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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公众稳定地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政府就应向公众多提供信息
3月25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设立公众外交处的第6天。夏阳回忆起去年9月6日外交部举办的“公众外交日”时，心情仍然颇不平静。他用“历史事件”这个词来形容那天发生的事情。
那一天，作为外交部邀请的客人，夏阳第一次踏进了外交部的大门。“事前，外交部只让我传过去了一张照片，此外没有任何审查。我到时，门口已经有一堆人了。一位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走过来，问：‘你是司马长空吧？’”
“司马长空”是夏阳的ID。身为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放射科医生的夏阳，平素关注时政，常到外交部网站的“外交论坛”上发帖子，对中国外交政策、国际事务发表意见。这些意见，有时非常激烈。这是他被外交部邀为客人的理由。夏阳说，自己还不算激烈的，“真正汉人”、“林海雪原”才算是最激烈的网友，他们同样成了外交部的客人。
外交部一游大大淡化了外交部在夏阳心目中的神秘印象，让他感受到了中国外交的开放清风。而夏阳的感受，不过是中国外交走向开放进程这一宏大叙事中的一个细节。
一个处的诞生与大国外交的神秘面纱
2004年3月19日，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正式对外宣布：在新闻司内设立一个新处，新处的名称叫公众外交处。
有人说，历史的进步更多是由细节累积而成、渐进徐来的。在中国许多从事外交事务工作者及研究者的眼中，公众外交处的成立就是这样一个标志着历史进步的经典细节。它标志着中国外交开放进程迈上了制度性推进的新平台。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的神秘形象已经是一种公众常识。“外交无小事”是这种神秘形象的权威诠释。而在外交事务的操作者眼中，“外交只是某一部分小圈子的人的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公众知不知情无所谓，知道了反倒可能帮倒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这样回溯封闭时代的外交思维。
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告别外交神秘时代，揭掉外交神秘面纱，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精英与大众的共识和自觉选择。
在中国外交告别神秘走向开放的发端，布满了这样一些细节：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不但与中国知识界展开了许多政治问题的讨论，还被中国允许现场直播记者招待会，直播克林顿总统在北大的演讲。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苏姗·舍克说，中国的这一开放举动对美国总统、第一夫人、国务卿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2003年11月5日，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这位外交部前部长、主管外交工作的前副总理，甫一卸任即著书披露重大外交活动的台前幕后。这不但被认为是中国外交日益开放的标志，更被舆论评价为给中国政坛吹来了一缕透明之风。
2003年12月23日下午，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与公众进行在线交流。这是我国外交部长首次与公众进行网上交流。2.7万名网民参与了这次活动。网民提问的无忌与部长回答的坦率，使参与者获得了极大的享受。
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向国内外开放外交部保存的近万份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珍贵外交档案。这些档案中，许多是属于绝密级的。
2004年1月26日晚，中央电视台同时在3个频道现场直播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法国的新闻。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报道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时政新闻，这在央视恩还是头一回。直播领导人出访进一步打破了外交事务神秘感，拉进了外交活动与公众生活的距离。有分析认为，这不但会大大提高中国公众对外交活动的兴趣，还将有利于培养国民开放性的胸怀。
在这些细节的汇聚中，中国外交的神秘面纱渐次揭开。中国外交政以一种以人为本、清新务实、开放透明的格调迎向新纪元。
“事实上，作为中国过去最为神秘封闭的一个部门，今天的外交部已经成为中国最开放的一个部。”这是夏阳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发烧友”们共同的判断。
“外交部网站是中国政府网站中最开明的，只要你不是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帖子一般不会被删。”这也是《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一些常到“外交论坛”上发言的网友们的一致看法。
公众外交的中国使命
“公众外交”于中国是一个新鲜出炉的概念，但在国际上，这一概念已经流行几十年了。
一般认为，美国波士顿市突福茨大学法律和外交学院院长爱德蒙·古连于1965年最早使用了“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cy)这一概念。而美国也是世界上推行公众外交最有力的国家。资料显示，美国一年用于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美国公众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向世界推销美国的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张国庆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介绍说，近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传统外交”与“公众外交”齐头并进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用传播技巧来支持国家目标的实现，并以此弥补传统外交的不足。
张国庆介绍说，根据萨尔茨堡大学西格彻博士的说法，所谓传统外交是指处理政治家和外交官之间关系的活动，即通过正统的外交渠道进行外交活动。而公众外交则是指政府、组织和个人力图影响公众态度，并进而影响对方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公众外交通常被用于传统外交难以奏效或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领域，利用适宜媒体来影响公众舆论，从而推动和实现正式外交关系所难以达到的目的。
显然，在学术范畴里，公众外交的指向更多的是向外的。但是，研究者注意到，公众外交在中国本土的实践具有鲜明的向内的维度。争取中国公众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与支持，成为中国公众外交当下的着力点。这一特征，从外交部提供的一组数字中也可见一斑：2003年，外交部领导赴全国各地做内部的国际形势报告20余场，新闻司、处领导做报告58场，其他各司也做过多场报告。
公众外交在中国的这种内向取向，有着深刻的制度变迁的背景。换句话说，中国的公众外交必须消化外交神秘时代沉淀下来的负面经验，改变一些与全球化时代背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要让公众稳定地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政府就应向公众多提供信息。
尽管刚刚起步，中国公众外交的实践者们已然品尝到了果实的甘甜。据外交部某司一位副司长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在处理某国非法搜查中国过境旅客这些领事事件中，外交部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向公众披露事态进展。后来统计，在网上400余条评论中，没有一条是负面的。
公众外交的前提是了解公众的诉求。《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外交部的多位司局长，无一例外地表示自己每天都要上网，以便迅速了解公众的关切点和诉求。“遇到重大事情，不能不了解公众的诉求。”乐玉成副司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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