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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安全环境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围绕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越来越被世人关注。同时，在这一系列成绩与繁荣景象背后，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新世纪初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认真梳理、正确认识、妥善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才能真正维护和延长“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才能真正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大业。
我国安全环境面临六大挑战
挑战一：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
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随着我国国际利益的不断拓展，随着国内一些分裂势力的滋长与相互勾结，我国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首先，经济全球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我国的国家主权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狂飙式发展带来的一个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国际舞台上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大幅增加。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数目的不断膨胀、影响力的不断增强，逐渐侵蚀着传统的国家主权。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不仅与国家“分享权力”，而且还在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
近年来，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日趋活跃，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签署的国际条约越来越多。而各种国际组织在其章程中，都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在享受相应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某些义务与责任，执行有关决议和程序，甚至接受某种强制执行和惩戒措施。所以，我国在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的同时，国家主权受到的约束和限制也越来越多。例如，国家征税本来是一国经济主权的体现与核心内涵之一，但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要减免关税和开放市场，这就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制约。只是，这种制约是有限度的，也是国家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必然代价。所以，早有学者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对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缺乏一定适应性与应变能力，本身制度发育不完善，另一方面又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安全。
其次，台湾问题是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台湾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但其产生和发展的进程中历来都有一些国际势力的幢幢怪影。而在这些国际势力中，美国又是核心因素。可以说，美国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也是我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大外在障碍。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台湾作为一张“牌”来遏制中国。虽然美国政府有时会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国内政治的需要，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和对台政策会有所调整，但其两面性一直很突出。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总不忘记给台湾一点儿好处，总不忘记在两岸之间找“平衡”。1978年中美建交的时候，两国联合发表了建交公报。但仅仅几个月之后，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将发展对台关系“合法化”。在今年3月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前后，美国的表现也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美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和破坏台海关系现状的行为，但选举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宣布新一批售台武器计划。一方面美国领导人对台湾的所谓“公投”表示质疑和没有必要，但同时也表示“台湾是民主之地”，“公投”与否由台湾自己决定。中美关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美国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其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战的战略也不会改变。
美国的两面政策，其实是在为“台独”势力撑腰，是对“台独”的绥靖政策。李登辉、陈水扁相继在台湾当权16年来，在美国的绥靖之下，不断误导、煽动甚至裹挟岛内民情民意，使“台独”势力在岛内大行其道。一方面，他们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另一方面，他们大力推行“文化台独”，试图使岛内民众逐渐从心理上、文化上、感情上疏远大陆。虽然陈水扁所谓的“公投”以失败告终，但还是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出了危险的一步。虽然两岸关系大的战略框架没有改变，但“台独”势力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其危险性和冒险性也越来越强，这将是对我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严重干扰，也是对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挑战。
除“台独”势力之外，“藏独”、“疆独”势力近年来也在不遗余力地策划、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且，他们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与李登辉的所谓“七块论”遥相呼应，损害和威胁我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再次，边界领土争端，尤其是海洋权益争端对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影响在增大。我国幅员辽阔，有20多个邻国，与15个国家领土接壤。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不少邻国的领土边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还没有完全得到妥善解决。我国与印度边界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段时间，与东亚一些国家的海洋划界尚未确定，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围绕南海问题的争议虽然没有激化，但依然悬而未决。今年3月，因为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再生龃龉，给本就争议颇多的中日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方面拘押了登上钓鱼岛的7名中国人并给予了非人道待遇，虽然在中方的强烈要求下日方最终放人，但在中日双方的民间都产生了一些强烈的情绪，不利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向。一方面，东盟一些国家加强了对我国南沙岛礁的“占领”，进行所谓的“经济开发”，构筑建筑物。另一方面，美国已经把南海问题纳入了它的所谓亚太战略，不断以各种隐性手段插手南海事务，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趋向在进一步发展。
挑战二：军事及周边地区安全
军事安全是一个国家受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军事力量制约的现实状态，是国家安全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目前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不能忽视军事安全的挑战。
