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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新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了新闻的本源、新闻的本质、新闻的传播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对党的报刊的性质、任务、作用和工作规律，作了精辟论述。
马克思明确指出党的报刊是党的旗帜。党的报刊必须遵循党的纲领和策略决议，同一切违背它们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马克思经典作家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认为报刊文章应该是生活本来面目的写照，不能造假，不能装腔作势。这些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浩瀚著作中的重要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新闻工作的理论宝库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报刊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1849年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写道：“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中还明确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1842年年底，《莱茵报》发表了该报驻摩塞尔记者写的两篇关于当地农民生活状况的通讯。莱茵省总督指责作者诽谤政府。1843年1月，马克思便以摩塞尔记者的名义，发表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从马克思一系列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报刊是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围绕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谈三点意见：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防止媒体舆论与群众口头舆论严重脱节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作为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宣传工作，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我认为同样是脱离人民群众。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宣传工作，推进作风建设、改进新闻报道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同样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新华社在新闻报道方面采取了不少改进措施，尽量缩短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主要是对群众情绪、群众舆论研究不够。
1、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个并不完全重叠的“舆论场”：一个是“媒体舆论场”；一个是“口头舆论场”。对“口头舆论”重视不够、反应不快、引导不力，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表达社会舆论、反映人民心声，是马克思提出来的。1842年12月28日，《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境内遭到查禁，马克思为此写了7篇文章，抗议普鲁士专制政府对进步报纸的迫害。在《好报刊和坏报刊》一文中，马克思写道：“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因此，谁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民信任的报刊必须“表达社会舆论”，绝不能“歪曲社会舆论”。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个并不完全重叠的“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口头舆论场”。人民群众从自身的感受出发，每时每刻都会关注一些共同领域、共同问题，在口口相传之中形成了“口头舆论场”，那些相对集中的社会话题就成为一段时间街谈巷议的焦点。尽管口头舆论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有时难免会有片面性和夸大渲染的地方，但却具有“无处不在、无处不及”的特点，在经过“去伪存真”的筛选之后，口头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人民群众总是关注那些刚刚露头的、关系他们自身利害的、普遍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和重大社会动向，因而使口头舆论具有敏锐性和及时性特点，往往成为社会的“风向标”。中央要求主流媒体“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我们就应该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研究人民群众的看法和态度，研究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以便从口头舆论中触摸到社会跳动的脉搏。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包括对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有意或者无意营造的社会舆论了解得不够及时，反应也比较迟钝。
以“宝马案”为例。2003年10月16日上午，哈尔滨市平房区平房镇代家村农民代义权与妻子刘忠霞，驾驶着满载大葱的农用车行驶到哈尔滨市抚顺街人才市场门前，为了躲避从对面驶来的面包车，代义权将农用车的方向盘向右打了一下，捆扎在一起的大葱缠在一辆宝马车的后视镜上，将宝马车拖出1.5米左右。坐在宝马车内的人立即下车，拦住代义权夫妇，随后苏秀文驾车闯向人群，致使刘忠霞死亡、12人受伤。这一事件发生后，当地老百姓围绕“宝马撞人事件”议论纷纷。11月20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判处苏秀文有期徒刑两年，缓刑3年。宣判之后，社会舆论依然没有平息。据一家商业网站统计，10天之内网民围绕“宝马案”发表的评论超过22万条。许多人都在传“苏秀文是黑龙江省一副省长的儿媳妇”。直到事件发生两个半月之后，也就是12月31日，哈尔滨市警方才向公众说明“苏秀文不是黑龙江省或哈尔滨市曾任和现任领导的亲属”。“宝马案”掀起舆论风波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对待群众的口头舆论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消极态度。
凡是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重大案件和重要事件，权威部门和主流媒体都应及时公布事实真相，多做解疑释惑的工作。这也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
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和网上舆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麻痹症”和“新闻麻痹症”。在许多时候，人民群众对某一社会问题已经议论纷纷，可是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却很少谈及；或者虽然作了报道，但与人民群众对事件关心的程度、关注的角度以及对信息总量的需求相差甚远。这种反差的存在，使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两个舆论场互不衔接、互不交融。对人民群众的正确舆论，主流媒体没有及时给予肯定性的报道；对一些模糊认识，主流媒体没有及时给予解释和疏导；对一段时间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错讹流言、传闻，主流媒体没有及时予以澄清。作为新闻战线党员领导干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常有愧对党、愧对人民、愧对新闻事业之感。
