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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知识的背影力图摆脱脑后长长辫子的束缚。
提起中国近代教育不能不提天津，提起天津近代教育就不能不提北洋。
随着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满清政府中的一些人意识到满洲八旗兵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张，不管是抵御外侮还是镇压人民起义都必须建立起一支用西方武器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建立新式军队，光有新式武器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新式的士兵和军官，因此建立新式学堂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于是，洋务运动的实权派人物把目光投向了天津，天津也就走上了新式学堂，新式教育“试验田”的道路。
“师夷长技”洋务试水
“西学东渐”津门先行
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是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即后来的福建船政学堂)。事实证明这一明显带有试验性质的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一间新式学堂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同样处于沿海的天津便成了兴办北方洋务的首选之地。天津拥有当时号称“亚洲最大军工厂”的天津机器局；天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开为商埠，是直接与西方交流的重要窗口；更重要的是天津是北京的东大门，在此培养新式人才不仅便于随时了解学习进展，更为就近训练新军拱卫京畿提供了基础。
1876年，李鸿章奏请朝廷设立电报水雷学堂。这一学堂不仅是天津近代第一座新式学堂，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座电信学校。
中国的第一条电报线就铺设于天津机器局东局至直隶总督署之间。总长虽只有十六华里左右，但设计这条电报线的人，正是电报学堂的外国老师，操作这条电报线路的也都是这个学堂所培养的中国学生。它的开办，意味着天津新式教育的开始。
电报的出现让还习惯于靠驿站烽火传递消息的中国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瞬时千里”，在尝到了新式学堂甜头的李鸿章的支持下，一批新式学堂迅速在天津落成。其中最著名的当数1881年设立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和1885年设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前者在短短几年之内取代了福建船政学堂，成为培养近代中国海军人才最重要的基地，而后者更是开中国近代陆军军官学校之先河，它的建立拉开了清朝新式陆军建设的序幕。有人说，当时的天津武备学堂对于中国的意义丝毫不亚于西点军校之于美国，江田岛海军学校之于日本的意义。
除了上述的三所学堂之外，设立在天津的新式学堂还有1893年设立的中国最早的以接受西医技术培训为主的军医学校--北洋医学堂，该学堂的附属医院--北洋医院(天津总医院的前身)是天津最早的公立医院；庚子事变之后的北洋巡警学堂，是天津乃至全国最早的警察学校；还有以学习西方机械原理和机器制造为主的北洋工艺学堂等等。
这些新式学堂对于19世纪末期的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们的成功先例为在全国范围内更大规模地推广新式教育提供了有利的依据。从1886年到1890年5年间，湖北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和南洋水师学堂相继成立，这些学堂均是以天津学堂为蓝本建设的。同时，天津这几所军事学堂的成功创立也刺激了各地民用技术学堂的发展。虽然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最终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重大打击而告终，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也在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但在这三十年中中国人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西学”的价值。在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后，近代化的新式教育终于从天津这块“试验田”走了出来。
北洋大臣贴劝学告示
水师学堂出惊世才子
李鸿章于1880年上奏朝廷，要求建立北洋水师学堂，1881年学堂建成，地点就设在天津机器局东局以北(今河东区东局子一带)。尽管北洋水师学堂1900年毁于战火，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它的宏大规模的。据记载，北洋水师学堂“堂室宏敝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这样的办学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但在民间有很多人对这种不习孔孟，不走科举之路的学堂抱以怀疑的态度，因此这样的一所学堂在设立之初竟一度面临无人报考的窘境。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李鸿章专门发了一个告示，宣布学堂将每月发给学生四元的月银(津贴)，这一点对很多家境贫寒的学子是有巨大吸引力的。李鸿章还对学子未来的前景做了十分乐观的展望，“今日之学生，即他日之将佐，投考该学堂，将会有远大之前程。”经过如此一番鼓动之后，投考北洋水师学堂的人果然多了起来。
北洋水师学堂在办学方面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它从一开始就严格遵循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学规范。
