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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虚假业绩营造股价的虚假繁荣，而一旦造假丑闻被曝光，股价也会一泻千里，投资者最害怕遇到这样的造假股票，如果不慎踩雷，则将面临着无法预计的损失。为此，越来越多的受害投资者把造假公司告上法庭，希望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从2002年初法院对证券赔偿案件的解禁，到2003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全新的司法解释，“因虚假陈述而导致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正式走进法庭，目前各地的起诉案件将近1000起，涉及投资者超过1万人。
在走进法庭的过程中，投资者切身感受到了诉讼之艰难，除了两起案件以庭外和解方式让投资者得到了一定赔偿，绝大多数案件因种种原因变成一场持久战。诉讼造假公司的赔偿官司为什么会如此难？全国投资者权益咨询保护中心主任郭锋分析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造假者不重视股东权益。由于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损害了自己股东的权益，造假者是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但目前这些造假公司没有正确的认识，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赔偿措施，甚至回避股东的索赔诉讼。其次是地方保护伞对造假者的呵护。由于经济利益的关系，几乎在每一个造假者的背后都有地方保护伞的影子，也正是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许多证券官司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最后就是法院介入的态度不够积极。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很清楚，造假者的认定也很明确，但到法院立案审判时却困难重重。大庆联谊案的审理已过一年没有审判结果，东方电子案件受理也将近一年，迟迟没有开庭审理，银广夏案更是拖延了一年多才刚刚被立案。
郭锋还以美国为例，指出中国在此类案件操作层面上需要完善的方面。在美国，律师只要认证了上市公司造假事实，就可以直接起诉，而目前中国还需要一个“司法准入”的门槛，即该公司必须受到证监会的处罚才可被起诉，由于这样的规定，另一个造假大王蓝田就在“逍遥法外”。另外，美国实行的是集团诉讼制度，只要是同一个造假者的投资者，随时都可加盟集团诉讼行列，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集团诉讼机制，尽管一些案件已经从单独诉讼发展到共同诉讼，但在实际执行时还是相当繁琐和刻板，许多投资者为此丧失了诉讼权利。
来自日本的赤泽义文律师还介绍了日本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即当高管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害时，股东有权利代表公司直接起诉相关人员，要求赔偿。目前日本的股东代表诉讼案件非常多，且赔偿金额也越来越高。大和银行案比较典型，大阪地方法院要求被告每人赔偿75亿日元(相当于5.62亿人民币)到829亿日元(相当于62.17亿人民币)不等。这项制度不仅可以让股东监督公司经营者的决策行为，也可以发挥股东的责任来减少公司遭受的损失，从而保护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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