当今世界总体形势虽然趋于缓和，但不稳定因素很多。仅仅从纯军事角度看，我国也面临新一轮军事革命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挑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利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断催生新军事变革。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国大幅增加军费，扩充军备。不少国家群起效尤，新一轮军事变革席卷全球。军事科学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军事装备领域出现了革命性变化，并进而引发了军事建制、指挥系统、战争理论、战场风貌、战争形态等领域的连锁反应。这些，都给我国的科技强军和国防事业提出了不少崭新的课题。周边安全是一国国家安全的前沿与关键领域。新世纪初，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讲在朝着对我们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但“9?11”事件和此后的伊拉克战争给国际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数。美国强力推行其全球反恐战略，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纷纷调整彼此关系，增强谋略与谋势，使全球地缘战略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也使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新的变数。目前看，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有四大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美国对华战略包围圈已赫然成型。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构筑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而这个包围圈还没有完整，还没有到位，还有许多空白点的话，那么，到了伊拉克战争后的今天我们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已经赫然成型了。在东亚和东南亚，过去的环太平洋对华遏制链得到进一步巩固。美日军事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美日澳三方军事合作迈出实质步伐，美国军事介入东南亚的行动一波接着一波。在南亚，美国通过反恐加大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工作力度，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战略影响。目前，美国的军事战略不仅兼顾两洋，连在过去涉足不深的印度洋地区也站稳了脚跟。整体上看，美国的南亚政策基本上是印巴并重。美国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进展迅猛。同时，美国也把巴基斯坦定位为非北约盟国。在中亚地区，美国加紧投兵布阵，谋求地缘优势。美国借反恐扩大了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并渗透到外高加索地区。固然，已经成型的美国对华战略包围圈正在从东南西三边对我国构成合围的态势，但其着眼点并非全部针对我国，很多部署是为了反恐战争和其他目的。即便如此，这种事实上的地缘包围圈虽然还难以对我国构成现时的威胁，却足以构成长远而潜在的威慑。
其二，一些周边国家借反恐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机会，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首先，日本冲破重重限制，在军事大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上世纪90年代，是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失去的10年”，但也是日本摆脱战后种种束缚，在军事大国道路上收获颇丰的10年。“9?11”事件后，日本以支援美军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为由，紧锣密鼓地在法律程序上实现了向海外派兵的突破。日本自卫队第一次走向海外，并主动延长在海外驻扎的时间。日本国会快速通过“有事三法案”，将和平宪法事实上架空。伊拉克战争后，日本积极向战后伊拉克派遣部队，这是二战后日本军队第一次踏上别国领土。在今年3月11日西班牙爆炸案之后，许多国家在向伊拉克派兵问题上有所退缩，日本却变本加厉地增兵。可以说，日本是打着反恐和支持美国的旗号借鸡下蛋、借船出海的典型。其次，我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加大军事投入力度，掀起军备采购的新高潮。最近两年，东南亚一些国家再次实施购买潜艇的计划，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也在增加军费，扩充军备。
其三，我国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这些不稳定因素既表现为有些国家政局与社会不稳定，也表现为有些国家关系复杂多变，同时，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变数增多也是一种不稳定因素。美国反恐战争的深入、伊拉克战争后地区形势的演变，事实上给我国的周边稳定带来了新的变数。东南亚地区穆斯林众多，在美国霸权态势的长期刺激下，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长期微妙酝酿中，这一地区穆斯林反美情绪高涨，与一些国家政府的亲美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容易酿成一些国家国内局势的动荡。同时，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时现龃龉，传统问题有所反弹。在南亚地区，印巴关系时紧时松，双方多次被从战争边缘拉回。经国际社会大力斡旋，虽然印巴关系暂时有所缓和，但一些偶然的突发性事件都可能导致印巴严重对峙。在中亚地区，因美国借反恐而渗透该地区，使得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加剧了该地区的矛盾。美国的一些做法甚至导致了一些国家局势的紧张和动荡。我国周边地区最值得关注的是朝核问题。虽然经过一次三方会谈和两次六方会谈，但朝核问题依然没有走出僵局。朝核问题一旦猝发变故，对我国国家安全将造成直接冲击。
其四，我国周边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我国周边地区是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地。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联系密切，在我国境内从事恐怖暴力活动。另外，周边的跨国犯罪、走私、贩毒、艾滋病等问题也会影响我国的安全和稳定。
挑战三：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前提。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以及国际社会对我国和平崛起的种种不同心态，都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冲击和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凸显政治因素。近年来，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愈益明显。经济活动背后往往有政治背景，而政治斗争的背后往往是经济利益的纠葛。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表现形式的资本，其全球扩张一直伴随着资本原有政治形式的扩散，经济全球化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把经济全球化作为推动政治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工具，企图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抗争没有消失，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技术手段上更有利于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式的输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渗透。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遏制的对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国家利用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利用中国自身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时机，以各种经济手段干涉中国内政，不时推行“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妄图迫使中国屈服，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所谓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第二，美国是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作为防范、遏制的对象。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有的时候表现为接触的一面多，有的时候表现为遏制的一面强。但实质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核心一直是遏制，虽然是接触与遏制两手并用，但即使在接触的一面表现较充分的时候，接触依然只是手段，遏制才是真实的目的。
