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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采访了揭开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实情的一名普通医生桂希恩，并在5月29日节目中播出。以下是节目实录：
短片
五年前,一个普通的传染病医生
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
(桂希恩：这个村子里头病人很多了，而且这些人都是卖血的)
五年时间,他克服重重阻力
寻找和救治无助的病毒感染者
(桂希恩：遇到这种情况还不过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为了扭转人们的偏见
他也曾和自己的病人同吃同住
桂希恩用行动重新诠释一个医生的职责
精彩对白：
记者:你当时发现什么呢，你的结果是什么呢？
桂希恩：我抽的标本里头有超过一半是阳性的。
记者:医生也有管辖范围吗？
桂：艾滋病没有国界的，哪里来的省界的。
记者：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你不管这件事不会有人责怪你？
桂希恩：遇到这种情况还不过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记者：对方病人的这种感受情绪对你当医生来说有这么重要吗？
桂希恩：我愿意跟他做朋友，我愿意让我和他之间没有隔阂。
人物简介:
桂希恩
1937年生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
1999年开始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区从事开创性的疫情调查防治工作
正片：
解说: 2004年2月28日，欧洲银行家马丁?哥顿来到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武汉市的医生桂希恩，奖励他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桂希恩--这位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在颁奖现场宣布将五千美元奖金全部用作艾滋病防治工作,近日,《面对面》记者对这位多年来行事非常低调的医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你为什么还一直躲媒体呢？而且有时候是刻意的回避？
桂希恩：因为我觉得像你们这个节目，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值得报道。另外，老乡的话，人怕出名猪怕壮嘛，没有好处。
记者：但是你又得奖了，得奖这个会使你的名声更大了，这件事对你重要吗？
桂希恩：如果这个奖是让我申请才可以得的话，我绝对不会申请的。但是一个外国人他给这个奖了，他体现人家外国人关心中国人的艾滋病的防治事业，那这种情况，那我也只好接受了。
记者：但是我听说有奖金，但是桂教授还没有领到这个奖金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奖金捐出去。
桂希恩：我不缺钱用，他要给我钱,我都用在这个上面了，人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我记得好像是巴尔扎克他写的是《人间喜剧》。
他说了一句话，“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写尽金钱的罪恶”，我相信他这个话是对的，现在就是有些人把钱看的太重，才出现这些腐败什么事情都出来了。就拿艾滋病来讲，那些收购人血的人，还不是就想在这些人身上榨取钱财吗？
解说：桂希恩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位有着40多年从医经验的传染病医生，1960年他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后，志愿赴青海省从事地方病防治工作，一干就是16年。1976年桂希恩返回武汉后,一直从事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防治和科研工作。1999年,一位来自河南的进修医生告诉他,老家上蔡县文楼村有许多人染了怪病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考察一番.
记者：是你的学生带你一块儿去的？
桂希恩：这个稍微有一点小差别，因为这个学生他实际上，他在我们这儿进修他没有回去，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的6月底，我在天津开一个全国传染病会议，这个会议结束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在驻马店下车，就到这个县去了，去了就找那个进修医生的同事，这个医生叫陈宝印，是一个外科医生，那个外科医生的家就在这个村，所以他带我到这个村子里去的。
桂：我去看的第一个病人叫孔留柱，这个病人一看有发烧、有消瘦、有腹泻，口腔有真菌感染症状，非常像艾滋病，我就给他抽了血。那一次，我只带了11个管子，我出门都带一点抽血的管子，因为很多传染病可以通过化验，在诊断上得到帮助的，结果我抽出11个血样，回来做有10个HIV(艾滋病)是阳性的，我做的是过筛实验，我当时不能肯定，因为过筛实验不能确定诊断的，按照法律的要求要做确诊实验，我就找到做确诊实验的单位，他们开始不赞成我做，因为觉得这种事不是一个普通医生能管的。
