河港。元代张翥的诗“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就是其繁华景象的真实写照。
清咸丰十年(1860)，天津被迫开埠，天津城东南马家口海河西岸有个紫竹林，清康熙年间在此建有一座庙宇，大殿内观音菩萨像背后画有紫竹林，因此而得名。这里是船舶由海上进入三岔口的必经之路，对岸又是大直沽漕船、商船停泊之地，其环境又是“吾乡已泽国，到此似桃源”，有修筑码头的优越条件。英、法先后修建了六处石块和木桩结构的简易码头，以及相应的库、房等，俗称“紫竹林租界码头”。它的港区及其海关、航政、港务权均被外国人所控制。天津港口由封建性的内贸港，沦为殖民地性的开放港，由传统的中国帆(漕)船运输为主，改为以大型轮船运输为主。殖民主义者疯狂贩运鸦片，进行掠夺贸易。兴盛了几百年的直沽漕运枢纽港区，为紫竹林所代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为了侵略的需要，于1940年10月开始建设塘沽港，到其投降，只完成了计划的不及一半。
解放后，塘沽港回到人民手中，经过多次修建，到1956年面目改观。兴旺了100多年的紫竹林码头宣告废弃。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新港经过建设发展，已成为以外贸和杂货为主的中国最大的人工港。海河入海处的天津港，辐射五大洲，同16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天津正在向现代化港口大都市跨越前进。
工业兴起的摇篮
天津的工业，最早应属制盐和酿酒等业。天津的盐业生产和管理机构首先创立于海河三岔河口。蒙古太宗六年(1234)，三岔沽一带未霜而草枯，“盐卤涌出，或经日自生”，特许高松、谢实等18户在此设灶煮盐，“招徕者日益众，河路通使，商贩幢幢往来，是年办课五万余锭，比之他场几倍之”(《天津卫志》载《三叉沽创立盐场旧碑》)。两年后，又专门设立“三岔沽司”和“大直沽司”，管理直沽盐场。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也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后，元朝在沿渤海西岸遍设盐场22处，增拨灶户2376户。其中属今天津的，有三岔沽场，咸水沽的兴国、富民2场，葛沽的丰财场。明朝初年，长芦盐区正式定称。清康熙七年(1668)和十六年(1677)，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司分别从北京、沧州移驻天津，天津成为长芦盐产销中心。由此可见，三岔沽盐场，是“长芦盐”品牌的开创者。
天津的造酒业始于元代。元朝海漕军民航海需要酒，大直沽是海漕的终点港，于是烧锅酿酒、售酒，便应运而生。明嘉靖时，大直沽酿造的酒已能满足天津卫城军民的需要。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大直沽除了酿造高粱干酒外，还有玫瑰酒、“五加皮”等色酒。这三大名酒，远近闻名，唐尊恒有诗云：“茵陈玫瑰五加皮，酒性都从药性移。还是高粱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崔旭在《津门百咏》中也咏道：“名酒同称大直沽，香如琥珀白如酥。”道光年间恢复海运后，红高粱大量从东北输入，大直沽酒业规模更大。天津人周楚良的《津门竹枝词》中，有“酿酒烧锅大直沽”的诗句。到清末，大直沽有酿酒烧锅(酒厂)14家，其产量除供应天津需要外，还大量出口。光绪十年(1884)，张焘的《津门杂记》有“由津出口”土酒的记述；《天津县新志·物产》也记载：“至大麦取以制糖、豆取以榨油不过供境内之用，惟直沽之酒广售远洋”。
上世纪20年代，大直沽酒业发展到全盛时期。1917年，津地产酒每年约3百万公斤上下。而大直沽为天津酿酒业的中心，有酿酒烧锅30余家。酒产量占天津酒产总量三分之二以上。并销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大直沽义聚永号成为天津酒业直接运销南洋市场的首创者。该厂在香港设庄，以香港为总运输站，再把酒销往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和加拿大的渥太华及英、法、德、日等国。