早在“9·11”事件前，美国就已经把中国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并着手制定各种防范中国崛起的政策。“9·11”事件虽然客观上改变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顺序，但防范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的崛起依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长期目标。无论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不断强化的军事部署，还是不时在一些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做的手脚，都能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不断强大的疑虑与不安。
美国给中国政治安全带来的挑战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经常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除台湾问题外，中美关系中很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都可能成为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给中国找麻烦的借口。虽然中美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在发展，但这种发展也一直是磕磕绊绊。虽然美国政要近两年发表了不少“目前是中美关系最好时期”的言论，但中美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干涉中国内政、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是美国最常用的制造麻烦的手段。在“民主”、“人权”、“西藏问题”等方面，美国经常对我国无理指责甚至施压。美国不但无视中国近年来在人权领域的进步与努力，无视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与诚意，反倒不时在各种国际场合炮制一些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还在其每年都公布的各国人权状况中列出中国人权领域存在的“问题”。
经济领域是中美关系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但恰恰是在这个领域，中美两国的摩擦与矛盾在增多。从双方日益增多的贸易战，到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以及金融改革问题的压力等，都表明美国在经济及金融领域给中国出的难题已实在不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似的难题今后难免会更多，而且政治化的倾向会越来越强。随着中美两国在对方经济发展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两国在经济及金融领域出现矛盾、发生摩擦的几率会越来越高。
第三，国际社会对我国和平崛起的矛盾心态也是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因素之一。几十年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与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有一种递进的表现，即从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到认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再到认同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有效性与优越性，最后到认同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可以说，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能否发展强大起来的怀疑在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我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冲击心存疑虑。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历史上一般大国崛起的规律，一个大国经济上的强大几乎必然导致军事扩张和政治霸权。尽管中国已经明确提出我们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国际社会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未来走向依然存在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许多国家试图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从中谋利。但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又担心中国经济的发展会给自己国家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许多国家认为中国日益强大会成为东亚安全的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又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威胁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来，关于中国的未来走向及其影响的几乎完全相左的论调在国际上同时存在，既有“中国机遇论”，也有“中国威胁论”，既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大市场，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大黑洞”。许多国家对中国既想借助又充满疑虑，既想倚重又有防范牵制。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周边国家，既希望我们在周边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又存在不同程度的恐华、疑华心态。在台湾问题上，有的国家言行不一，利用台湾问题捞取实惠，给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提供了可乘之机。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对我国崛起的矛盾心态不会彻底改变，而且实用主义倾向可能会有所上升。这些，都会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挑战四：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既包括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也包括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以及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这些都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有学者指出，文化的强盛、安全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而且由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由此赢得的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西方政治文化的渗透。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西方政治文化“外溢”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向和交叉的特点使各国政府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网民的控制力下降，国家权力被削弱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在坚持冷战思维，大肆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其中美国的文化战略最为典型，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威胁也最大。早在4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演讲时就宣称，“我们知道互联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表示，如今中国能够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伴随信息的是民主意识，虽然无法预测中国确立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时间，但信息加上人们对自主生活的愿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也是在4年前，现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就表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极为重要，“如果互联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从这一系列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西方政治人物的心目中，网络已然成为“和平演变”的工具。
