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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台手摇平台印刷机，于同治十一年（ 1872年）开始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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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通俗小说都是在天津报纸上连载后再由天津报馆出版的 |
“教育”这个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有确定意义的概念，词典上是这么解释的：“教育是指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
这是有关“教育”的一个社会界定，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伴随人类的发展，“教育”很早就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本能还是有意识，无论是言传身教，还是照本宣科，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
而“出版”的出现，为教育奠定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基础。可以说，“出版”是教育的另一种延伸。
大小书坊
促使出版的形成和发展
毫无疑问，教育的兴办促使了“出版”的形成，而“出版”的形成和发展，让教育和社会进步有了文字的足迹。
据史料记载，明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直沽设卫，并命名为天津。32年后，也就是1436年，明正统元年，天津左卫指挥朱胜在东门里捐建文庙，开办卫学，这是天津兴办教育的开始。后来随着建制的变化，改称州学、府学，又有县学、屯学、运学、义塾、私塾等不同档次的学校，各类学馆的建立和发展，对教材的需求日益增加，因而出现了刻书业的大小书坊。这些大小书坊主要刻印启蒙课本和少儿读物，既刻书也卖书。比较有名的是李经书在三条石开办的聚兴堂书局，建于1850年以前，刻印了大量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等教材。
而这些大小书坊与官府刻书、私人刻书形成天津古代出版业的三大系统。
官府刻书，主要是刻印志书。天津最早刻印的志书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胡文璧撰修的《天津三卫志》，但现在已经湮没无存了。清代是官府修志工作的鼎盛时期，康熙十四年(1625年)刻印发行了薛斗柱撰修的《天津卫志》，乾隆四年(1739年)刻印发行了《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等等，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官府成立了直隶书局，对分散的官府刻书业实行了统一管理。
而私人刻书业，则以刻印诗文集为主，过去的私人刻印，多是一些有闲有钱阶层把诗集刻印出来互相赠送或自己留存。天津最早刻印的诗文集是明代刘焘的《晴川余稿》。
天津早期的出版业，最迟在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明末清初已初具规模了，如果把杨柳青年画也纳入出版序列，那么，天津出版业的发端还应该再上溯一百多年。
杨柳青年画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相传是明嘉靖年间(十六世纪上半期)出现，到了明崇祯年间(十七世纪中叶)，杨柳青镇已形成辐射北方城乡的年画发行中心了，到了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杨柳青年画无论从绘画、雕版还是印刷、发行，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在天津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报馆出书
近现代天津出版业的特色
建卫以来，尽管天津的出版业不断发展，但因为条件所限，并没有形成相当的规模。天津出版业真正得到飞速发展，则是在报纸出现以后，也就是清末民初。
清朝末年，天津兴学之风日盛，新式中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传播西方文化思潮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报纸了。天津的第一家报纸是英文的，1886年11月由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人德璀琳创办的《中国时报》，同时出版中文版《时报》。其后，又有曾担任北洋武备学堂教官的德国人汉纳根于1895年创办的《直报》，日本人西村博于1899年创办的《咸报》。而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报纸是严复、王修直、夏曾佑主编的《国闻报》，创刊于1897年，这份报纸在戊戌变法期间曾发挥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国闻报》仅存在了一年时间，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译著《天演论》，并出版了单行本。
天津的近代出版业起步不算晚，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出版社团与投资，因而一直没有形成像上海那样具有实力的专业出版机构。清末民初，天津的出版业大体分为官办、报馆办和私人办三个部分。官办书局如直隶书局、文明书局、有正书局等，规模不大，主要印些课本、政府文本、碑帖以及《天津指南》之类的实用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官报局，它是天津最早具有近代出版形态的官办书局。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决定创办官报作为舆论工具，1902年3月，袁世凯派其同乡、候补道张孝谦筹办北洋官报局，筹备工作在保定进行。同年8月，官报局随同直隶总督衙门从保定迁到天津，临时选址在河北狮子林集贤书院旧址办公。同年12月，《北洋官报》正式出版，这是中国有政府官报之始。《北洋官报》主要刊登上谕、奏议等官方文书，同时报道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等新闻。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北洋官报》采用公元纪年，这是一个创举。
私人办的书局在进入民国后，最有名的是天津书局、百诚书局，印些史书、论著和教科书。
还有就是报馆出书。据天津市出版研究室的倪斯霆先生介绍，民国时期，报馆出书是天津出版业的主流，报馆出书又是民国天津出版业的一大特色，这是天津区别于其他城市出版业的重要标志。报馆兼办出版的，主要是大公报馆、益世报馆、新天津报馆等二十多家报馆。这些报馆在报纸上主要刊登时评、连载小说等，只要是老百姓爱看的，最后都会结集成书。报馆出书当时在天津出版业非常盛行，他们大量出版通俗小说，民国时期全国有近一万部通俗小说出版，到了今天，能够在文学史上留下足迹的有十几部，如《十二金钱镖》、《红杏出墙记》等，都是在天津报纸上连载后再由天津报馆出版的。也有一些有关时政的书籍，当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大公报馆的记者范长江到陕北进行实地采访，最后写成了一本《中国西北角》，大量发行海内外，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就是看了这本书才来到陕北的。
私人出版
天津出版史的一个亮点
在天津不算漫长的出版史中，有一些人，从个人角度出发，兴办学社，出书立著，成为天津出版史的一个亮点。
天津的某些私家刻书，带有家世性和承传性，其中有父子、兄弟、祖孙均从事刻书者。例如清初的查为仁、查礼兄弟，查为仁曾刊刻自撰《蔗塘未定稿》8卷、《押帘词》1卷等，查为仁之子善长、善和在1750年刊刻了《绝妙好词卷》7卷，而查礼编纂的《查氏一门烈女编》的刊刻更具典型意义，初由查礼刊刻，后由子嗣再刻、三刻。到了清末，一说起水西村的查家，更是人人皆知，查家已成了一个大的文化集散地，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外埠文人北上南下，都要来天津，一些名人被查家留下，互相交流文集、诗集，并且结集成书。当时的查家亭台楼榭，草绿柳长，后来有人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有查家大院的影子，当然这种说法无据可考。
徐世昌，祖籍浙江，人称北洋军阀的军师，清翰林出身，1918年任民国总统，因其一生多在天津，下野后又为天津寓公，所以有人说他是天津人。晚年的徐世昌定居天津后，买房置地，然后在家里设立了退耕堂，对中国历史典籍进行注疏整理，同时编书赋诗、写字绘画遣兴，出版了《大清畿辅闲着传》共40卷、《退耕堂诗集》6卷等大量的书籍。
擅长写武侠通俗小说的宫白羽最初在报馆出书，他自己得到一点儿稿费后，报馆可以再印刷出版，与宫白羽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后来为了避免书商和报馆的盘剥，宫白羽自己成立了正华出版社，专门出版自己写的武侠小说，出版了三十多部书籍，发行量很大。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宁波商人刘汇臣自己出资创办了励力出版社，基本买断了京津地区所有名作家通俗小说的出版权，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小说，例如王度庐的《卧虎藏龙》，这后来被李安拍成了电影，前些年获得了奥斯卡大奖。1948年底，刘汇臣把所有版权卖给了上海的几家出版社，以致形成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天津通俗小说在上海狂轰乱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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