记者：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做出来你又管不了。
桂希恩：他说你作为一个普通医生，你就算查他是又怎么，你一个医生你能做什么事呢，他这个话说得也有道理。我的回答是，我确实做不了什么事，但是也许我可以解剖一个麻雀，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我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反应，引起政府或者社会的重视。
王：那你当时的心理感受呢？你意外吗？
桂：我非常意外，因为这个村子里头病人很多了，而且这些人都是卖血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他的血还可能给别人了，而且这个卖血的人口很多，可能这个病还不局限于我发现的这几个。所以我去以后，我坚持觉得我还是应该做，他们要收我的钱我也交了，我把口袋里1600块钱给他们，他们要求是400块钱做一个人，但是他们给我了优惠，1600块钱他让我做了6个，结果这6个全是阳性。
通过这个结果，我对我那10个我有信心，我相信那10个大概都没有做错。这样我就把这个事情完成以后，我第二次到这个县去了。
记者：你第二次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桂希恩：我第二次去的目的，第一，我就跟当地政府报告了，卫生局。我说我发现这个地方有艾滋病，我抽11个血就有10个有问题，而且这个跟卖血有关系，涉及的人很多。我愿意，7月份放暑假的时候，我愿意带一个医疗队到这儿来，送卫生下乡，同时把这个病作为一个调查。可是，当时他们那个医院的院长跟我讲，他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作为一个医院院长我就可以(同意)派医疗队，我还是很慎重，我说还是跟卫生局的领导汇报一下再做，结果卫生局长不同意。
记者：他的理由是什么？
桂希恩：他说的是，这么一句话或者两句话，你们不可以来，如果你们来我要干预。
我也不愿意推测他们，这个就不是我能说的话，我只能说我这方面的话，总而言之当地禁止我去，所以我后来没去了。但是我已经给他们看过这个事，跟他们建立了联系，认识了村民，认识了医生，还有进修医生在那儿，我还跟那儿保持联系。
解说：回到武汉以后，桂希恩在焦虑中等待了两个月时间，但河南方面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记者：在你们来说你们就很听话了，他说你们要来我就要干预，你就没去了吗？
桂希恩：但是我考虑了两个多月了以后，说实话，我也每天想，晚上想，最后我觉得是他们不对，为了对这个事情负责，我应当再去。所以我就利用了那年的中秋节，我记得是礼拜五，加上周末礼拜六、礼拜天，我想这个时候干部们都休息去了，就这样，我又去了这个村。那个医生带着我们，我带了三个学生，我们四个人，利用两天的时间就抽了140多个血样，而结果确实叫我很震惊的。
记者：什么结果呢？
桂：那我简单这么讲吧，超过一半的标本，我抽的标本里头有超过一半是阳性的。
记者：那你标本的选择是怎么选择呢，是随机还是有针对性的？
桂希恩：我到那个村子里去，愿意接受的我才抽，我不能强迫任何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好像是随机，但是愿意接受的一种人是有病的。
记者：有症状的。
桂希恩：有症状的他愿意接受检查嘛。第二个就是，或者对自己有怀疑，卖血比较多的，那么这种人，所以我这个数字肯定不代表整个人口，不是整个人口。
记者：属于一个高危人群。
桂希恩：高危人群，超过一半是阳性，但是也已经非常可怕了。
桂希恩：我现在看到一个更加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了，我还担心我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解说：上个世纪90年初开始，受经济利益驱使，河南省某些地区非法和不规范的采血现象盛行，就在这段时间，艾滋病毒通过交叉感染在卖血者当中开始传播，而且危及到了他们的亲人。但是在桂希恩的个人调查之前，疫情发展到底如何，无人知晓。
记者：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你不管这件事不会有人责怪你？
桂希恩：那我良心会责备我的。看到这种情况你视而不见，不做一些也许你能够做到的事，那我对不起这些人啊。我是搞这个专业工作的，做传染病工作的，遇到这种情况还不过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假如他采取措施了我不需要去。
记者:这个事可能不归你管了。
桂希恩：那已经引起他们重视那就好了，我就不再管了，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行动，那我就认为是他们不对了，那我哪怕冒一点风险，我也应该去把它搞清楚些。
记者：那这个风险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有风险的话？
桂希恩：这后来我们真的遇到一点小事情。这个事情我不怪政府要怪我自己，因为我们在那儿工作了三天。
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可以结束了，抽了140多个血。他们就告诉我旁边的村子又死了一个人，我说我去看一看。因为上午已经看到一个，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安葬，我看他们是怎么安葬的，结果他们在那个巷道里头，河南的习惯是叫花轿是叫什么，抬棺材的，很粗的棒子。我就跟那些抬花轿的人谈，怎么回事，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花轿照一张相，(花轿)是空的，他同意了，我就给花轿照了一张相。结果那个死人的家属看见了，看见了以后，他就来质问我是什么人。