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了解人民群众的感情，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什么，哪些问题在人民群众中已经“议论纷纷”，需要主流媒体加以反映和引导。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一条规律：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基本情绪了解得越多，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强；对人民群众的情绪了解得越少，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小，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2、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研究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网上舆情和受众需求，努力寻找新闻报道与人民群众的“共鸣点”。
十六大之前，我曾经提出“成就报道”应该产生“社会共鸣效应”。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传递的信息和记者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大致相同的情绪，可以称作“社会共鸣效应”。经常研究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找准了人民群众的关注点，新闻报道就容易产生“共鸣效应”；找不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新闻报道就难以引起社会共鸣。
为了防止出现新闻报道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近年来从总社到分社，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营销平台和新闻研究所非常重视对舆情动向的调查研究工作，印发了几百期《用户意见反馈》，及时把中央新闻媒体和全国各地报纸、电台、电视台对新华社报道的意见、建议和需求反映给全社各采编部门。从2003年国庆节开始，营销平台的同志直接听取受众对新华社报道的意见和建议。最近，为了配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的新闻报道，寻找新华社报道与受众需求之间的“共鸣点”，新华网开辟了“‘两会’热点问题调查”专栏，直接听取网民对“两会”的意见和建议。新闻研究所也组织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并且撰写了《“两会”报道受众需求调查分析报告》，包括“受众对往年媒体‘两会’报道的评价”；“受众对今年‘两会’报道的欲求信息”；“受众对今年‘两会’报道的预期”。这些调查研究工作，对于编辑部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很有好处。
作为新华社的编辑、记者，我们应该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要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要经常研究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和网上舆情动向，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最满意的是什么，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最高兴的是什么，最不高兴的是什么；赞成的是什么，不赞成的是什么，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要把从各种渠道调查得来的信息汇集起来，作为组织策划新闻报道的重要参考依据。
新华社有些热点报道的选题，就是直接从群众议论纷纷的问题中筛选出来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市道路交通拥堵现象严重，成为街谈巷议的一个焦点，就连新华社乘坐班车上下班的同志也感受到拥堵的程度。国内部记者孙承斌9月17日早晨从家里开车到单位上班，18公里路程，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国内部的编辑、记者敏锐地抓住“行路难”这一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话题，进行了突击采访，播发了一组贴近群众的稿件，比如《堵车，我们如何出行？》《路堵了车还是车堵了路？――求解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难题》《国外城市交通“缓堵”的招数种种》《拥有小汽车，使用公交车――专家眼中的城市出行理想模式》。这组稿件不仅反映了道路拥堵的实际状况，而且分析了造成拥堵的主客观原因，还采访了有关专家，提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对策和建议。像这样的报道，就容易引起社会共鸣效应。
3、“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理论看似高深，其实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把事实真相及时、准确、全面地告诉老百姓。抓住这一关键环节，“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大。
对“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理论思考，已经出版了不少专著。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涉及舆论引导的理论问题。根据实践经验，我把“舆论引导”的本质概括为5句话：公布事实即引导；辨明是非即引导；指出利害即引导；讲清大局即引导；揭示趋势即引导。我们通过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新闻报道，用实事求是的舆论积极引导似是而非、以非为是的议论，把单纯从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出发思考问题而偏离实际的结论，矫正为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这样就把握住了“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真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新闻事件的过程中应该经常思考四个问题：
一是中央有什么重要的方针、政策、法规和重大举措希望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需要及时向海内外发布？不同层次的人对这些方针、政策、法规和重大举措的关注点是什么？
二是实际工作部门有哪些重要情况和具体规定需要广泛地告诉老百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三是老百姓从切身利益出发，迫切希望了解哪些带有全局性、趋向性的重要情况，希望从主流媒体获得什么样的有效信息，他们对哪些重大决策还不是十分清楚？重大新闻事件和重大社会热点问题出现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兴奋点是什么？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主流媒体发布哪些重要信息，做哪些解疑释惑的工作？
四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哪些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需要向人民群众说清楚，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这四个问题就像四个大的圆圈，其交叉重叠的部分，更是我们组织指挥新闻报道的重点领域。用这样的方法组织指挥新闻报道，就有可能改变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改变媒体舆论同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相脱节的现象，容易做到“三符合”，即符合中央的总体部署、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符合客观实际。这样组织指挥新闻报道，也容易做到“三满意”，即中央满意、实际工作者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在组织新闻报道的过程中，要确立这样一个观念：“在很多时候，不是不能报道，关键是怎样报道。”遇到重大问题、疑难问题和热点问题，我们不应采取回避态度，要在“公布事实”、“辨明是非”、“指出利害”、“讲清大局”、“揭示趋势”上下功夫。