多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高效传播性、渗透性和难以干扰性，对别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渗透，歪曲、扩大分歧与矛盾，挑起冲突，严重威胁别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在这方面，已经不乏“成功”的先例。目前，利用信息手段加快“和平演变”中国是一些西方人下一个希望“成功”的目标。1994年美国国会决定建立的“自由亚洲电台”，其矛头直接指向东亚地区为数不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外，国际文化交流也被一些西方国家看作是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的重要手段。早在尼克松时代，西方就主张“利用人员的交流、交换书籍或广播节目”，利用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影响和动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信念，从而逐渐侵蚀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些，从西方国家对文化交流对象的挑选和对留学生的政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第二，反华舆论的鼓噪。近些年，“中国威胁论”、“黄祸论”、“中国崩溃论”等在不少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尤其是“中国威胁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不少人的精心包装，已经有了不少变种和不同的版本。有“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有“世界工厂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还有“人民币升值论”，有的拿中国的经济发展做文章，有的拿中国的军事部署做文章，还有的拿中国的汇率政策做文章。林林总总的奇谈怪论背后既有一些西方国家刻意的动机，也有这些国家某些利益集团不可告人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军火工业集团，为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不惜收买媒体，鼓动宣传机器，炮制所谓的民意，鼓噪对中国不利的言论。这些言论有的连他们自己的国民都看不下去，认为他们是在“妖魔化”中国。
客观讲，这些反华舆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舆论产生的影响力。这些舆论鼓噪、误导，甚至裹挟了西方一些国家本不了解中国的那些民众的心理，又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这种民意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这种民意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信息化的高速发展还使我国的安全保密工作面临不少新的课题。比较直接的影响是，政府上网、政务信息化增加了泄密的可能性。西方情报机构和公司在互联网上设置了情报监视系统或猎取情报的陷阱，在我们上网时很容易无意间泄露情报。近年来，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不断加强与国外的合作，也会带来许多不安全因素。由于我国尚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在软硬件领域大量进口国外产品，而西方一些国家在出售硬件产品中留有可以激发情报发射的设备或在软件中安装窃取情报的秘密程序，一旦这些产品进入我国并付诸使用，其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威胁是不难想像的。尤其是在我国入世后，许多人的保密观念在淡化，认为入世就意味着全面开放，没有任何遮拦地开放，这种错误的观念也很容易使人们在频繁的对外交往活动中有意无意地泄露国家或企业机密。
挑战五：能源安全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安全问题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透视这个热门话题，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基本的背景材料。
其一，我国的能源种类不均衡，能源利用率低，开发难度加大，能源发展后劲严重不足。总体上看，我国的能源资源总量位于世界前列，但种类不均衡。我国一次能源预测总量有4万亿吨标准煤，但其中90%是煤炭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不足10%。由于体制原因，我国煤炭产业生产能力后劲严重不足，后备储备已严重匮乏。同时，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也很低，只有32%左右，比发达国家低了10个百分点，差距很大。我国的经济开发水能源资源的利用程度仅达到17.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而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却高出40%。此外，我国的核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大。
其二，能源领域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根据相关研究报告，除了煤之外，今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消费总量至少是目前的2～5倍。但国内所能提供的能源供给量却难以与之匹配。仅以石油为例，我国的石油消费量已从1990年的1.15亿吨增加到2002年的2.393亿吨，年均增长6.7%。2003年，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而中国的原油产量却仅从1990年的1.38亿吨增加到2002年的1.675亿吨，年均增长1.62%。为弥补缺口，我国从1993年已经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从1993年的988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7000多万吨，年均增长近25%，对外依存度也从6.4%上升到30%。而我国的石油产量只能保持缓慢增长。我国石油领域的供求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石油供应风险也将随之增大。
其三，中国的能源储备严重不足，而融入世界的步伐却很快。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起能源预警机制和战略储备系统。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石油储备制度，而发达国家石油储备制度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石油储备量相当于几个月的消费量。随着每年中国石油进口量的增加和缺少石油战略储备，中国很容易受到全球原油价格变化的影响。2001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占56%，来源于非洲地区的占23%，来源于亚太地区的占14%，来源于欧洲地区的占7%。这充分说明，中国的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形势已有明显的互动关系。所以，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中断或价格飙升，我国的能源安全将受到很大冲击。
其四，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也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于中国，但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也高于中国，因此，美国能源安全的风险系数也低于中国。
有关专家分析，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上，而石油又是中国清洁能源中需求增长最快而供给能力日益严重不足的品种。因此，石油短缺将是我国未来一段历史时期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除了国内因素外，我国石油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油源安全。石油是经济发展的血液，不仅关系到经济安全，也关系到军事、政治安全。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为争夺控制石油资源而发生的对抗、冲突乃至战争屡见不鲜。在新世纪，石油仍然是制约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素之一，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处于动荡的状态，围绕石油的地缘争夺将会更加激烈。这里面既有各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较量背景，也有一些大国不断插手地区事务的企图。无论是海湾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其背后都有石油的影子。同时，一些大国加紧全面推进全球石油战略布局，加紧抢占石油地缘战略支点，强化石油领域的合作，加速一些地区的石油开发，抢滩一些国家的石油资源，加强对一些国家输油管道的维护等。这种竞争客观上也造成一些国家的局势动荡。在中东、拉美和非洲，那些局势不稳定的地区或国家，往往是那些富产石油的国家。最近几年，中亚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围绕这一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悄然展开，而且愈演愈烈，难以消停，引发该地区一些国家的政局持续动荡。因此，石油来源地局势的动荡将成为我国油源安全的一大隐患。此外，围绕油源的竞争日益加剧也给我国的石油安全带来不小的影响。最近一段时期围绕俄罗斯石油管道的竞争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油路安全。根据相关资料分析，我国进口的大部分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海峡。但这两个海峡的通道安全都不掌握在我们手中。除了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乱局、国际恐怖主义猖獗、海盗骚扰事件频仍之外，美国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战略部署也是影响我国石油通道安全的重要因素。美国事实上在强化东亚的军事存在，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同时，美国的势力也通过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渗透到印度洋，客观上形成对我国油路安全的潜在威胁。有消息透露，多年前美国就在了解中国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石油量的具体数据。如果消息属实，其背后的内涵是不言自明的。
