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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付妈妈”的慈善面具
没有约束的人性不可信赖，对道德的完美要求往往潜伏崩溃的前景。在国家关于私立福利机构的立法还没有完成之前，类似付广荣与沈阳阳光儿童村的混乱状况，也许还会继续见诸媒体。
另外，如果沈阳市阳光儿童村不复存在，又会违背慈善事业的本来意愿，因为这些并非孤儿的“孤儿”确实将无处可去。
这个两难选择，就这么摊在了人们面前。
孩子们用提防的眼神注视着出现在铁门外的记者们——“危险的外人”，并试图阻挡。“就是你们记者，把我们家整成这样！”儿童村里14岁的赵丽娜指责说。
来自孩子的仇恨，让记者们非常意外。
这是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榆林大街26-3号的“阳光儿童村”，如其建立者付广荣所说的那样，一个封闭、安全的“独立王国”。
这些7到18岁的孩子们非常惶恐。在媒体对儿童村做出揭露报道之后，孩子们听了付广荣“妈妈”的多次“村情通报”，集体痛哭，毫不怀疑“妈妈”的判断：他们正在遭遇“新闻暴力”。
沈阳阳光儿童村，由付广荣于2001年9月19日建立，依靠社会捐助维持生存，现收养43名孩子，他们的母亲都因杀死丈夫而入狱。在媒体褒扬性报道中，付广荣是一位慈祥的“付妈妈”，戴着眼镜，留短发，总在微笑。
今年5月14日深夜，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播出的一期节目，把付广荣和她创办的阳光儿童村推向了风口浪尖。儿童村到底接受了多少捐款？这些捐款最后用在何处？那些发生在阳光下的故事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真相？人们开始怀疑，付广荣在把儿童当作牟利的工具。
“伟大母亲”的光环被打碎。在这个深夜，一切突然改变。
本报记者经过调查相信，后续一些媒体关于儿童村内幕的报道虽有牵强之处，但并不背离真相。付广荣在阳光儿童村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灰色痕迹(详见本期第2版《付妈妈的慈善面具》)，而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庇护，亦建立在唤起封建宗法式的感恩心理的基础之上。
但是孩子们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最强烈诉求就是保卫这个惟一能给他们提供床铺的地方，而不是追究善款误差。
因此他们两次打伤了试图进入儿童村采访的4名当地媒体记者，还砸烂了一架价值4万元的相机。
付广荣表示自己对此并不知情，孩子们使用武力只是防卫需要，“出于义愤”。但《沈阳今报》记者拍摄的照片显示，付广荣当时就在冲突现场。
“他们那照片是假拍的，是假的。”付广荣硬硬地说。
这种强悍的结论式话语，在孩子们口中也常常出现。本报记者在儿童村里听到的是雷同、简单、不加解释的“标准答案”：“是记者先打的我们。”记者还没问，他们就主动强调“付妈妈没有贪污”，连仅7岁大的秦家园，也坚持这么说。
付广荣和孩子们表示，“儿童村里的生活很好”。孩子们说，被带出去演讲、痛哭，是为了教育人，而不是为了募捐。他们坚持说，儿童村盖起了两栋楼房，装修“反暴力展览馆”和录像大厅，却没有孩子们的淋浴间，也是为了教育人，而不是“付妈妈”牺牲他们的福利。
有的孩子不愿对记者说真话。“我叫赵丽娜。”16岁的孙晓伟故意说。
孩子们把一些媒体记者的询问，理解为审查的意味，让他们回忆起曾经遭遇的歧视。
在儿童村，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农村，作为家庭犯罪的牺牲品，遭到来自父系亲属的敌视，有些孩子曾经四处流浪，别人对他们“说打就打”。几乎全部的孩子都把吃饱穿暖视为难得的幸福，儿童村被认为是他们必须捍卫的堡垒，因为此处能给他们归属感。
“可是，现在我们又开始被人歧视了。”何超说。何超在大连报关学校上学，听说儿童村“出事了”，就与另一个儿童村的孩子李寅一起赶回来，与“家人”共渡危机。“还有3个女生，这几天也回来，不读书了。”
5月31日吃晚饭前，在本报和央视记者面前，付广荣让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儿，问：“你们说，恨不恨记者？”孩子们齐声喊：“恨！”
谎言和一致对外
“是边老师告的密吧？”赵丽娜在6月6日说，仇恨地踢着花池的边缘，“应该把边老师抓起来。”
尽管“边老师”拒绝与本报记者见面，几乎未透露任何信息，付广荣还是坚信，各种不利的消息都来自这位儿童村的前员工。
对孩子们来说，儿童村不是天堂，却是相对比较好的人间了。
他们喝的是漂着猪油的酸菜汤，吃咸菜和米饭，穿社会捐助来的旧衣服，没有淋浴间，越小的孩子越脏。
