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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戴维斯
青春期叛逆的巨大反作用力，让女儿急欲摆脱父母影响造成的心理阴霾；成年后，女儿终于发现父亲身上所负载的家的含义
在许多年前一部影像模糊的家庭录像里，我是一个穿着百褶裙、胖乎乎、蹒跚学步的小女孩，正拉着母亲的手走过庭院。我的步伐很小，妈妈必须为我调整她的脚步。从她冲着摄像机镜头微笑的样子来看，扛着摄像机的显然是我父亲。
在晚些时候的家庭录像中，我是一个11岁的不爱搭理人的小姑娘，个头比我的年龄显得要高，长着长跑运动员的长腿。我拒绝理会妈妈张开的双臂--因为我想坚持自己的意志，想让自己表现得很独立。在这种时候，我的傲慢是很明显的，似乎我和母亲从来没有被那根她把血输送给我的短短的脐带连在一起过。她看着摄像机镜头后面父亲的样子，显示出了她所受的挫折。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记录在影片里的是，每当母亲和我一起外出时，我就不那么大步流星地走了。我不是冲在前头就是跟在后头，拒绝为她而调整我的步伐。这是青春期叛逆的步伐，这意味着迫使她退到我选定的一条界线之外。同样没有记入影片的还有父亲忧伤的眼神，他试图告诉我，我的行为多么严重地伤害了我的母亲。
有时候我认为，为了理解我们所经历过的生活，我们只需要看看伸展在我们身后的脚印就足够了。我们可以跟随婴儿期迈出的试探性的第一步，穿过漫长而富有挑战性的青春期和刚刚长大成人时的大步--那些流失的岁月、那些总是和自己的家庭保持距离的日子、那些虚度的时光--到达那些随着我们成长而记录下的更加坚实的脚印。
这些是我们遗留在地球上的痕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也能看到父母的脚印。当他们指导和引领我们时，通常是靠近我们的；在另一些时候，他们则在我们身后很远处，因为他们等待着我们回来和记着他们。
最终，我们放慢了脚步，花更多的时间、更加仔细地观察我们的父母。多年前的一天，我的父亲，这位曾经昂首阔步走在历史舞台上的人，坐在我的餐桌旁，这时他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总统任期，他试图在我做的意大利面条里把西红柿小心地挑出来--我忘了他不喜欢生西红柿了。当我们闲谈时，他悄悄把西红柿扒拉在一边，不想让我注意到。他总是非常礼貌--在疼痛时也这样，在病重时仍然是这样。我认为有时候他吃东西仅仅是出于礼貌，因为人们让他这么做，并非是他感到饥饿。如果我以前知道这一点，那么在那些动荡激昂的岁月里，我会沉溺于这种品质的美好并从中得到教诲--我相信我会的。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同母亲穿过她的花园--我们走下石阶，沿着花园小径观赏玫瑰或者摘一些山茶花插到我房间的花瓶里。那些日子她的步伐很缓慢，我只得因此调整我的步伐。父亲呆在房间里，自从老年痴呆症禁锢了他，那个房间便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当他的眼睛最终闭上的时候，这将是他看到的最后一个房间。他的脚不能再穿越这个世界，然而我四处望去，却看到他在每一个地方。
感谢父母所做的工作--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并尽其所能把我们养育成人。无论我们是否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都会认识到为人父母是一件多么令人敬畏的任务。
有人或许会说我父亲的脚印比其他的父母更大更深，因为它的政治遗产给予它们重量，在历史的殿堂中创造出无法去除的印痕。但当我回首岁月时，我所看到的并不是那些脚印。我看到的是当他带着女儿爬到山顶放风筝时他的棕色旅游鞋踩出的脚印；我看到的是粘满泥点的马靴踩在马具房混凝土地面上的痕迹；我看到的是他印在湿润的海滩沙石上的脚印。他的步伐是平稳、坚定的，如同他走向白宫，走在历史的舞台上一样。我也看到沙滩上的一个小女孩，她把自己的脚放进父亲的脚印里，去看父亲的脚印比她大多少。
我一生都迷失在这些脚印里，我曾挣扎着、浴血奋战，想把自己从中拖出来。但现在，我在每一处海滩、每一个足迹里搜寻父亲的痕迹。因为，它们标志着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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