记者：你为什么照这个相呢？
桂希恩：我做事都留资料的，从教学，从反映这个社会情况，艾滋病病人死了抬花轿了，现在这种习俗也用在艾滋病人身上了，我有很多照片。
记者：对方为什么很介意呢？
桂希恩：他们不愿意有新闻界做这个事，可能以为我是记者之类的。
记者：但是是死者的家属。
桂希恩：是，死者家属也不愿意这个。结果我照的空花轿，而且经过他们批准的同意的，结果后来我在村边上等着的时候，这个死者有一个亲戚是乡长，他就来了，就来质问我们了，干什么的，我就说明我的身份，我的身份证、工作证都给他了，他就训我，说你还是个教授，你懂不懂法律，你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不经过政府允许？这句话说老实话我很害怕，因为我就是偷偷摸摸去的。我说那我错了，我说刚才照相也是经过允许的，说谁同意的，没人敢说同意了。结果我和一个学生在那儿，他们就拳打脚踢，不过大概我头发白了没打我，打我的学生，我就说那不要打人，我把胶卷，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吧，这样以后他们就没有打了，
最后他们还是把他放了。放了以后我就一直不愿意走，我跟乡长讲我说我错了，但是胶卷里我还有在别的地方照的相，从学术的角度，说了好多好话，最后那个乡长最后居然把胶卷还给我了，所以后来我说确实谢谢你，我跟他还真的鞠了一个躬。
记者:离开的时候后来有什么麻烦吗？
桂希恩：没有，但是我那时候确实吃了一惊，主要的害怕，这个要弄到政府里头去了我全砸了，我这些工作全白搞了，我至今还是很感谢这位乡长，因为他当天没有去告我们，而且他也把胶卷还给我们了。
解说：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村庄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中央主管领导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
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详细汇报疫情调查结果，不久之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进行慰问和救治工作。当地政府对桂希恩的态度也和缓了很多。
桂：有一次他们就请我吃饭，我去了，他们发现我了，他们言下之意就批评我，就是委婉地，觉得我不应该没有得到他们同意，就是不应该私下到他们县上去。我就回答讲，我是国家干部，我懂，我说我来了，我跟卫生局领导汇报的，是当时卫生局长不同意我来。你们又没有采取措施，我才私下来的，我为自己辩护。当时有一个副局长，他就说，当时不让你来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是湖北的，怎么管到河南来了，这个话我就不愿意回答了。因为现在艾滋病没有国界的，哪里来的省界的。
解说：发现了河南的疫情后，桂希恩便经常和学生带着药品远赴疫区给村民进行检查和救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一直刻意低调行事。但是2001年5月一个意外举动却让他一下子成为媒体的焦点。桂希恩把五名河南艾滋病感染者接到武汉进行检查治疗。并且和这些患者在自己的家里同吃同住。
记者：首先你告诉我这5个人怎么会从河南到武汉呢？是你的邀请吗？
桂希恩：因为那个时候河南对这些病人帮助得还不够。有一个病人他跟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非常地伤心，现在他也有病了，他将来怎么对得起他的家庭。他想出去，到哈尔滨去打个工。如果赚了一点钱，给家里留个两千多块钱，那他死也瞑目了。我看了这个信我就觉得他的要求是如此之低啊，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各方面全加起来还不止这个数字，而他能够有个两千多块钱，给家庭留下他就觉得满足了，这我就看了心里很难受。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帮他这个忙。在这个时候，我就问了有没有人愿意到武汉来检查，他们有些人愿意来检查，我就说假如有人来问你，你愿不愿意跟这些学生，比如新闻界的要见你，谈谈你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说他们愿意。我说如果你们有这条，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给你们募捐到钱，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总是能够给你捐上一点钱的，他们非常困难，那些人。所以我就说到我那儿去，我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们就回来。
记者：那个时候你把他接到家里去住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吗？
桂希恩：第一，我没有想接他到我们家里去，我在那儿都给他安排了住处的，但是周围的邻居不答应，要把他赶走，
那我只好，我说等几分钟了，我回去跟家里商量。把东西收拾好，因为有五个人，怎么怎么住，都要安排好。一来个钟头以后我就带到我家去，
记者：你的思想如此，你的家人呢？