要遵循舆论引导的“可信性原则”，绝不允许按照主观臆想“打扮事实”；要遵循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原则”，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媒体的信赖程度；要遵循舆论引导的“接近性原则”，善于从人民群众关心的内容、角度入手，把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注点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遵循舆论引导的“渐进性原则”，把引导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如果我们齐心协力，沿着这个方向开拓进取，广大人民群众对主流媒体的依靠程度和信任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把“我们想说的”和“群众想听的”统一起来，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的欲望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说：“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群众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的欲望，就是要求媒体尽量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的新闻文化需求。
这里涉及对“知情权”这一概念的理解。西方关于让民众通过媒体“知情”的思想，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1945年前后，美国记者肯特·库柏使用了“知情权”这一概念，提出民众应该通过媒体了解其政府的工作情况。此后，“知情权”一词被解释为一种广泛的公民权利。
从本质上讲，西方的“知情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历史与现实都证明，西方国家并不愿意让民众真正“知情”。伊拉克战争中的“情报门事件”，就暴露了西方“知情权”理论的虚伪性。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知情的权利，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的欲望。早在“知情权”这一概念提出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对人民群众的“知情”问题作过深刻论述。1917年11月，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和平
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时说：“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应当让人民群众“知道一切”。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其他机密事项，主流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向人民群众全面报道和阐明事实真相。
从实践的层面来分析，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闻属于文化范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将会提出许多新的新闻文化需求，他们知情的欲望将会越来
越强烈。新闻战线的同志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想方设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文化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欲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主流媒体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
为了尽量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的知情欲望，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在组织新闻报道时，要把注意力放在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上，不能远离生活、偏离中心，不能“敲边鼓”，这是密切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一环。
舆论形成的诱因是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回过头来又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
当前，群众舆论的关注点大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相关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社会舆论的萌生和扩散，都是由这一主要矛盾派生出来的。
比如，能不能在今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能否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能否使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能否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比较充分的社会就业；能否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能否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党的新闻工作者只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有了深刻理解，才能知道人民群众关心什么、想听什么，才能懂得他们为什么关注这些问题而不关注另外的问题，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全局，把我们想说的同人民群众想听的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新闻报道，为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围绕从全局高度、战略高度采取的重大举措组织报道，准确阐述中央精神，及时传递宏观信息，及时发现带有倾向性的苗头和问题，恰如其分地总结新鲜经验，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引导舆论方面的权威作用。要紧紧围绕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组织重点报道，让实际工作者看了我们的报道，可以从中受到某种启发，有利于他们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增强破解各种难题的信心和勇气。要紧紧围绕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报道，让他们能够从主流媒体上找到自己迫切需要了解的内容，进而逐步形成这样一种观念：“想了解国内外大事吗？看权威媒体的报道！”“想排解心中的疑团吗？看权威媒体的报道！”
2、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我们要紧紧抓住“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良社会现象和反面典型予以揭露，以表明我们对丑恶现象的鲜明态度。