在4个人或者5个人同住的宿舍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使用的家具。
放学之后，他们在院子里玩一会儿就睡觉，周末可以搬个板凳去看电视。没有什么零用钱，出了儿童村也没有零食和电游。年龄大些的孩子是做家务的主力，小些的孩子要听大孩子的管理。
他们当中的一些孩子有着强烈的发奋心理，占据了第139初级中学各年级的第一名位置。另外一些孩子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学习成绩很差。这所中学的校长表示，儿童村的孩子总体来说表现不佳。
他们靠通信与母亲保持联系，每周二可以往监狱里打电话。
“什么吃酸菜不吃酸菜的，”何超说，“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我姥爷家现在连酸菜都吃不起。”
在仇恨和恐惧的记忆之外，他们的爱和感恩如同细小的指南针，最微弱也最坚定地指向着付广荣。从进入儿童村那天起，他们就被告知，自己经历了一次从黑夜到阳光的拯救，而拯救者就是“妈妈”。
《儿童村村歌》的歌词告诉他们，他们是从一个“旧角落”来到了一个“新角落”，新旧两重天。
“旧角落”是彻底的不幸：“曾经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从来不曾有过欢乐，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来爱我……”而“新角落”即儿童村，它的缔造者则代表着无限的慈爱和神圣的母性：“好妈妈，是您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风里雨里您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在这个家里，生存的需要超越一切。“我最怕的是儿童村不办了。”9岁的吴玉莹说。
5月31日这一天，儿童村突然杀了一头猪，付广荣对记者们说：“我让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总吃酸菜！”餐桌上有4个菜，没有酸菜。孩子们排成一队，在两家媒体的7名记者面前很有声势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然后去吃饭。
16岁的刘爽轻蔑地表示，自己永远也不会看报纸了，“因为报纸上的内容全是编的”。
刘爽从10岁就就流浪在外，给人打工，看上去很成熟。她刚拿到初中毕业证，不再上学，在儿童村负责做饭，又是付广荣管理日常事务的左膀右臂。与孩子们发生冲突的沈阳记者们说，当时指挥孩子们打人的就是刘爽。
孩子的态度，显然把儿童村的褒贬弄得更为复杂。“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央视记者王芳说，“这些孩子们在撒谎。”
我们问付广荣，在岫岩县工作期间，是否曾经因为受贿300元而被处罚。付广荣回答说：“哪有的事儿呀？”
第3天，我们拿到了因此事而对她进行处罚的加盖公章的文件的复印件。
在其自费出版的《我与三十七个女杀人犯的孩子的故事》一书中，付广荣详细地讲述了1997年前后她担任厂长时，岫岩县化肥厂的工人们对她多么拥戴，并描述了相关的热烈场景。
但是我们得到的信息却恰恰相反，在岫岩县化肥厂的工人集体举报她有贪污等行为的材料的复印件上，密集排列着380名工人的签名和手印。
类似的矛盾之处在付广荣身上多有体现，仅就儿童村3年来接受的捐款总额，她就表示过30万、40万、50万等多种数字。在调查组的审计结果中，这一数字为138万元，这意味着善款已经足够支撑儿童村每年40万的日常开销，还略有赢余。其余欠款，仅仅是基础建设所致，而儿童村拥有的楼房尚未明确产权关系。
孩子们也正在表现出相似的性格——至少在集体面对记者时，他们竭力回避着真相。
前儿童村的员工赵楠(化名)说，儿童村的善款没有被好好利用，孩子们从秋天到夏天一直只有酸菜和米饭可吃。对于这个简单的细节，我们在儿童村内外两方面得到的是截然相反但同样坚决的证词。
“哪有的事儿？我们根本就不常吃酸菜，”付广荣说，“我们每个月都杀一头猪。”
可央视《社会记录》的摄像机记录下了孩子们一次次吃酸菜的情景。
“我们没有天天吃酸菜。”刘爽说。
“2003年12月21日到25日我在儿童村住了5天，”一位南京作家说，“5天里除了圣诞节那天有活动之外，每顿饭都只吃酸菜。”
孩子们围成一圈儿，付广荣要求他们向记者证实儿童村有没有经常吃酸菜，可是孩子们像是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那样拉长了声调。
“没有——”
复杂的付广荣
在几个孩子的搀扶下，付广荣病怏怏地站在楼前。深蓝色套裙，宽边眼镜，脖子上挂着一串白色的珍珠项链，手腕上套着一个玉镯。几天来，就是这身装扮的照片被许多网站频频转载。等到记者走近，她缓缓地伸出手，气若游丝地说：“你们来了……”
