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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晚九时零五分，当北京大安山矿事故中被困井下百余小时的第一个矿工顺着一级级台阶被工人们从矿井口抬下山时，站在警戒线外的许多矿工亲属及围观者开始焦急地等待奇迹的发生，在他们看来，从矿井口到急救车不足三百米距离所用的两分钟时间，或许就是他们的亲人或矿友生与死的距离和时间。
这一刻所有人都忽略了过去一百多小时苦苦守候的煎熬，只等着奇迹的发生。尽管不少人已闻到尸体的异味，但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已经远去。二十三时二十分，救援指挥部宣告了十名矿工全部遇难的噩耗，奇迹最终没有发生。
山沟里的风一下子凉了许多。凌晨一刻，又饥又累又冷的大部分媒体记者宁肯选择花两三个小时，冒着走山路的危险，也不愿在这座苦守超过四天四夜的夺命煤区停留半刻。在汽车下坡时，记者注意到，尽管天色漆黑，但矿井山坡上“安全唯大”四个超过五六米高的硕大红色标语格外刺目，就在“安全唯大”的“唯”字下——发生事故的九二0矿井井口就在该字的下方。
遇难段长张德国的姐姐眼圈通红，不时地用手抹着眼解的泪痕，不停地向记者追问：“人还活着吗？到底还活着吗？”遇难矿工游成文的妻子陈元聪则带着三个子女在寒风中凄厉的哭泣，这几个画面也让几天几夜几乎没睡觉的记者始终难以入眠。
所有的人都在心里追问“安全唯大”几个大字如何就成了十名矿工的墓碑呢？记者了解到，大安山煤矿是京煤集团的一个骨干企业，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远的一个国有大型企业，是一个十年未发生重大事故的国有大矿。
记者注意到，在该矿矿区内，到处写着“安全可控、安全唯大”等安全理念。在二00二年的员工大会上，时任京煤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文驹年所做的工作报告中，记者目之所及，到处是“安全”两个字眼。
在这篇报告中，倪文驹要求所有员工始终抓住安全工作的主线不放松，即：“坚定一个信念——安全可控，事在人为；突出两个重点——突出对顶板事故和各类重大事故的预防；实现三个转变——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由“他律”向“自律”转变，由“静态达标”向“动态达标”转变。
在这篇报告中，记者看到，倪文驹还严厉地告诫员工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即：顶板管理问题突出，占全部事故的八成六；“三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现象是诱发事故的最突出因素；随着矿井开采深度的增大，煤层赋存条件趋向复杂，开采条件恶化，矿压显现日益严重和突出，冲击地压倾向明显，是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另一个重大隐患……
但是，悲剧依然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安全唯大”几个硕大标语的下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发生了矿难，但该矿同一井口其他层面的的采煤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几名刚从矿井下走出来的矿工在被问及是否害怕时，都给出了一个相同的答案——不害怕，麻木了！
这或许就是这次事故的最好注脚。安全责任重于泰山，麻痹纵容必出恶果。由此可见，“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这句格言，用在安全管理上也是正确的。
很多悲剧都是管理者的麻痹和生产者的麻木共同酿就的。前段时间，在一项题为“特大安全事故为何防不胜防”的网民调查中，有约六成七的网民认为原因在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孽”。
航空业内有一个关于飞行安全的“海恩法则”，这个法则简单地说就是：一起重大的飞行安全事故背后有二十九起事故征兆，每个征兆背后还会有三百起事故苗头。人们已经获悉，北京市已决定成立专门的事故调查组，展开全面调查，一场全市范围内的安全大检查势必同时进行。许多人希望这样的大检查不应该只是走走过场，也不应忽视或不那么重视对“事故征兆”和“事故苗头”的排查，因为“安全唯大”的标语本不该成为遇难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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