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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在既不愿接受“一中”，又不敢面对战争的情况下，选择了“第三条路”：所谓“和平独立”之路。这一条路的目标能否达成姑且不论，但其过程却是以对台湾人民的认同做根本的改变，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埋下巨大的变数
为了防止陈水扁在“五·二0”演说中有出格的“宣示”，中共中央台办及国台办提前三天受权发表了“五·一七”声明。
“五·一七”声明指出，有两条路摆在台湾当权者面前：一条是悬崖勒马，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一条是一意孤行，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最终玩火自焚。换个方式说，前一条路是“和”，只要承认“一中”就有和平，不但有和平，而且还有七个“光明前景”；后一条路是“战”，如果搞“台独”，制造“台独”重大事变，那么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图谋。
结果，陈水扁既未选择第一条路，(至少口头上)也未选择后一条路。“五·二0”演说中，陈水扁避谈“一中”(即便在四年前，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还提了“未来一个中国”的概念)，所以未选前一条路；但他也没提此前曾信誓旦旦的主张，即“公投制宪”，所以也没选后一条路。他选择的，是“第三条路”。“第三条路”是什么？是“和平独立”的路。
陈水扁当局追求的最终是“台独”，应毋庸置疑，看来也难以改变，因此不会接受“一中”；但他们也深知，宣布“公投制宪”时间表，目前条件并未成熟。外在，受到北京及华府的双重压力，逾越一步，即有战事风险。不过，更关键的还是内在条件欠奉。搞“和平独立”，起码得具备两个内在条件：1.“绝大多数人民的共识”；2.将此等共识转变并体现在法理的机制上，即公投机制。
因此，撇开外在压力不谈，作为第一步，先把两个内在条件完善了再说。这两个条件，经李登辉时代十多年以来，已初步有成。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逐年在淡薄之中，台湾主体意识则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公投法”已主法通过，并经初步操作证实有效。尽管如此，两个条件离完善还有一段距离，而此即为陈水扁这一任内最大的挑战与工作重点，因此，“五·二0”演说中埋下了伏笔，以宪法改造取代公投制宪，但宪法改造中却明言将公投入宪，使公投在宪法中取得法源。剩下的，就是继续塑造台湾人民的主体意识，改变台湾人民的认同观念，使更多人(最终是绝大多数人民)从“认同中国”转为“认同台湾”。
“第三条路”既是目标(“和平独立”)，又是过程(改变人民主权认同，及完善公投机制)，当然，也要有做法。
具体做法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理念层次，二是实际施政层次。所谓理念层次，主要即是指“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图腾。最早，“台独”集团的理想是彻底改掉它，但看来做不到，台湾内外都有反对压力；退而求其次，是改变它的内涵即领土范围，这一招显然也面临极大阻力，甚至有可能被视为制造“台独”重大事变，暂时也行不通；于是再退而求其次，不得不勉强接受它的一切“现状”，但仍不放弃改变台湾人民对“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抽象认知。
长期以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是跟“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的，甚至，根本就等于“中国”，或代表“中国”。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取代了“中华民国”之后，台湾人民心目中的中国、“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随着大陆当局一再强调“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益发朝着向“中华民国”与中国之间关系日趋淡薄的趋势发展。然而毕竟受到长久以来台湾基本教育的影响，“中华民国”与中国的关联在不少台湾人民中直到目前还是藕断丝连，因此作为“去中国化”的最后一步及作为建立台湾主权意识的第一步，将“中华民国”与“中国”彻底脱钩应是当前台湾当局全力以赴的目标。而为达成这个目标，即必须辅之以施政层次上的全方位作为，这从“五·二0”后陈水扁政府的人事布局，举凡重要部门如国安、情治、外交、两岸、军事、教育、文化、宣传等首长一一换为“台独”意识鲜明者出任即可见一斑。
综言之，陈水扁在既不愿接受“一中”，又不敢面对战争的情况下，“第三条路”即成了他惟一的选择。相信在北京看来，陈水扁选择的“和平独立”第三条路与“台独”没有任何区别。这一条路的目标能否达成姑且不论，但其过程却是以对台湾人民的认同做根本的改变，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埋下巨大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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