为了保证学生能学有所成，北洋水师学堂坚持系统教育的教学模式。北洋水师学堂所设立的课程除了枪、轮机、驾驶、电报等专业课程外，学生还必须修习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地理、天文等课程。同时北洋水师学堂还坚持大量使用外国教官授课，让学生更好地吸收西方科技精华。北洋水师学堂的学制最初定为五年，后来又延长至七年。这与其他军事学堂长则一年短则数月的短期培训班教学模式截然不同。这种系统教育充分提高了学生的整体素质，使学生不仅能成为军事人才，在其他领域也能有所建树。
北洋水师学堂从1881年开学至1900年停办，20年间培养了许许多多优秀人才，他们中有后来被称为“南开之父”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曾任北洋政府海军次长的谢葆璋；有复旦著名教授伍光建等等。此外，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北洋海军的骨干，仅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就有20多名毕业于该学堂的军官为国捐躯。
提北洋水师学堂不能不提严复。1881年学堂设立之初，李鸿章便将刚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归来的28岁的严复调来任总教习(即学校的教务长)。在担任了九年总教习之后，一直因“常发过激危言”而不得李鸿章宠信的严复才被晋升为会办(副校长)，又过了一年，才当上总办(校长)。
甲午之战的惨败，让这位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深感震撼。处于培养中国近代军事人才最前沿的严复毅然抛弃了此前洋务派只重引进西方技术，而忽视引进西方思想之观点。他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出变革才能走出困境。
1895年，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完成了被后世称为不朽译著的《天演论》，这部举起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启蒙大旗的著作深刻影响了毛泽东、鲁迅、胡适等一大批中国志士，同时也被看做是维新运动到来的先声。
出色表现挽裁撤狂澜
陆军学校内将星云集
虽然天津武备学堂从创办起到1900年被八国联军摧毁为止仅存在了16个年头，但这所学校影响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天津武备学堂，中国近代史完全有被改写的可能。
据说，天津武备学堂刚建立的时候，北洋军驻扎在各地的军官大都要来这里接受李鸿章聘用的德国军官的训练，经过考试后成绩优异者进入学堂进行学习，一年之后再回到原来的部队任职。这时的天津武备学堂属于北洋陆军军官的轮训场所，也就是现在的进修学校。
后来，随着学员的增加和对军官能力要求的提高，天津武备学堂也开始向正规化方向发展。学制改为两年，后来又改为三年，课程安排上也由原先的侧重于基础训练，改为侧重学习近代军事知识，同时经常“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以充根底”。
武备学堂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贡献并不仅仅体现在对陆军军事人才的培养上。
中国最早的氢气球就诞生在武备学堂。1887年，天津武备学堂数学教习华蘅芳自行设计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只氢气球放飞成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世人称之为“巨观”。这一成功被视作开中国近代航空史之先河。
武备学堂还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铁路人才。从1890年开始，武备学堂开设铁路课，从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请来了工程师为学员授课，这为20世纪初中国铁路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的建设者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毕业于武备学堂的。
武备学堂还以对于在校的学员管理严格著称，学堂的各种学规有40多条。特别是考勤制度非常严格，学生缺课将被记过并处以罚款，考勤记录还直接影响着对学生以后的任用。其中很多学规都成了后来的军事学校制订管理制度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都吸取过天津武备学堂的办学经验。
很少有人知道，几乎天津武备学堂还曾成功地挽救了全国各新式学堂被裁撤的命运。
也就是1886年，满清政府曾有过裁撤北洋陆军和新式学堂的动议。光绪皇帝的父亲、时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的醇亲王，曾专程来津视察北洋防务，他首先视察的就是武备学堂。
视察的结果让醇亲王感到非常满意。醇亲王回京后给上奏光绪皇帝，他认为，军队要强大，人才是第一要义。武备学堂和水师学堂花钱不多但收益却很大，北洋陆军不但不应裁削，新式学堂还应大力推广。如果不是天津武备学堂在此次视察中的出色表现，这些新式学堂极有可能在一片反对声中而下马，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也可能被大大推迟。
与北洋水师学堂不同的是，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多在军政两界发展。武备学堂可称是人才辈出，将星云集。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在新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就有武备学堂毕业生130多人。其中就有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还有曾任国务卿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曾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张绍曾；曾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更有曾任总统的冯国璋和曹琨等等，这些人无一不是曾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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