三四十年代，大直沽酒业处于萎缩状态。天津解放初期，又有新的振兴，酒厂达8家之多。1950年在华北物资交流会上，“直沽干酒”与山西汾酒并列为华北名酒，有“开坛十里香”之美誉。
1900年庚子事变后，由于租界的设立，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天津的工业发展出现新的高潮，工厂蔚然成立，天津成为华北工业的中心。主要工业门类有纺织、化学、机器、饮食、服装、日用品、器具、印刷8类。其中纺织业居第一位，据1934年天津市市志编纂处编辑、天津市政府发行的《天津市概要》统计，约占全市工业资本总数的70.1%；其次是饮食，占16.32%；再次为化学工业，占12.37%；其余为机器制造等业。
这些工业厂家，主要是沿海河而建。比如1934年《天津市概要》统计的纺织业，主要有37家工厂，其中三分之一多在海河岸边。主要有：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小刘庄海河沿；恒源纺织公司，在河北西窑洼；北洋纱厂新记，在挂甲寺海河边；裕大纱厂，在大直沽；华新织染公司，在侯家后中街；中益号，在粮店街；天津大新织染公司，在侯家后江叉胡同；大经工厂、中兴工厂，在宫北福神街；三盛成元记纺织工厂，在侯家后金店胡同北口；裕华公司，在归贾胡同北口；郭有恒织袜工厂，在望海楼等。
机械铸造业更是集中在南、北运河间的三条石。19世纪中叶以后，机械铸造业在海河岸边兴起，三条石成为中国机械铸造业的发祥地。
三条石位于三岔河口的东北，南运河的北面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街道。西北口与河北大街相交；东南口与现今的三条石横街丁字相交。早年这一带，是烧砖挖土形成的窑洼，后来附近的侯家后、河北大街繁华起来，这里的水洼被填平了，才形成一条条的街巷；三条石位置居中。20世纪初，北、南运河裁弯取直后，这里成为南、北运河和海河干流源头相夹的三角地带，水陆交通，均很便利。当年，海河与南、北运河船只来往很多，船上所需的各种铁制器件，多半要在这里更换；河北大街处在城乡结合部，各种铁制的农具和生活器具销售旺盛，一些农村铁匠为了多赚些钱，便看中了三条石。这里经过水路，可以把华北地区的生、熟铁原料方便地运进来；打制出来的各种铁器，又可以就近拿到河北大街去出售。开始，这里多半是季节性的铁业，农闲时用小车推着模子、化铁炉等工具来这里打铁，农忙时回家务农，当时叫“打行炉”的。后来，由于各种铁器销量日见增加，来这里开业的铁铺愈来愈多。
清咸丰十年(1860)，交河县人秦玉清带领子侄在三条石开设了第一家铸铁作坊———秦记铁铺，主要生产大、小铁锅。此后，不断有打锯条、锯钮、铆钉、枣核钉、盘头钉、铁锚的工匠来三条石设烘炉，制作砧子、榔头、车穿、车锏、车管子、油锤、秤砣、火枪砂、药碾子、镖锅，农用的犁铧、耧脚，庙里用的钟磬……进而发展到打螺丝、铆钉、机器零件或刃子活，先后大约开过40多家铸铁厂。到了民国初年，又有设备简陋，以手工或半手工操作的小厂家来这里开业，一般只有两三间厂房，一两台大工厂淘汰下来的破旧车床。
三条石铸铁技术的发展，除以上条件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总之，到20年代，三条石地区已有铸铁厂20家，机器厂25家，两业初具规模，在华北地区很有名气。至30年代，三条石已成为一条独具规模的“铁厂街”。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在这条“街长不过里许，街宽亦仅及丈，道路坑坎，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大小铁工厂、铁铺，一家密接一家”，竟然集中了80余家。1929年时，全市有62家机器制造工厂，设在三条石大街及其附近的就有22家。
最盛的1937年，三条石地区拥有300家工厂和手工作坊；仅三条石大街，就有铸铁厂36家，机器制造厂71家。分厂、分号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品不仅销售到华北各地，还远销南洋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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