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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海南博鳌热情会见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至少是老布什的第16次中国之行。再过一个多月，老布什就要过80大寿，今年也是他出任中美联络处主任30周年。
这位八旬老翁，可以说是仍然在世的少数几位亲历中美关系风云三十载的人。中国人看得很清楚，小布什入主白宫后，老布什参加外交活动时对他专擅的中美外交极其谨慎，对于事关自己全球政治家声誉的中美关系三缄其口。直到儿子在中美关系上缓慢却显著地“转过弯”来。“我不想就此谈话，我不愿意让记者跑到白宫去问美国总统，‘看啊，你的疯爸爸和你说的不一样’！”
2004年春天，在中美军机相撞3周年的日子，在当时撞机发生空域之下的海南岛，布什这位二战老飞行员高兴地对中国国家主席说：吴仪副总理在美国主持美中商贸联委会会议大功告成。这位老布什总统绕口地说：(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最近重申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持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立场，我对美中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这种老一代人的如释重负之感，肯定同样萦绕于同时聚集在海南岛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等八旬老翁心头。
他们见证着，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推动中国外交新思维，使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乃至全球事务与具有枢纽性作用的中美关系一起，逐步走上一条稳健之路。这一外交新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本着“以民为本”的精神，使中国外交具备一种民意的广度、民主的厚度，使走向成熟的中国在地球事务管理中表现出一种成年人特有的成熟、稳健、聪明与平和。
超越感与平常心
2004年4月15日下午，在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昨天胡锦涛主席在与切尼副总统会谈时说他希望在下半年与布什总统会面，请问胡主席是将在今年的APEC会议上会见布什总统还是正式访问美国？去年胡锦涛主席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有关活动，今年的会议将在美国举行，他是否会参加这个会议并顺访美国？”
一个很好的提问！孔泉坦诚回答，“在今年下半年的APEC会议期间，中美根据惯例会举行双边会晤。至于你提到胡锦涛主席下半年是不是有其他顺访美国的计划，目前我还不掌握情况。去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出席了希拉克总统倡议举行的南北领导人的非正式对话会议。今年是不是依然会举行类似的会晤，迄今我还没有看到美方就此提出倡议。”
信息不难解读，尽管绝无像当年叶利钦那样向八国集团“挤进”之意，但中国已经基本改变对八国集团的消极态度。藉着自己在世界经济的强势地位，中国对八国集团的“资本主义富人董事会”既不担心，也不眼馋，更不轻视。这是一种读完大学三年级的成年人对于一些生日舞会派对的平常心。
2003年5月底，在上任两个月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离开被非典型肺炎疫情折磨的家乡开始首次出访，其高潮是参加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峰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应邀参与工业大国峰会，并作为国家元首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首次会晤。
北京大学一位国际关系学教授对传媒说：“中国没有必要再觉得像20世纪初那样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受害者。而且八国集团也不是1900年在北京烧杀抢掠的八国联军。”
如果说坚韧不拔的俄罗斯“挤进”八国集团有一种启示，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握自己明确无误的目的，而不是别人怎么说，或者自己的椅子怎么坐。
至今莫斯科还是八国集团的一个不完全成员。本来就不信任七大工业国峰会的中国，面对日本、德国的邀请，肯定曾经产生过“二等公民”的担忧。对缺少自信心的局外人来说，不免如此。这是一个首次参加舞会的新生势所难免的心理状态。成长的唯一含义，就是克服这种状态。
中国国家主席参加八国集团会议并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公开亮相。说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把“里子”置于“面子”之上。被过多的花絮新闻遮蔽的一个事实是：这么多年来，七个工业大国领导人都在无意中使这一峰会成为一个唱高调的清谈会议。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可能更加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对于务实、低调、谦和的胡锦涛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在全球媒体的灯光下照相，更不必说照相时站在什么位置了。