桂希恩：我当时跟我夫人讲，我说带这个病人来，她不赞成，你把病人弄到家里来做什么？因为就是平常的情况下，一般地讲，也不愿意病人，特别是传染病人到家里去。她说那你何必把他弄来？我说不是我要把他请来，但是现在我的病人我的朋友来，别的地方不允许，没有地方，那我不安排，我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呢，最后她理解了，她不一定很高兴，但是她理解了，我觉得这就很不错了。
解说：这次风波之后，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成了桂希恩的朋友，许多人定期来医院见他，除了治疗药物，他们还从桂希恩这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周围一些人对艾滋感染者的歧视，还是让桂希恩深感担忧。
桂希恩：武汉市有一个小偷，他现在基本上两个月来找我一次，所以也是我的朋友了。他是被公安局抓了，他说他有艾滋病，查出来真的有，就把他释放了。释放了以后他还是在做这些事，
大家对他的看法，我的同事对他的看法很不好。第一，他是小偷，第二，他还有艾滋病，这种人还值得同情嘛。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他曾经是一个孤儿，他是孤儿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谋生的手段，他才走上这个路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教训啊，大家应该去思考的。现在艾滋病的孤儿很多，有一些已经学坏了，十一二岁抽烟，不好好上学的都有啊，我们如果不去帮助他，没有尽到我们的人道主义。第二，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他可能走，我刚才讲，这个小偷同样的道路，最后危害我们社会，也危害到我们自己。
记者：那在你的来说什么样的态度才是一个合适的态度，就是对待艾滋病的患者或者是病毒的携带者？
桂希恩：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现在歧视病人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不要歧视呢？那些卖血的、输血的是无辜的，那些儿童感染的也是无辜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歧视他呢？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啊。再另外，说是有一些行为我们不赞成的，而感染的，那古人讲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已经感染了这个病，受到了疾病的惩罚，我们还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这可能不好吧，应该也给他一个生存的机会，给他一定的同情吧。
我还愿意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孕妇，我们查出她感染这个病了，她最后在医院生了小孩，我问她，你告诉这个医生了没有，你有这个病，她说她没有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讲？她说如果我跟医生讲了，他不允许我在那儿分娩，所以这又是一个例子。你不正确对待她，她也有对付你的手段。最后不利于疾病的控制，对医生也没有好处，医生知道她的病，你可以采取相应的防护，你不知道那你感染的机会可能更大。
记者：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害怕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呀，你不能要求大家不害怕啊？
桂希恩：害怕是因为你们对这种疾病不理解，如果你了解这个疾病，你就会正确对待它。病人不可怕，这个疾病可怕。病人并不可怕。
记者：那您在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防护措施呢？
桂希恩：按照规矩的措施我们还是有，我还愿意讲这个例子，去年11月专家到我们医院来看这个病人，我给他准备了工作服，他都不大准备穿的，后来他穿了。我给他准备了手套他不戴的，我说你怎么不戴呢？他是个外国专家，他说戴了手套是歧视人家，这种接触不会传播的，除非你皮肤没有破损，这个血掉到你手上也不会传播的，他给病人做检查不会传播的。这是外国专家就是这样的，他说你戴手套对病人是一个无形刺激。
记者：您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的时候，第一次去做这个调查的时候，你就对这些结论那么肯定吗？
桂希恩：我没有戴手套，但是我跟病人抽了血做了以后用酒精擦擦手。后来做了检查我没病。
记者：但是毕竟这样感染的几率还是会增加，你只是为了照顾病人情绪，其实你戴手套，病人不一定会--
桂希恩：国外做的调查，就是医源性感染，如果我给别人打针，又把自己锥了，他6000多例里头有20个人感染的，也就是说300多个里有一个感染。机率不很高，他们也做了调查，如果把这个血掉在完整的皮肤上，他统计了2700多例，没有一个人感染的。所以你这个手没有破损，你给病人看病，你不会受传染的。
记者：但是你这个时候不戴手套的原因是你想着对方的情绪，对方病人的这种感受情绪对你当医生来说有这么重要吗？
桂希恩：我愿意跟他做朋友，我愿意让我和他之间没有隔阂。他应该不必因为这个感觉到和我疏远。没有这个必要的，而且说老实话，我们觉得这个病人很好，你可能也去过这种高发区，他给你喝水他不会用这个杯子，他现在都有一次性的杯子给你喝水，他也照顾你的心理，这些病人，病人现在也在关心医生。这是很小的事情，但你可以看出这种变化。