列宁曾经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从1987年开始，“舆论监督”这个词连续4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十三大报告指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十四大报告指出，要“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和国家正是通过这种有效的舆论监督，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舆论监督在本质上并不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闻单位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要大量宣传正面典型，宣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以此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艰苦奋斗。无论什么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都要分清主流和支流，都要满腔热情地讴歌人民群众的光辉业绩。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揭露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不久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就“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与满意度”问题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众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74.8%的受众认为媒体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我们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把一些假的事物、恶的事物、丑的事物具体地再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去分析、去评判，这样会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有效的舆论监督力量。一些做了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的人，一些做了亏心事的人，会从我们的批评性报道中感受到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威慑力。四轮驱动越野汽车为什么能够越过艰难险阻？因为它不仅有“后推力”，而且有“前加力”。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积极倡导先进的东西，与此同时正确开展舆论监督，我们这个社会就有了“后推力”和“前加力”。主流媒体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评判与监督，有助于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党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决心，有助于推动实际工作，有助于取信于民。
改进舆论监督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对监督重点的选择。选择舆论监督重点应该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党和政府明令禁止而有人却拒不执行的；二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而有人却肆意妄为的。我们要把这两方面的问题排列出来，尽量从二者的“结合点”上选择舆论监督的突破口。
比如腐败问题，这既是党和政府明令禁止的，又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宣传力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选择一个典型案例，按照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领导机关的安排，进行比较透彻的剖析，充分反映我们党揭露腐败分子的决心和魄力，具体揭示腐败分子的可耻下场。要让那些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的腐败分子“如坐针毡”，一听警笛响，就胆颤心惊。此外，在干部作风方面，我们也应根据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两个务必”的要求，着力研究如何解决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良作风，要有选择地予以批评和揭露。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要在舆论监督上有所突破，绝不能挥动板斧，乱杀乱砍。那样做，将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也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确保舆论监督报道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辩证思
维能力，掌握正确的宣传策略。我们要按照刘云山同志提出的“出以公心、针砭时弊，解决问题、有利工作，增进团结、维护稳定”的要求，认真把握好度，防止人为炒作。
现在，不少新闻单位反映采写批评性报道越来越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保护和行业保护在作祟，另一方面也有新闻报道单位自身的原因。正像写正面报道时“好就是绝对的好”一样，有的同志在采写舆论监督稿件时，往往用“错就是绝对的错”这种思维方式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如果说这种“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在过去的年代还能勉强维持下去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是与非、真与假的界限越来越难以一眼看透的今天，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的缺点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在“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写出来的批评性报道往往使人感到火药味太浓，上纲上线太高，不中肯、不客观、不公正。
从当前实际出发，我觉得在组织批评性报道时应该注意以下六点：
(1)组织批评性报道、开展舆论监督属于党的“三大作风”的范畴，一定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采写和编辑批评性稿件时，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有“与人为善”的态度，通过批评达到改进工作、增进团结的目的。
(2)要尽量选择有普遍教育意义的典型事例，通过批评和揭露，使干部群众能够从中受到深刻而生动的法制教育、政策教育、纪律教育和作风教育。
(3)要多选择一些已经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典型事件，在批评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让人民群众看到我们党和政府对这类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正确政策和鲜明态度。
(4)批评性报道的事实一定要十分准确。对采访对象提供的材料要认真核对，要有真凭实据，防止捕风捉影。要把握分寸、留有余地。在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和判断上，也应符合逻辑、符合实际。
(5)要坚持批评性报道的客观性，尽量减少主观色彩。要尽量选用客观再现的报道手法，从头到尾只客观地讲述事实，让读者看了我们的报道之后自己独立地判断是非曲直。
(6)批评性报道要符合法律规范和国家政策，不能逾越法律界限。
如果我们能够注意上面谈到的六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舆论监督就有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批评和揭露的现象是消极的，而新闻报道所起的作用则是积极的。
3、中央领导同志要求主流媒体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能够打主动仗，力争先声夺人。权威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方面应该率先改进。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是长期困扰主流媒体的一道难题。重大突发事件蕴含着珍贵的新闻价值，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在突然之间爆发，新闻信息在一瞬间传递，单位时间爆发出来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正因为如此，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重点领域。在许多时候，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开程度、处置方式及传播速度，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新闻信誉。
