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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消息报》、俄罗斯电视台记者最近联合采访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资深研究员约翰·普拉多斯，请他介绍了“冷战”年代为人所知、鲜为人知和完全不为人知的事件以及美国当今的安全战略。
“冷战”时期最危险的时刻
普拉多斯认为，“冷战”开始时非常危险的时刻是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柏林的军事对抗。后来是1962年的加勒比海冲突，直到最后一刻才奇迹般地得到和平解决。然而，最危险的要数1982-1983年，美国当时是里根当政。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出现了隐蔽的，但是却对和平威胁更大的危机。当时军事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仅凭一个假的导弹进攻的警报就可以将人类毁灭。
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的主要成绩和最大失误
普拉多斯说，精确地统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年代的开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般而言，估计在1000-1500亿美元左右。美国这一最大的情报机构在当时最大的成就也许是在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这首先指利用卫星、飞机、雷达和无线电截听手段搜集侦察情报。最大的历史失误是美国的情报机构不善于评价某个国家内部发生的重大事件。华盛顿首先把希望寄托在来自莫斯科或者北京发出的某种信号，而不是最终导致政治形势和这些国家地位根本改变的内部事件。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开展了某种“地下战争”――在大使馆地下互相埋设地道，在驻外使团的墙内安装窃听器，几乎是在开展一场竞赛。双方在制造假情报，欺骗和麻痹对方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然而这些活动搞得越厉害，双方就越是进了某种“哈哈镜室”。某些情报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使领导人产生错觉。时至今日，对某个国家形势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仍然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通病。
“美国之音”、“自由”和“自由欧洲”电台冷战中作用巨大
普拉多斯说，从欧洲领土上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广播的“自由”和“自由欧洲”电台作用巨大。某些专家认为，“自由欧洲”电台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起到了催化剂作用。至少，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苏联解体使人有机会评价美国电台对东欧居民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程度。难怪叶利钦曾经承认，在所有电台中他主要听“自由”电台的广播。中央情报局与这些电台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改变。一开始，即1950年到1952年，中央情报局是“自由”和“自由欧洲”电台的主要资助者。中央情报局不仅向这两家电台提供资金，而且提供全部设备和所需的技术专家。但是，“自由欧洲”电台的策略逐步发生变化。它开始更多的关注东欧国家社会和文化过程，私人投资也开始进入，中央情报局作为惟一投资者的作用下降。电台董事中仅数人与情报局保持着联系，代表它的利益。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说服其他董事接受中央情报局的建议。“自由”电台的情况与此相反，长期由中央情报局直接投资。至于“美国之音”，它与英国的BBC一样，一直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只服从最高执行权力机关，执行它的指示和命令。
肯尼迪曾设法与卡斯特罗联系
1963年，肯尼迪总统开始反思自己对卡斯特罗的政策，与自己的国家安全助理讨论了在哈瓦那举行秘密谈判的可能性。谈判的目的是在雇佣旅两年前的入侵失败和1962年的导弹危机之后如何实现与古巴的关系正常化。肯尼迪使用了ABC广播公司女记者利扎·戈瓦尔德的服务。她去哈瓦那采访卡斯特罗时带去了肯尼迪总统的秘密信件。档案馆现在还保存着肯尼迪与自己的古巴助理最后一次谈话的解密文件。卡斯特罗接受请邀请，同意美古高级官员在联合国进行秘密谈判。这次谈话是在肯尼迪总统遇刺17天前在白宫椭园形办公室进行。
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试验监督公民行为的精神制剂
此事开始于1975年，当时美国传出首批消息，说中央情报局可能使用制剂影响人们的行为。这里指的是美国最大的秘密部门进行的大规模试验。根据现在的资料，试验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秘密实验室进行。一名军事科学家无法忍受这种试验而自杀身亡。许多被试验者所患的病迄今仍然没有治好。这也是在美国国内进行的某种“冷战”。档案馆现在保存着由美国政府解密的文件和针对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提出的诉讼材料。现已查明，中央情报局实施过相关计划，其目的试验精神制剂对人心理的影响，但不清楚是什么导致这位军事科学家死亡：是精神制剂还是五角大楼研制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实验室生产的别的东西？美国政府已经向死者和其他非人性试验牺牲者的亲属赔礼道歉。
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自身的恐惧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宣布国际恐怖主义是的主要敌人。然而我认为，如同“冷战”时期一样，美国的主要敌人仍然是自己的恐惧。过去我们一提起苏联的“核进攻”就惊慌万状，现在我们一提起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难以预测的行动就坐卧不宁。是的，国家正处在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状态。但取得这场斗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善于严肃而清醒地分析国内外形势。我们可以回忆一下，9.11事件之后立即掀起了有毒邮件风波。许多大报、电视公司的编辑部，美国国会大楼都收到了有炭疽的信封。然而，从各种迹象判断，这些事件由“内部”因素引起。但美国人却把眼睛盯着国外，在伊拉克、伊朗和其他国家寻找歹徒。这种恐惧影响了我们合理的思考，这种歇斯底里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恐怖主义无疑是最大的威胁，但在美国人的意识里，这一威胁的程度已经被夸大到难以置信和神话般的程度。为了有效地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某个国家的宗教和文化制度，研究犯罪分子向我们发出挑战的方法，而不是将其魔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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