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我女儿名字没有出现在官方公布的统计表内？
为什么“暂缓”执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为什么非要等到中央领导批示后才进行全面清查？
《统计表》外的死亡病例
提到死去的女儿，汪本成就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他没有想到，奶粉也能夺去女儿的命；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当地公布的死亡婴儿名单中，竟然没有包括自己的女儿。
2003年1月，阜阳市阜南县段郢乡的汪本成家添了个女儿。农历2月，王本成从该县王堰镇张楼集汪善彬开的小卖部为女儿买了两箱“乐自纯”牌奶粉，共24袋，花了270元。
可是没吃上几天，汪本成就发现女儿有些不对劲：先是全身出现红肿，继而开始腹泻，哭闹不止。他把女儿带去附近的个体诊所，可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开点药，吊些水。但三天两头的吃药、吊水也总不见好，他为此前前后后还花了2000多元。
6月8日，汪本成发现女儿全身浮肿得更加厉害，并开始发烧，还会不由自主地抽搐，就把女儿送往阜南县人民医院。医院诊断的结果为“营养不良、上呼吸道感染、电解质紊乱”。
6月16日，因为呼吸衰竭，汪本成的女儿在县人民医院离开了人世，院方在当天为其出具了《死亡证》。
而直到2004年4月阜阳“害婴奶粉”事件被全面曝光之后，汪本成才知道他的女儿只是众多受害者之一。
当地官方日前发布了《阜阳市食用不合格奶粉所致营养不良婴儿统计表》(下称《统计表》)，记者看到表上记载了阜南县人民医院2003年6月的收治人数为2人，死亡人数为1人。但这名死亡婴儿叫做文亚，并不是汪本成的女儿。也就是说，汪本成的女儿并不在阜阳市公布的死亡婴儿名单之中。
记者试图向阜南县人民医院了解为何汪本成女儿没被统计进死亡名单，但该院院长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医务科负责人不在，没法查看病历”为由，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
《统计表》中公布了这样的数据：阜阳市及下属区县的16家医院从2003年5月到2004年4月间共收治171名受害婴儿，死亡13名。
但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备受质疑。
在阜阳市人民医院2003年以来的《住院登记簿》上，记者看到，8名死于“重度营养不良综合征”的婴儿名字，都用刺目的红笔标了出来。然而，《统计表》中记录的却是，该院的死亡人数仅为3人。
对此，院方的解释是：上报的数据只是“在医院里停止心跳的婴儿”，不包括那些主动放弃治疗在离开医院后死亡的婴儿。
但这种说法无法解释该院《住院登记簿》上8名死亡婴儿为何没有全部出现在《统计表》中，也不能解释阜南县人民医院出具过《死亡证》的汪本成的女儿没有被上报的原因。
国务院的规定被“暂缓”执行
汪本成的女儿在阜南县人民医院住院时，就有医生怀疑汪本成买的奶粉有问题，并建议他去质监部门化验一下女儿吃剩下的奶粉。
于是，汪本成找到了阜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在交了500元化验费后，6月17日，汪本成拿到了化验结果：奶粉中的蛋白质含量不到国家标准的一半，大肠菌群超标近6倍。
而这时，他的女儿已被送入了县医院的太平间。
阜南县质监局随后通知该奶粉生产厂家的有关人员赶到了阜阳。汪本成要求与厂家见面，希望对方能够给予一定的赔偿，但被质监局拒绝。
厂家人员认可了质监局的化验结果，但在向该局缴纳了罚款后就离开了阜南。
而此后，造成汪本成女儿死亡的“乐自纯”牌奶粉，依然在乡间的小卖部继续销售。
“质监局把消费者的投诉当成了创收的手段，却没有为受害人挽回一分钱的损失。”汪本成告诉记者，“我父亲天天去找他们，问急了，他们就说‘你到县法院告厂家吧’。”
汪本成也曾向当地工商部门反映过情况，但对方说，“质监部门已经罚过款，我们就不好再管了”。
“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汪本成说，“找谁去赔偿呢？为孩子看病把钱花完了，我父亲也被这事弄得身心交瘁，今年春节前突发脑溢血，现已全身瘫痪。”他感觉自己像是陷入了泥潭。
“阜阳市工商和质监部门的责任划分确实存在着问题，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该市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2001年，国务院发布了57号通知，将原来由质监部门负责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职能划归工商部门；质监部门主要负责生产领域的商品质量监管。阜阳市治理经济环境办公室当时专门在《阜阳日报》上刊登了这份通知。
“如果按照通知的规定来操作，无疑是断了质监局的财路——阜阳市没有多少生产企业，他们去哪里罚款？”这位知情人说。
后来，为了照顾质监局的利益，市治理经济环境办公室只好又发了个通知，决定在阜阳市暂缓执行国务院的上述规定。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质监局和工商局都可以管流通领域。模糊的行政职责划分依然存在。
“如果早这样查的话，我的女儿也许就不会死了”
其实，“害婴奶粉”事件并非近来才爆发的。
从阜阳市人民医院的记录来看，早在2003年1月就有受害婴儿前来就诊。
2003年5月，该院的记录中患儿数量增加到6名。在这个月里，婴儿的家长们曾拿着这些奶粉到阜阳市卫生局下属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奶粉中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足，全部为不合格产品，而这些奶粉也正是造成婴儿严重营养不良，以致死亡的罪魁祸首。
按照规定，阜阳市疾病控制中心发现上述问题后，应该立即会同工商和质监部门对全市的奶粉进行全面检查清理。但事实却是：有关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2003年6月，阜阳市人民医院又收治了7个“大头娃娃”。于是，该院找到市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栏目《今晚10分》中播出了一个专题节目，揭露劣质奶粉伤害婴儿事件。
而阜阳市工商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局最初听说害婴奶粉的事情是在2003年7月，但当时SARS刚过，阜阳又遇到了洪灾，紧接着又是禽流感，事情一茬接一茬，“忙得没顾得上奶粉这件事”。
2003年10月，工商局因接到的投诉越来越多，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月就开始组织了专项打假活动。
2003年12月，阜阳市人民医院问题奶粉受害者的就诊人数猛增到10人，并有2人救治无效死亡。
2004年1月，又有6个受害婴儿被送到该院。一些省内媒体开始对此事件进行报道。
1月底，阜阳市卫生局和工商局终于在媒体上公布了33个品牌的害婴奶粉“黑名单”。
但是，直到2004年4月初，在距离市工商局不到200米处的小商店里，黑名单上的害婴奶粉仍然被堂而皇之地摆在货架上销售。
4月中旬，阜阳害婴奶粉事件被国内外媒体全面曝光，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4月16日温家宝总理对此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食品药品监管局迅速调查此事。当地工商部门这才立即采取了近似于抗击SARS的严防死守政策，并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从当地市场上查出了15800多袋涉嫌不合格的奶粉和22500多袋不符合手续的奶粉。
事后，阜阳市工商局的张立民副局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也承认了他们“主观上”的问题：“我们没有盯的精神，一盯到底，一追到底。”
而从去年获知劣质奶粉情况后到今年4月全面清查之前的近一年时间里，主管生产领域的质监局，没有查处过一家加工制造劣质奶粉的厂家，但在此次全面清查开始后，该局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发现一家前店后院用假奶粉换上新包装制假的黑窝点。
“如果早这样查的话，我的女儿也许就不会死了。”汪本成说。
国务院派赴阜阳的专项调查组在初步调查后也认为，害婴奶粉事件暴露了当地执法部门“执法不敏感、相互之间配合有差距”的缺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