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全权现为新华社国内部“新华视点”采编室记者。他1998年进入新华社国内部工作，在国内部采编一线工作期间，先后采写过一批较有影响的内参调研和深度报道专栏稿件。此次抗“非”报道期间共采写播发国内、对外、内参报道20多篇。一些内参稿件还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黄全权用自己的举动忠实履行了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主动请战：他争取到的是更多受感染的机会
黄全权是国内部最早提出请战申请的一个。在请战书中他写道：疫情形势如同战场，在这一时刻，理应出现新华社记者的身影。在一线隔离病区，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报道，严重的疫情形势需要我们每一位新闻工作者的努力和付出。当新华社领导终于同意了黄全权的请战要求后，选择怎样的采访方式又成了一个“难题”。很多人最初倾向于只进病房，联系中的几家医院也不愿记者做驻点式采访。黄全权明白要体验这个神秘世界的真实生活，要触摸医护人员的艰苦努力和患者的真实情感，惟有进驻式采访才能实现。黄全权没有放弃努力，经过多次争取，领导终于痛下决心。当要求最终获准时，所有人都明白，黄全权是“给自己争取到了更多被感染的危险”。
出发的命令下达后，黄全权几乎没有时间和妻儿告别，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准备设备上。出门前，他对两岁儿子说的话是：“爸爸去上班了。”
无悔抉择：在个人安危和肩负的使命之间
5月3日16时到达一线后，他立即和同事开始马不停蹄地采访，并在采访中获悉，当晚阜外病区将接治首批11名非典病人。他多方联系，想方设法地争取到了参与接治全过程的机会。当他和同事最后走出病区的时候，已经是5月4日零时30分了。可为了及时发回报道，不耽误第二天的采访，回到住处后，他一分钟都没有合眼，连夜赶写出了《SARS中，我们感受平静》、《深夜，我接进了非典病人……》这两篇珍贵的现场报道。
尽管新华社领导和医护人员再三叮嘱注意休息，但为了尽可能全面地采集新闻素材，保证发稿，在一线的日子里，黄全权每天的睡眠时间最多也不超过6个小时。因为要采访的内容，要联系的事情实在太多。在个人安危和肩负的使命之间，他选择了使命。在体力几乎达到极限时，他不停地提醒自己：自己是记者，必须观察和记录下身边发生的一切。
延期采访：在死亡频频发生的时候
在一线病区，记者还面临着心理上的巨大挑战。死亡就在身边悄悄地发生着。对黄全权来说，死亡是那么的具体真实：阜外病区的那名患者死了。他是黄全权进驻当天深夜参与接治的11名患者中的一位。
面对死亡，黄全权无法保持坦然。每一个变化的数字都代表着一个生命和一张真实的脸庞，它们时时刻刻在敲打着他敏感的神经。他感到紧张不安，但“却不能向任何人寻求安慰。在那种时候，不能把情绪带给战友、同事和家人”。他只能选择默默承受和克服。他还必须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继续零距离地采访医护人员和患者。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紧绷的神经下，为了真实记录非典一线的真实图景，为了尽量不给报道留下遗憾，黄全权和同事们再次做出了一个决定——将原定3天的进驻时间延长了一倍。
被判“疑似”：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报道
劳累换来了收获：黄全权和同事们采写了大量生动感人的来自一线的文字报道，最多的一天发回了6篇稿件，均被以中国新闻名专栏“新华视点”栏目播发；他和同事也以自身的行为赢得了医护人员、患者的认可和尊敬。但黄全权也为自己的过度疲劳付出了代价。
从一线病区撤出的第三天，黄全权开始连续出现低热反应，当晚被送进协和医院SARS隔离观察病房。即使在身体严重不适和等待“判决”的日子里，黄全权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没有一天停止过报道：《这样的时刻，这样的节日》、《非典的天空下，他们这样生活》、《自由呼吸的感觉真好——住院大夫甘戈的一天》、《被疑似非典的日子》……就是这段日子写出来的。
谈起非典一线的情况，黄全权头头是道，但对自己的采访行为本身，黄全权却格外低调，不愿多谈。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是淡淡的一句：这只是再平凡不过的工作。但他却把自己的心声写在了报道中。在《非常时期，我们共同走过非常历程》这篇报道中，他这样写道：“在疫情来临的时候，一批又一批记者主动选择了与疫情同行。也许，他们只是想告诉正在承受不幸和奋起抗争的人们，无论怎样艰难的旅程，都有人和他们一起走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