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我们可以用行政的办法对其进行“封锁”，可以在较长时间里“秘而不宣”，或者可以采取“慢三拍”的方法。现在，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时代，在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的时代，对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动作迟缓，或者隐瞒不报，新闻报道就会陷于被动局面，因为从受众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不少人有先入为主的信息接受习惯，而且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如果他们最先接触的是西方新闻媒体关于中国突发事件的片面或虚假报道，那么，这一被歪曲了的形象将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残存很长时间，即使花费几倍的工夫，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些歪曲报道的影响。
回顾多年来组织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经验教训，只有因为不报或者迟报而造成被动局面的典型案例，至今尚未找到因为及时报道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事实上，当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主流媒体如果能够及时报道，会抑制谣言传播的空间，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新华社对北大、清华爆炸事件的报道就说明了这一点。2003年2月25日上午，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李江涛、王呈选到北大、清华采访，中午在清华大学荷园餐厅二楼就餐。大约11时50分，突然听见“轰”的一声巨响，两名记者撂下饭碗，冲向一楼爆炸现场。一个目击者说：“到处是火药味，地上没有纸屑，不像是鞭炮，像是自制的土炸弹。”在餐厅门外面，记者看到有三个受伤的人被送上警车。他们在现场一边观察采访，一边用手机向编辑部口述新闻稿。由于报道及时，受到海内外媒体和网民的好评。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从媒体对北大、清华食堂爆炸事件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发生的变化，它们开始“优先报道老百姓关心的新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说：北大、清华爆炸事件之所以没有成为社会热点，没有被境外媒体大肆炒作，主要是因为新华社及时报道了消息。当天曾有人传说这次爆炸死了好几百人，新华社消息播发之后，流言立即消失。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伊拉克籍报道员贾迈勒·哈希姆·艾哈迈德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伊拉克遭攻击的消息，中东总分社编辑部迅即发出快讯，时效超过世界其他各类媒体。法新、路透、美联等西方通讯社称赞新华社关于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消息“时效快得难以想象”。香港一家报纸对新华社抢发第一条快讯发表了评论，赞誉“新华社10秒领先全球”。在这条快讯发出几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决定向贾迈勒颁发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奖”。在激烈的国际新闻竞争中，特别是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被动”与“主动”有时只有几秒钟之差。
去年，有关部门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做好国内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新闻媒体的信誉。”这三个“关系到”，是我们党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取得的新认识和新经验。我们要按照中宣部提出的“分类掌握”的原则，认真组织好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较强，记者在采访中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不得妨碍事件处理工作，不得编发未经核实、没有根据的信息和传言，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妨害侦察机关的案件侦查工作。与此同时，还应适当
控制突发事件报道的数量和规模，防止灾难、事故、案件等报道在一段时间过于集中。只要我们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在组织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中就能做到既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又能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的欲望。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三贴近”原则，积极探索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表现形式，不断增强新闻报道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1、“三贴近”的本质和核心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抓住这一本质和核心，改进新闻报道就有了突破口和着力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新闻宣传工作应该坚持“三贴近”的原则。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温家宝同志提出“电视镜头要更多地对准群众，电视报道要更多地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李长春同志提出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刘云山同志强调唱响主旋律，落实“三贴近”。这是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中，中央领导同志对新闻宣传战线提出的新要求。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任何时候，新闻报道都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这是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有丝毫偏差，绝不能有丝毫动摇。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主流媒体正确引导舆论的力度与新闻报道“三贴近”的程度成正比。如果偏离实际、远离生活、脱离群众，主流媒体就难以形成对社会舆论的有效影响力，从客观效果上看，等于自动放弃了正确引导舆论之责。
从“三贴近”入手，加强和改进新闻报道工作，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宣传工作的必然要求。按照李长春同志在《坚持“三贴近”要着重解决五个问题》一文中对“三贴近”内涵的界定，贴近实际，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把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加具体实在、扎实深入；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反映客观现实，把握社会主流，更好地融入生活、引导生活；贴近群众，就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盼，充分体现群众意愿，满足群众需求，为群众提供想看爱看、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贴近”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贴近实际的本质和核心当然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的主体，贴近生活的本质和核心同样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抓住了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关键环节，就抓住了“三贴近”的要领。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新闻宣传的贴近性原则有过许多论述。毛泽东同志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邓小平同志把“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办好报纸的三个重要条件；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自己的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这些论述大都突出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个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密切联系群众不仅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而且是衡量新闻战线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标志。