记者：你刚才讲的，按你的说法，艾滋病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我知道，每一次做实验的时候，每一次需要抽血的时候，你都抽，而不让你的下属抽。
桂希恩：是。
记者：这不是跟你的做法相矛盾吗？
桂希恩：不矛盾，因为我刚才讲，刚才你说错了一点，不是每一次，在那儿抽血开始是我抽，以后一直到今天都是我抽，几百个人都是我抽。但是有一次例外，有一次就是我们140份血，两三天那次，我就分两个组，因为时间很紧，要赶快抽了好走，不能在那儿多待，政府禁止的，结果另外一个组，我这个组，两个人一个组，我抽，另外一个组就找了一个护士抽的，抽血比较好的，结果她把自己扎了，就非常紧张，结果我也紧张，我就说了一下安慰的话，但是我心里也很害怕，要是她感染了，我怎么跟她，跟她的家属，跟医院交代？我们回到武汉第一件事，就把那个病人的血拿来查了，是阴性的，所以她不可能感染。这是她抽血那个对象，我们回来做，他没有HIV(艾滋病)，所以她不会感染的。不过我可想到一个教训了，这个事以后不能再来了，万一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怎么跟医院、家庭还有她――这个护士我怎么交代呢？所以以后我出去，抽血都是我一个人抽，万一要有了，我是个老头子。
记者：你是个老头子，老头子怎么了，老头子的生命就不珍贵？
桂希恩：那当然了，不是不珍贵，就是假如一个年轻人死了，大家都很惋惜的，一个我属牛的，你知道，我67了，这个也差不够本了。
记者：但是让艾滋病感染者来投票，你们这个结论可能不成立，大家不会赞同。
桂希恩：那我们不要说谁，我们不说具体的人，一个67岁的，一个30岁的，哪一个应该先死，老头子，这个我相信他会投这个票。
解说：多年的救治工作，让桂希恩在艾滋病感染者群体中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河南、湖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病人纷纷慕名而来，除了诊病，桂希恩个人也经常给患者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记者：我也知道您经常掏钱，自己掏钱给患者。我想知道两个，一个它影响到您的生活没有？
桂希恩：没有。
我说了我不需要(钱)，假如我现在没有饭吃，你给我，我一定要的，我一定要的，我要生活下去。我现在钱已经够了。
记者：第二个，你选择的标准是什么，给谁不给谁？
桂希恩：这个有困难的，在我能力范围都愿意给帮助。
医务人员都应该有一点同情心，就像我前面讲，如果没有同情心，这个医生不容易做好的.
记者：一个艾滋病人跑到医院告诉地，我是艾滋病人，我现在需要治疗，但是我没有钱，你会给他治吗？
桂希恩：假如没有钱的话，我可以给他检查清楚，国家发的药我可以给他，他提的要求，我也不是帮了所有的人，你比方说一个星期以前，死了那个人，他是一个干部的子女，那个小孩子死了，他交了钱，交了钱不够的部分我给他交了，另外走的时候也给了他一点钱，我也有内疚，我觉得这个小孩子我没能够把他救过来，没有他把救过来，我没有全部替他出，
我还是根据病人情况，有一点区别的，一个你是不是有困难，你能够解决一部分，我们再帮你一部分，还有就是我也注意到有人手伸得太长。有一个记者就告诉我，他到这个村子，我去过的那个村子，他又给某某人钱，他问那个人有没有别人给他捐钱，那个人说没有，我知道那是不真实的，因为我和别人都给他捐了钱，而且数量挺大，那个人还是到我家里来的五个人之一，那一次到我们这儿来，他就得到几千块钱。
记者：你听到这种消息你难道不失望吗？
桂希恩：这个没有什么失望，这是他确实还是有困难，这个家7个人，6个人感染了，他有困难，他要钱，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不过我觉得他不应该说谎话，用说谎话的方式去要钱，这个我不太赞成。那我以前就注意到他有这个缺点吧，所以我以后不主动到这个家，我到别的家去，但是我还是给过他钱。
解说:在桂希恩的促进下，那个曾经病毒肆虐的文楼村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去年开始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得到了政府的免费药物治疗和经济救济。但是近来，桂希恩在艾滋病高发区发现的另一种现象又让他忧心忡忡。
桂:最多的新的感染者，恐怕不再是血液传播，而是吸毒、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大家知道，现在到哪儿一个地方去，晚上住宿都有(性工作者)打电话的，
我在一个高发区，实际上就是我关心的地方，我晚上住人家开门进来了，到这种地步，这个我也感到惊讶了，这是最近的事情。因为这个地方血站关闭了，将来是这个(性传播)途径啊，就在这么一个高发区，我住在一个还是什么什么局的招待所里头，晚上人家开门进来的，都到这种地步。
记者：这样一种现状会不会让你影响到，你怀疑自己现在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啊？
桂希恩：那我们就更应该做好这个工作，不过我们在预防的时候，这方面的预防工作还要加强，否则将来就跟非洲一样，非洲有些国家一样了，你像南非很高了，还有其他的有些小的国家。那我们要避免走人家的老路啊，要是存在大的这种人群都感染了，那我们工作就难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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