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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从今年开始，日本对华日元贷款(ODA)的决定额已大幅减少至967亿日元左右，减幅达到20%。
消息说，对华日元贷款额已连续3年减少，同2000年峰值时的2144亿日元相比,贷款额已经减至一半以下。
与中国威胁论无关
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方积极评价多年来日本政府的对华援助，但在日本政府做出减少对华援助贷款的决定后，日本国内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解释和说法，例如中国威胁论，我们认为这些说法和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把这些论调和日本政府的决定挂钩是中方不能接受的。
日本外务省官员不久前解释说，削减对华贷款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增强，需要援助的迫切性减弱；二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用于政府开发援助的预算总额减少。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说，过去的数年里，中国经济增长而日本经济萧条，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日本出于财政的拮据，适当改变对华经济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内对贷款产生心态失衡，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军费增长的警惕、对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和中国是否“领情”的争论上。
而事实上，这种同军费等问题挂钩的心态违背了70年代末日本提出无条件经援时的初衷。
对是否“领情”的问题，孔泉昨天表示，多年来，中国政府对这笔贷款的作用是积极评价的，正是有了这种优惠贷款的形式，双方才能进行许多有利的合作，也有利于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分析人士指出，在日本自民党内，对中国援助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中日两国进入了协调竞争的时代，中国需要援助的迫切性减弱；二是“中国威胁论”，其中包括经济威胁论和军事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日本经济是一个威胁，“神舟”五号上天，标志中国对外层空间控制能力提高，有助于增强其军事实力，中国的军费不断增加，对日本也是威胁。
对此，金熙德分析，在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过程中，日本内部持“中国威胁”的舆论和势力还会占上风，但过渡期不会很长，无论日本经济界还是政界，最终会走到“与中国和平共处才是正途”的思路上来。
日本消减经援蕴藏牵制中国念头？
金熙德告诉记者，日本实施经援始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
日本最新版“ODA”大纲首次明确表明对日外提供援助要考虑国家利益。特别是新大纲将援助的重点区域从“以东亚、东南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延伸到“包括南亚、中亚的亚洲地区”。在实施方式上，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将原来的根据受援国提出要求，改为“加强政策协商”。这是为了强化对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利用”，以利于更好地谋求日本的自身利益。
与此对应，日本对印度的贷款提高到1200亿日元，印度首次成为接受日元贷款最多的国家。对印度尼西亚的贷款也达到了1046亿日元。从1999年度开始连续4年都是日本最大贷款对象国的中国，则降到了第三位。这是继1989年度的972亿日元以来，日本对华贷款第二次跌入1000亿日元以内。
有媒体表示，日本改善与印度、印尼关系的背后蕴藏着牵制中国的念头。
金熙德则分析说，“我不认为对印和印尼增加贷款有遏止中国的意图在内，因为日本对印度的贷款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比对华经援更加久远和密切，而且印度目前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起飞不如中国，所以日本此举不能直接同遏止中国挂钩”。
其它专家也表示，对华ODA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单方面的，日本自身也是直接受益者。向中国输出日元贷款，为日本对华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多达70%的在华日资企业长年持续赢利，中日整体经贸关系得以加强。同时，依照日本政府的要求，对华ODA贷款大量应用于我国中西部的开发和环境治理，这对保护作为中国邻邦的日本的环境也发挥了作用。
所以，消减对华贷款不能随便等同于对地缘战略态势的考虑。
对华贷款终向何处去？
有趣的是，金熙德告诉记者，日本对华贷款现在面临很大的使用难题。
他说，中国民间资金日益充足，而日本对华贷款则增加了很多使用限制，比如不能用于东部基础设施建设等，“但贷款是要盈利的，要还的”，这样就造成日本对华贷款从技术上越来越难以使用。“东部基础设施，包括机场、道路、发电厂等都非常出效益，但现在用于西部扶贫、农村医疗等都基本没有效益”。
日本外务省此前表示，今年的贷款将主要用于非典等传染病的防治、和日本大学交流培养人才、购买电视器材设备、与日本共同制作节目等。
金熙德认为，随着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经济援助转移到更需要钱的发展中国家去，对华贷款减少肯定是趋势。
不过，尽管日元贷款的使用余地越来越小、中日间也时有摩擦，但以日元贷款为载体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对华的主要外交手段，而日本也承认，对华关系是日本仅次于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所以，对华贷款的减少幅度、范围还要取决于今后的中日关系，而且会较长时间地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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