坚持“三贴近”原则，进一步密切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新闻报道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抓住“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本质和核心，就能推动新闻战线的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找到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为做好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抓住“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本质和核心，就能使新闻报道更加可亲可信、入情入理，从而使主流媒体能够更好地肩负起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使命。
2、党的新闻工作者要时刻想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揭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言不及义。
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工作方法，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我们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应该肩负起这项艰巨
任务。要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阐明我们党的宗旨，使群众认识到我们党在现阶段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同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
当前，学习宣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在组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闻报道时，不应该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而应该深入浅出地揭示党和政府怎样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采取有效的措
施，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二十多年前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时积累的经验。邓小平同志1977年5月24日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此后几年间，在党的思想路线和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国家迅速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恢复了高考制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城市允许个体经济生存和发展，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创办了一些经济特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这些改革政策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当时党的新闻工作者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同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进行报道，为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我们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报道也要运用这种方法。要把报道的重点放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上。要研究各地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创造了哪些新鲜经验，制定了哪些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利益。在深入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中，我们要充分运用这些成功经验。这样的新闻报道对人民群众才会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党的政策”同“群众利益”是息息相通的。有些关于党的政策措施的新闻报道好像同人民群众相距甚远，其实二者之间只不过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把这层“窗户纸”揭掉或者捅破，党的政策同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会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改进新闻报道的实践中，我们应该学会运用这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方法。
为了揭示党的方针、政策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从2002年3月开始，新华社在受权播发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重要文告、法律、法令、决议等公告性新闻时，注意采写“解读性新闻”，尽量运用“百姓视角”，把文件中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内容提炼出来，作为重要新闻单独播发。此外，还采取配发背景资料、设立“信箱”等方式，对党的方针政策做必要的解释，有时还配发新华时评、新华短论，力求揭示领导机关的法律、法令、决议、计划、方针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间的联系。去年8月7日，公安部从户籍、交通、出入境、消防管理4个方面入手，出台了30项便民利民措施。新华社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关注的“户口迁移更自愿、申领驾照更便捷、出入国门更通畅”等重点问题，跳出枯燥的条文罗列，连续播发了《新车选号再给你一次机会》、《70岁可考领驾照军人可领地方本公安部放宽考领驾照条件》、《婴儿随父落户不再有年龄限制》等稿件，多角度地展示了便民措施的主要内容，揭示了出台这些措施的根本出发点，让人一目了然。去年8月18日，新华社受权播发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如果按照一年前的做法，编辑部将《条例》全文照发了事，很少思考《条例》的颁布将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现在不同了，编辑部拿到《条例》之后，首先研究《条例》与“群众利益”之间的联系，从中筛选出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新鲜内容进行解读，先后播发了《〈婚姻登记条例〉热点透视》《取消单位证明简化登记手续新条例让结婚更轻松》《以夫妻名义同居不受法律保护》《离婚无须单位证明》《三种情况下婚姻登记机关不办理离婚登记》等稿件。由于捅破了《条例》同群众利益之间的“窗户纸”，贴近了百姓生活，因而受到媒体和受众的欢迎。