这种不受“自卑+自大”情结纠缠，即使站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也泰然处之，偏偏吸引所有人注意的风范，令人想起周恩来总理的风范。中国先哲说过，智者光而不耀。因为他心里有底，脚步踏实，头脑澄明。
目前，俄罗斯年GDP不足0.4万亿美元，不及中国1.24万亿美元的1/3。工业化七国在政治层面即领导人峰会层面接纳俄罗斯，而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层，即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层面，却排除俄罗斯。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只拥有核打击力量和军事装备，而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不会得到西方世界充分的尊重和平等对待的。
而西方国家明显感到同中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对话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政策对话，一些知名学者也呼吁中国加入工业化国家的财长及央行行长机制。
当莫斯科争取到足够的面子时，中国更在意的是里子。越是没有里子，越要争面子，最后一定没面子。
邀请中国国家主席2003年出席南北对话会议，是八国集团第三次对华采取主动行动。第一次是德国，第二次是日本，这一次是法国。从趋势看来，八国集团把与中国的对话联系看作是越来越重要的经常性方式。
八国集团对中国态度很微妙。美国曾持反对态度，至今态度仍不明朗；日本既希望加强同中国的联系，又不甘心放弃八国集团中唯一亚洲国家的地位，因此只希望中国成为八国集团的观察员或伙伴国家；其他六国态度相对积极，特别是德、法、俄已明确表态。
2004年，轮到美国主持八国首脑会议。2005年是英国主持八国首脑会议。这种对话机制以何种形式体现，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情景下，一个成熟大国的态度，不应当是“坐等”。由于八国集团缺乏全球民主民意的政治基础，中国自然不必如德国和日本对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那样态度鲜明，也不必如莫斯科加入八国集团那样执著，但是主动表达自己的愿望是非常健康的外交欲望，没有必要怀疑和压抑。
因此，这一次中国既不拒人千里之外“缺少兴趣”，也没有摆“爱请不请”的架子。而是很坦诚地让人理解到，只要美国方面有诚意，中国愿意考虑再次参加八国峰会。我相信，这一信息，刚刚离开北京的切尼副总统肯定也已经得到了。他肯定想知道在自己前脚离开后就抵达北京的金正日在想些什么。而且在强势的欧元和日元面前，实质上只有美国和中国在遭受全球石油价格狂飙之苦。不仅因为人民币同美元是钉紧的，还因为美国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第二大国。
球已经在美国方面。
不论这一次美国是不是邀请胡锦涛参加八国峰会，中国方面实质上已经表态。这非常不容易，非常有风度，体现了中国人“客随主便”的态度。当然，对美国来说，今年的APEC峰会总要开，中国主席同美国总统肯定要“关起门来谈大事”。所以，在八国峰会上玩点小聪明，给中国一个冷板凳也不无可能。但是对于要解决问题的中国人来说，那只不过是少一次照相的机会而已。
还有，那很意味着英国人将得到捞足面子的机会。
什么时候打电话不必“应约”
国际风云，外交风云，说起来就是一幅雷激电荡。如果能把这一股纵横捭阖之“风云”，纳入盈握之电话筒，才真正有了一些古人所激赏的“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味道。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同其他大国领导人电话联络颇为频繁。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新华社授权播发的通稿中，必定有“应约”一词，多少有点不同寻常。
平心而论，这里其实反映了一种不大自然，一种适应过程。因为这个中文词在这里至少含有这么一个暗示的意味，那就是这一次联络是对方提出来的，“是你要给我打电话，可不是我要给你打的电话。”
玩味再三，不难理解，微妙的两个字，生动地体现着中国人真正参与“地球事务”时的“摸着石头过河”心态。
在新华社的外文新闻中，是从来不包括这一莫明其妙的辞令的。简单明了，就是中外领导人“talk over phone”，“talk by phone”，或干脆就是“got a phone call from”。
笔者敢打赌，随着时间的流逝，用不了多久，这些东西毫无必要的修饰就会消失掉，否则要么不为人在意，要么让人发现一点儿老冬烘。
中苏蜜月时期，北京同一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有过外交热线。随着中苏决裂，都成了“冷线”。中国人对于世态炎凉有了一种敏感。直到1996年，莫斯科同北京架设热线电话，当时华盛顿和北京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1997年冬，中美领导人的热线架设起来，但其真正作用其实并超不出“新年好”的水平。1999年巴黎—北京热线电话开通，更多的仍然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1999年5月，发生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严重事件，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情急之下的美国总统克林顿3次打电话给中国领导人，但是都被拒接挡驾。考虑到中国人一个世纪来在外国炸弹下遭受的累累新伤旧害，美国军人犯下的滔天暴行在中国人心目中激起的反响之强烈，无论怎么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元首间的热线电话在最紧急关头遭到“冷冻”，多多少少体现出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时的步伐不轻。
