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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黑龙江省桦川县苏家甸镇朱家村350户村民联合画押，要求分种村里近万亩“机动地”。村民反映，该村严重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机动地面积几乎达到了总耕地面积的50%，一些村领导视土地为己有，随意发包敛财，机动地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黑洞。
大量土地成为“村里的私产”
朱家村有近万亩耕地没有参加土地承包。刘义学等村民给记者讲了这块地的来历：上世纪70年代朱家村派民工开垦村边东甸子，开垦后归生产队耕种。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涨水和洪涝灾害该片土地被搁置，1983年村里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这块地没被算在内。后来这块地又被村民重新开垦。1994年，这块近万亩土地由村里统一治理，费用打到本村债务中由村民分摊，1995年，村里首次面向村民公开发包。但1998年在村里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仍然没有把这片地分包给村民，一直到现在这块面积为9674.6亩的耕地还是由村里随意支配并发包，成了“村里的私产”。
村民徐国发说，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机动地比例不准超过耕地总面积的5%，但朱家村这块近万亩的耕地已经成了“事实上的机动地”，再加上村里公开的700多亩机动地，几乎占了总耕地面积21900多亩的50%。
近万亩耕地为何没有进入第二轮土地承包而成为村里“事实上的机动地”呢？记者得到了四种不同说法。村支书王福元说，当时有的地是村民个人开垦，上面没有政策村里不敢发包；村委会主任王训峰说，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这些地的发包合同已经续签出去了，所以没法分包给村民；苏家甸镇党委书记倪丽说，因为当时这块地是国有，没有确认为集体的，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又是以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基数为基础的。而村民徐国发等人却认为，这是个别乡村干部胆大妄为，把近万亩的土地“昧”下，从而私下发包赚钱。
“土地承包成了个别村干部的私人买卖”
朱家村村支书王福元和村委会主任王训峰都告诉记者，土地发包时都是公开的，并召开村民委员会和党员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但村民却告诉记者，村里近万亩机动地除1995年是惟一一次面向村民公开发包外，以后全是村里“老三位”(村支书、村主任、会计)暗箱操作，由个别村干部私下发包。发包的田亩数量、价格、年限、续包合同情况、钱款总数甚至去向他们一概不知。
村民高凤云说，他曾当过村里的出纳员，可村里机动地的发包合同从来都不给他看。村民刘义学说，村支书王福元上任四年，从没公开过什么村务，村民想看看村里的往来账都看不到。直到2004年他们找到了一个副县长，才看到了村里的有关土地发包合同。
村民徐国发等人说，“土地承包成了个别村干部的私人买卖。”
“机动地”后面的利益黑洞
350户村民要求分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机动地过多，滋生了腐败和变相贪污。
村民刘义学说，“黑地”和“差价”是村官以机动地谋取私利的主要手段。他说，2001年以来，一部分承包人实际所种土地面积大于合同规定的承包面积。关于“黑地”的说法记者在苏家甸镇经管站得到了证实。经管站主任张宝提供的两个数字表明：2003年经过丈量，朱家村承包出去的9674.6亩地，所签合同却为7538.8亩。对此，苏家甸镇党委书记倪丽说，没签进合同的地是承包者私自拓的荒，而桦川县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季福华却告诉记者，自1998年以后，这些包出去的地都是“熟地”，已经没有拓荒的余地了。村民不解，那么多“黑地”承包出去，到底谁得到了利益？
村民徐国发说，村官把地低价承包出去，这里面“差价”更大。虽说现在粮食涨价，地价也随着涨，但前些年的平均地价至少应为每15亩1500-2000元每年，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土地的价格仅为500元每年。村委会主任王训峰向记者承认，从1996年到现在，这些地平均发包价格应为1200元。村民按照王训峰说的地价和所签合同给记者算了笔账：村里理应收入482.48万元的土地发包款，如果按照实际土地面积9674.6亩算，应为619.17万元。那么村里是否收入这么多钱，村委会主任王训峰给记者的答复是：都以地顶债了。但当记者问到这些年到底顶了村里多少债务时，王训峰表示不清楚。
朱家村近万亩土地近几年不断地续签发包合同，记者在苏家甸镇经管站的相关账目上看到，该村有部分耕地的发包合同甚至签到了2016年。村民认为，村里不断地续签合同，就是想让村民永远都不能分种土地，使这块土地的利益永远为个人支配。
村干部分明在“逼哑巴说话”
村民张凤龙说，除了“机动地”以外，朱家村村干部在别的村务上也乱搞一气，而且村务不透明。他说，2003年村委会主任在村民议事会上讲，上面给投钱，在村里建自来水工程。而实际上上面根本没给钱，后来村里只能以1200亩地抵押5年的巨大代价顶了12万元的一期工程款，而村民见到的只是一个水罐和渗水井，他们担心二期工程还要在他们身上割肉。
村民苏仲波说，2003年，上面按受灾情况给朱家村的农业税政策是只收60%，而实际上村里却向村民收了75%。对此，苏家甸镇党委书记倪丽向记者表示，镇里已经派人查了，并收缴了村里多收的部分，打算上缴县里。村民不解的是，本应先减后征的农业税，为什么要多征后再上缴县里呢？
村民高立辉说，1998年，村里把他卖稻子的钱顶了村里应上缴的农业税，一直到现在都6年了，还没给他。村民张凤龙说，“我们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绝不轻易闹事的人，可是村干部这些行为分明是在逼哑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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