3、“可读、可信、可亲”不单是个表现技巧问题，首先是个群众观念问题。新闻工作者应该时刻想着自己的服务对象，满腔热情地探索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表现形式。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曾经说过，“报纸是要有领导的”，“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这就是把“群众是否爱看”作为衡量新闻报道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
时刻想着自己的服务对象，满腔热情地探索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表现形式，这是新闻业务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把新闻报道有没有可读性提高到愿不愿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是“有效服务”还是“无效服务”的高度来认识。
我们的新闻文风应该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新闻文风的鲜明性，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本质决定的。我们党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工作，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是非得失，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我们完全有胆略把党和政府的主张鲜明地告诉读者和观众，不必隐瞒。
新闻文风的生动性，是由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我们的新闻报道是写给人民群众看的，如果像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样，文章“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那就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要想方设法让新闻报道去影响受众的感官，让他们如见其状，如闻其声，就像看一部短小精悍的彩色纪录片。
新闻文风的准确性，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必然要求。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全面、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不能揭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就难以真正达到“准确性”的要求。为了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总社不久前做出了七条规定：
(1)采编人员要深入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得根据道听途说写新闻，不得引用互联网上未经核实的材料和数据，不得将存有疑问的事实写进稿件，不得对新闻事实进行夸大渲染。
(2)新闻报道中引用的事实、数据必须有权威、可靠的消息来源。
(3)新闻报道涉及有争议的内容时，要充分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或与主管部门和权威机构认真核对事实。
(4)对经济纠纷和民事案件的报道要客观、公正、超脱，采编人员不得充当纠纷一方的代言人。如果纠纷涉及采编人员本人及其亲友，采编人员必须回避。
(5)新闻报道要力求用事实说话，除评论、述评等言论性稿件，记者不宜在稿件中直接发表对事实的评论。
(6)采编各环节要严格把关，防止发生事实性差错。
(7)总社各部门、国内外各分社维护新闻报道真实性原则的情况要作为业务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防堵重大事实性差错的有功人员要给予奖励；对发生差错的人员和单位要给予处罚；对发生重大失实错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直接责任人，要给予行政记过以上的纪律处分。我们要像爱惜生命那样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要做到“可读、可信、可亲”，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人民群众，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把居高临下进行灌输的宣传方式改为平等交流和提供信息的传播方式。
媒体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主要看报道内容；但就“沟通规律”而言，媒体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及其选择的报道方式对于能否顺畅地实现“沟通”至关重要。“沟通”的第一步是媒体刊播的新闻能够引起受众的“注意”；“沟通”的第二步是媒体刊播的新闻能够引起受众阅读和收听收看的兴趣。如果我们写稿子时总是以“教育者”自居，不重视以平等的身份向人民群众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新闻信息，总是想代替群众下结论、作判断，那就会伤害受众的自尊心，因为大多数读者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不希望别人越俎代庖。居高临下的宣传方式，只会引起读者的反感，绝不会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平等交流”看似方法问题，其实反映了党的新闻工作者对待人民群众的基本态度。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思考这一问题。要尽量吸引读者和网民参与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在“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取得最佳宣传效果。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讲政治”，而政治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从根本上做到了“讲政治”。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有高尚的人格、高尚的人品、高尚的情操。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真正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能做到一身正气，无所畏惧，什么样的歪风邪气也奈何你不得。
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始终坚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就是党的新闻工作者追求的人生境界。(作者是新华社总编辑。本文是作者在新华社“三项学习教育活动”讲座上所做的报告。)
附：作者简历
南振中：新华社总编辑、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男，河南灵宝人，1942年5月生，汉族。大学学历。高级记者。197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8月到新华通讯社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记者、分社副社长、分社社长。1985年调新华总社总编辑室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起任新华社总编辑室总编辑。1993年4月起任新华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兼总编辑室总编辑。2000年6月任新华社总编辑。
1996年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曾多次组织指挥重大新闻报道工作。是中共第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2003年3月，当选为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出版的主要作品集有《农业生产责任制》、《我怎样学习当记者》、《记者的眼睛》、《记者的思考》、《南振中作品选》、《记者的发现力》、《记者的战略眼光》等。
1984年被全国记协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1年12月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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