这让人想起中苏冷战(而且间或也有小规模的热战)的严峻时期一个类似的典故。据公开的外交档案，当时北京和莫斯科都十分担心边界局势失控。在莫斯科领导集团中属于温和派的柯西金总理，情急之下动用中苏同盟时期架设的外交热线打电话到北京。不料柯西金被接线员中的“文革小将”臭骂了一顿：你算什么东西，修正主义叛徒，也配同我们的总理谈话！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件公案后非常生气。但是在反帝反修的火热年代，也只能苦笑置之。尽管同样为中苏边境冲突的前景忧虑，但是困于“文革”狂热的周恩来总理是不可能把电话打回去的。东方不亮西方亮，他转向太平洋对岸。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环境，由于中国的沉重历史记忆，对不起，有劳基辛格和尼克松先迈一步，到北京来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可厚非。但虽然我们得到了面子，但是毕竟放弃的是一种主动地位。
2003年10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得克萨斯州农业与机械大学就中国问题发表讲话时列举了所有的积极因素。中国表明支持反恐战争，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国。它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但是最引起媒体关注的倒是鲍威尔提到他与中国前后任外交部长之间的电话联络，已到“不拘礼节”的地步。
鲍威尔说，11月4日他到尼加拉瓜访问，清晨大约6点钟，旅馆房间电话响了，对方是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可见他们之间的联络已到“不拘礼节”的地步。
鲍威尔回想起刚上任时的情景，由于华府与北京12小时时差的关系，他要跟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电话交谈，通常要经过事先安排。每打一次电话，需要大约24小时，甚至36小时才能安排好，谈话要点都必须先准备，彼此都知道对方要说些什么。他说：“这种通话实在有点不自然。”
鲍威尔绘声绘色地讲述：后来因为他经常打电话到北京，中国方面觉得很难准备谈话要点，因为他没有告诉他们打电话要谈什么事，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要写什么谈话要点。慢慢地，他们说：“唉！算了，他什么时候来电话就什么时候接。”
鲍威尔在演讲中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他说大约一个月前，李肇星打电话给他，是一个星期六，他刚好在家里。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通讯中心告诉他是中国外交部长。他说，虽然李肇星的英语绝对流畅，但他们仍通过译员交谈。
正在谈话时，家里的狗突然叫起来，因为有人在按门铃。“阿尔玛(鲍威尔夫人)在楼上命令我去开门”，太太命令不敢不从，他只好对电话里的李肇星说：“部长先生，我一会儿就回来。”害得在线上记笔记的部长先生完全摸不着这段对话的意思。
这说明他现在与中国外交部长通话，彼此已像朋友一样交换意见，坦率而直截了当，不用拐弯抹角。
热线电话本来就有救急功能，特别是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这样经常出现分歧的大国。也许能做到随时在电话里争吵比“新年好”重要得多。
一个小小电话，见证中国在地球事务中成熟的可喜变化。这里面，也凝固着一种百年沧桑。
民本外交：突破“洋人”和“外宾”矛盾
我一直不喜欢“外交”这个词，觉得就像已经过时的“外贸”一样，过于高深莫测，过于“内外有别”。相对而言，“国际关系”这个词更好一些，当然更理想的词是“全球事务”乃至“地球事务”。不久前美国学者出了一本书叫《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个人》，很有创意。随着全球化发展，技术革命进步，个体在全球性事务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地成长起来。
从李鸿章签《马关条约》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可以用两句话形容，一句是“弱国无外交”，另一句是“外交无国民”。弱小的国家，自然谈不上真正的外交，只不过是签订一些城下之盟而已。与此互为表里的是，凡是不民主的专制国家，所谓外交也一定是见不得人，见不得人民的。否则要么是《二十一条》曝光而遗臭万年；要么是《凡尔赛和约》尚未签订而火烧赵家楼。
其实不难理解其中关联。弱国无平等、有尊严的外交，故而不敢让民众知道，这里面的辛酸，好的或孬的外交官都知道一些。
当然，没有强大民意支持的外交，最终也只能是无本之木。
今年春天的“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就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向外界吐露了心声，其中“民本外交”的思想可谓画龙点睛。
