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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属于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按照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因此，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围绕着基本法应当由什么机关进行解释的问题曾经进行过比较激烈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基本法属于国家基本法律的范畴，按照中国宪法确立的法律解释体制，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香港属于英美法系地区，在英美法系，立法机关只是制定法律而不解释法律，解释法律的任务由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结合案件审理的需要进行解释，因此，应当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进行解释。为了保持中国法律解释的统一性，同时照顾着香港法院审理案件的需要和司法传统，在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方面，香港基本法在肯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的前提下，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进行解释，并且规定，香港法院对基本法中涉及的自治条款有完全的解释权，而对非自治条款即涉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和属于中央权限范围的条款，在作出不可上诉的判决前，应当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香港基本法关于该法解释权的分配应当说合理的、恰当的，其考虑是全面的。
在英美法系下，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无须宪法另行授权，而且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是最终解释。香港作为采用英美法系的地区，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前，法院的法律解释权属于司法权的范畴。但是，在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后，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中国宪法当然要在特别行政区进行适用，香港的政权体制当然要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体制范围。因此，由中国宪法确立的法律解释体制当然地适用于香港。
根据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和香港的具体情况，由香港基本法所确立的该法的解释体制，显然地与香港原有的法律解释体制有所不同。香港法院的法律解释权已经不再属于司法权的固有范畴，而是由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的方式授权得到的。这样，在基本法的解释体制中，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并且立法解释要高于司法解释。香港法院只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有需要解释基本法的情形时，才对基本法进行解释。而作为立法解释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可以在具体案件过程中解释基本法，也可以在没有具体案件而又存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基本法进行解释。
香港基本法制定于1990年，包括香港政府体制在内的香港基本法的内容，需要在适用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完善，当然也就需要根据基本法实施的具体情况在必要时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在香港法院审理“无证儿童案”之后，对所涉及的香港基本法条款进行了解释。事实证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对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发展，维护香港居民的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一直本着极其慎重的态度。自基本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对基本法作出一次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并不可能构成对香港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的不必要的干预，也不可能影响香港社会各界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信心。相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基本法进行必要的解释，可以明确基本法的含义，起到稳定香港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香港社会各界的信心。
此次在香港社会各界对基本法附件的有关条款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为了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推动香港政制的稳步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对其进行解释，我认为，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应有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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