辽宁省、沈阳市和东陵区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正在对阳光儿童村进行审计审查。调查组的一位要求隐去其姓名的官员透露，调查组的初步结论是，儿童村在财务方面进行家庭式管理，付广荣的个人行为存在一定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负有监察不力的责任，今后要为儿童村寻找合法的注册方式，并纳入正规管理。
事实上，由于儿童村不是正规注册单位，从来没有为捐款人开过发票，送交的账本只是一本流水账，真正意义上的审计也就无从谈起。
不出具收据在儿童村的情况时有发生。付广荣辩解说，那只是在接受小额捐款时才会出现。但是，仅以本报记者了解到的大笔款项，与其上缴给调查组、我们只能短暂匆忙地接触的账本加以核对，就会发现账本上的记录并不完全。
大连报关学校的王陪全除了捐款之外，还曾捐赠给儿童村大米、电脑等物品。比较醒目的是，他捐赠的4台摩托车在账本上并无记录，在儿童村里也无迹可寻。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只能关心自己的生活，而生活的最重要之处仅仅在于有一个安身之所。
因为对儿童村里的孩子们的生活感兴趣，一名南京作家曾于2003年12月以个人名义对儿童村进行了采访，对孩子们出去演讲进行募捐和宣传的事情感到不大舒服。她原准备在儿童村呆上两周，但只住了5天就走了。
付广荣带领孩子们出席各种募捐和宣传活动，是其受媒体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些场合中，孩子们的一个保留节目是讲述自己的身世，演讲稿由儿童村的老师代为润色。每一次演讲，孩子们都因陷入痛苦的回忆而失声痛哭。他们去沈阳市的一些广场和商场，进行募捐；去学校参加座谈，现身说法教育那些正常家庭中的孩子们珍惜自己的家庭；去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广场等旅游景点，组织上千人在“爱心长卷”上书写祝福的话语，通过气球释放“爱之星”。
这些活动，以及在电视台上的频繁露面，使得付广荣和儿童村声名远播。美国《新闻周刊》亦报道儿童村，称之为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
“可是那种方式让我不舒服，”南京那名作家说，“我觉得孩子们每次讲述暴力，都等于是重新经历暴力。”
付广荣向本报记者解释说，让孩子们演讲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心理健康。
“我和心理医生商量了，让孩子们把所有心里的冤屈和眼泪得流出来，对他们的身体都好处。”
与此同时，她却坚持表示，哭泣对自己的健康有重大损害。在数次采访中，我们超过20次见到付广荣哭泣的样子，与前儿童村员工张烈(化名)对我们进行的描述完全一样。“她那种哭是特别的凄美，”张烈回忆说，“嘴微微笑着，然后眼泪无声地滑下来，她不擦，但眼泪滑到嘴角的时候，她用舌头尖勾过来，然后继续说话。她那个样子我一生都忘不了。”
付广荣显然有着热情和表演才华。在艰难的募捐过程中，这些素质帮助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她试图把这些教给孩子们。
但是，“我不爱讲家里的事儿，”15岁的高金龙对记者表示，“我们孩子之间从来不说家庭的事儿。”
罗西几次受到邀请去儿童村参加活动，特意到厨房里看了看，只有萝卜白菜之类，“很惨”。
“这个情况我能理解，我不能理解的是孩子们吃这个，却又盖起了一座大楼。”他说。
付广荣同时担任着一系列头衔：辽宁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救助中心主任、辽宁省阳光爱心工程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和辽宁省反家庭暴力法制道德教育报告团组织人，曾担任辽宁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
她不断重复自己与上级官员的关系，告诉公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达成在书中讲述过的梦想：建造更大的儿童村，与世界儿童村接轨。
在媒体披露付广荣涉嫌敛财等问题之后，辽宁省民政厅和沈阳市民政局都表示，民政部门只管理注册登记的福利机构，因此无法对儿童村加以管理。
事实上，不仅是民政部门没有进行管理，其他部门都没有对沈阳市阳光儿童村加以监察，这是一个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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