挑战六：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安全是一个愈益复杂的概念。结合我国所面临的同样愈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在经济安全领域面临的国际挑战大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各种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将使我国的国际利益的地理范围扩大，利益形成将更为多样化。从2001年开始，我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突破5000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高意味着我国的国家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在更深的程度上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联。也就是说，我国的国际利益将大为拓展，同时也意味着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与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大。这些冲突和对抗目前主要表现在贸易领域。近年来，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越来越多。过去还主要集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现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摩擦也在增多。最近几年，围绕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问题，国外不少人做了很多文章。有的说，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将葬送掉许多国家的饭碗，将彻底冲垮许多国家的相关产业。有的说，中国的威胁将不仅仅表现在军事领域，随着全世界都在使用中国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威胁也将遍及全世界。这些奇谈怪论有经济背景，也有政治背景。当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时候，经济摩擦也会上升为政治争端，经济安全问题就会演变为政治安全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冲突与对抗今后将不仅仅表现在贸易领域，在市场问题上、在国际经济规则问题上、甚至在世界经济秩序问题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矛盾将因为彼此国际地位和国际利益的差异、分野而不断出现甚至激化。同时，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这种矛盾和分歧的出现频率也会越来越高。
其次，外部世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与压力将越来越明显。第一，随着我国在市场和投资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国外质优价廉的产品将大量涌入，跨国公司也将大力拓展在华业务。这不仅给我国国内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而且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也将被迫调整。跨国公司可能利用我国国内各地区市场和政策的差异，对我国某些产业和企业分割包围，使这些产业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同时，外资将更多地流向一些收益较高的领域、产业和地区，这也不利于我国产业的优化与平衡。目前看，这些受冲击的产业可能包括农业、钢铁、机械、石油、汽车、信息技术、金融服务业等。由于这些产业多属传统产业或者我们刚起步的产业，不具备与国外同行的竞争优势，有些方面还很落后，因此，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将成为外资收购的首选对象。而跨国公司在我国一些关键产业部门控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动我国的国民经济命脉。统计数字表明，目前我国的三资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大于50%的58个行业中，大多数已由外方控股。第二，入世后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要根据WTO的规则要求，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废止审批经济，重新定位政府角色，重新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激化现行经济制度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出现的各种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阻碍。第三，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加快，我们的经济主权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干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从中获取利益往往是以让渡部分经济主权为代价的。最近两年，一些西方国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对我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指手画脚，而是开始对我国的相关政策施加压力。去年以来，我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就承受着不小的国际压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后类似的问题还会出现，而且会出现在更多的领域，出现的频率也会加快。
再次，我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突出。在技术领域，我国的整体技术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缺少竞争优势。我国的科技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技术与军事技术，在机械、通信、计算机等关键技术领域，市场大多被国外占领。由于贸易壁垒的逐步取消，发达国家将更多地利用技术壁垒对我国构成威胁，我国技术领域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在金融领域，金融全球化发展中的无序现象给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风险。我国金融市场本身发育不成熟，监控体系不甚健全，防范能力较弱，大量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对我国整体较脆弱的金融行业无疑将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危机和投机资本的流窜，始终是我国金融防范的重点。而风险和不稳定的进一步加大，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难度也越来越大。比较现实的风险是，根据入世协议，中国将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在短短几年内，外商的业务范围和地域限制将被取消。于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动荡可能引发我国国内的金融动荡；国际银行业的新发展趋势将对我国银行业发展和金融监管形成巨大挑战，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格局将被打破，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破产风险；在资本项目逐渐放松管制直至实现完全自由兑换的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流入和流出可能会成为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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