自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对峙局势的消失导致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产生，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受到不同方面的挑战，而中国政经实力的崛起让整个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许多国家认为，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全球贫富悬殊将更为严重，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将为大国所主导；外交格局的不平衡，反过来影响到各国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国家政经实力的强弱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直接造成了国际竞争转化为国内竞争。
不以国内民意为外交基础的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从来都不少见。这种外交政策，完全可以通过牺牲民众的利益来换取国家外交环境的稳定，甚至以国民利益的“里子”换取外交礼仪的“面子”。日本人不就明确地对袁世凯说，“只要您签订《二十一条》，日本国愿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当皇帝！”因此，有以外交利益的让步来换取国家地位的苟安者，更有以外交利益让步换取执政者一人地位苟安者。
最近，国内外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民本外交”思想的确立，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提升国内民众的各项利益：第一是通过大国外交来树立民族尊严，使得海外华人地位提升；第二是利用全球一体化机制下的分工方式，促进本身优势产业的发展，为国内创造可观外汇；第三是针对领土与主权纠纷问题，采取和平原则加以解决，不致影响国内民众的工作生活环境。
“民本外交”的背景，就是民主外交。美国重要“智库”兰德公司研究员麦艾文在《中国新外交》一书提到，大国关系逐渐占据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中国越来越多地把本国利益看作与重要大国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而中国官员开始强调大国之间，包括中国在内，需要“共同承担责任”。这里有一个政策的基石，那就是随着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公民”，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国籍公民同其他国籍的人，再不简单地是“敌我内外”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开放，中国人对外国人已经不再心存疑虑。与此同时，封闭时期中国人对外国人视之为“外宾”，礼让有加。但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同外国人处于一个平等的竞争之中，传统的给“外宾”以超国民待遇的外交思想，已经越来越不适合社会民意。
普通的中国公民，在克服了对“洋人”、“外宾”的矛盾心理后，要求同其他国家的公民平等地在中国以及在外国进行竞争。我认为，这是中国外交新思维的真正和唯一的地基。
中国外交中的焦点—中美外交的波折，肯定将为部分根本理念分歧所左右，大国关系下的思维碰撞难免外交政策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的协调应当以国内民众利益为衡量的尺度。中国最近在钓鱼岛问题上前所未有地采取明确立场，使得中国民间的爱国主义得以理性表达，因为基于民意，才没有出现非理性行动。日本暴徒袭击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鲜明地暴露出一个现实，那就是日本对华关系甚至远不如美国对华关系具有民众利益基础。这也反证了中国某些专家忽视本国民意基础倡导“松绑日本”完全是一厢情愿。一个或一个民族国家，只能自己为自己松绑。中国外交正在体味这一真理。日本也需要为自己的“民意”松绑。即使其民意基础真的是军国主义，也只能通过对付军国主义的唯一有效方式应对之。
“强国富民”的外交政策才能够获取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可以保持国内改革形势的相对稳定。中美、中日关系等外交思维的调整，必须多多考虑国内民众的思潮，改革形势的发展与外交策略的调整应统一起来，争取国家地位与民众利益的提升有机融合，并主动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利益分配制度的更新。总之，不出让(卖)民众利益来换取国家地位的定位至关重要，让民众的政治参与影响外交战略的部署，可以实现“民本外交”背景下的“民主外交”。
目前，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延正在扩展，扩展至包括能源、环境等以前被忽视的众多领域。这种外延的扩大，在本质上只能是中国民众利益这一内涵之丰富和饱满。可以看出，中国在部分国际问题的态度与其外交新思维是高度相关的，关系到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以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外交问题上，中国积极的外交政策显示出大国外交的信心。什么是大国外交的信心？答案可能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外交政策所维护的“国家利益”，正在越来越多直截了当地表现为“人民利益”。
现在，只要把“人民利益”稍加推广，使之更多同“亚洲人民”、“发展国家人民”、“全世界人民”碰撞、接触、重合，中国外交新思维就将具备“地球事务管理学”的维度和广度。这就是民本外交和民主外交的真正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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