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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阿丘：中国女孩遭日本老板偷窥事件，上个月这个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报纸和互联网报道了事件的每一步进展情况，今天我在这里之所以往事再提，是因为事件的主人公——被偷窥的中国女孩，上周末刚刚从日本回国。我们的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女孩在沈阳的家。对女孩进行了采访。这是女孩第一次与记者的面对面，我们来听听。
(照片)小婕(化名)，26岁。在日本学习花卉技术，并且在日本打工半年。她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月前，她发现了日本老板安装的偷窥器的情形。
小婕：抬头咽药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闪光的亮点，仔细上前看才发现那是摄像头。因为我们经常洗澡出来，不穿衣服。第一反应就是社长肯定偷看我们了。她们(其他人)都不相信，每个人都上前去看了。我很生气，我说你们看吧看吧，都看吧。社长就会看到你们在那儿，很大的脑袋，我们在一起商量时，我们也非常担心那摄像头能看到我们，发现我们。我们就离开了摄像头的屋子，到另一个房间去，去给每一个家庭打电话，跟父母商量。
小婕父亲：当时我挺气愤，不过脑袋挺清醒。违法行为，百分之百，我就说让我孩子拿照相机把它(摄像头)照下来。
(照片：摄像头)
主持人阿丘：于是小婕蹑手蹑脚地，把更衣处上方的摄像头拍了照片，然后带着她的8个中国同伴，一起找社长说理。
小婕：他说那是管理器，问他怎么管理，他说只有声音，对于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他这个事情。因为他不会汉语也听不懂，我们就觉得那你能听懂中文吗？他说听不懂，听不懂那你怎么管理啊？他后来没有办法，后来一再强制性地问他，他才说能看见，但是看不清是谁。这样的话我们就决定要到他那里去看看，到底能看清什么状态。后来我们去了，而且还把照片照下来，然后他就非常肯定地说没有录像带，后来他就强制性地把摄像头拿掉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在他拿摄像头的同时我们就报了警，他也觉得，哎呀，你们报警了。觉得你们还知道报警，这种感觉一样。
主持人阿丘：小婕提到的社长就是这个人，(照片)叫上野安司64岁。那么他为什么要安装摄像头？他所在的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们打通过了他在日本的公司的电话。
记者：是上野绿风园株式会社吗？
日本：是的。
记者：上野社长在吗？
日本：您是哪一位？
记者：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想找上野先生。
日本：社长不在。
主持人阿丘：没有采访到上野先生，于是我们又通过一个曾经留学日本的朋友，找到了他的公司的网页，借此我们了解到了小婕曾经打过工的地方，上野绿风园的概况。上野有限会社上野绿风园，是在日本德岛县，而且从它具体详细的地址来看是一个很偏僻的山区，从它的资本金以及从业人员来看，资本金为500万日元，30几万人民币。朋友介绍说，上野所经营的公司是种植和经营花卉的。主要经营兰花，规模是1800平方米的塑料大棚。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表明，由于几年来，兰花销售不景气。他们必须提高品质、彻底降低成本、节约人工费用。所以公司只有3个正式员工，其余的都是来自海外的研修生，小婕她们就是研修生。那么到底什么是研修生呢？研修生也可以称作是劳务形式出国，由于日本法律禁止引进外籍劳动力，但又严重缺乏劳动力，所以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为名，创立了研修制度。也就是从亚洲10几个国家，接收在日本学习日本企业的技术技能和管理经验的研修生，所以去日本研修的人，通常有两种情况，有的是为了打工挣钱，有的是为了学技能，小婕去日本是为了学习技能，掌握花卉种植等技术。她家做的就是花卉生意，不过令她万万没想到，刚去日本半年就遭遇了偷窥事件。偷窥事件发生后，小婕的父亲向家乡的媒体沈阳华商晨报揭发了此事。中国女孩被日本老板偷窥之事，很快就成为了国内一个热门话题。人们讨论的焦点之一：上野先生是否有意偷窥中国女研修生的隐私。对此晨报的记者曾经电话采访过上野先生。这位日本老板对自己，为什么偷偷安装摄像头，作了以下几点解释。第一他是为了防火，以及防研修生们打架斗殴等等。说来纯粹是为了关心女研修生的安全问题，第二是为了防止女研修生们在合约期限未满时逃跑。因为那里出现过逃跑现象，不料这种解释马上遭到了反击。反击他的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我们来听听，其中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日本人，芦川先生对上野先生辩解的评价。
芦川先生：你要是真正关心员工，那是应该在工作上，生活上对他们进行关心，你要是用监视录像镜头，这能算是关心吗？第二说这是防范录像，请问防范录像你一个食堂一个浴室
既不是财物重地，也不是仓库重地，也没有易燃易爆物品。你有什么需要防范的呢？后来又讲了说，这为了防止留学生失踪逃跑，从常识来看，即使要失踪要逃跑，那也得是穿好衣服，带好盘缠才能逃跑，不可能在浴室脱光了衣服逃跑，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
芦川先生是属于对日本老板行为不齿的日本人。在日本也有持不同观点的，有日本媒体就站出来报道，他们认为摄像头其实只是安装在食堂里，而不是晨报指的在浴室当中，日本老板没有偷窥隐私的企图。那么，事实究竟如何？我们采访了后来赴日调查的中方调查团的一个成员，他在和我们的记者聊天时是这么说的：
协商团成员：孩子们每天冲洗，因为它淋浴间很小，都是淋水的，所以也没有换衣服的地方，没有换衣服的地方，他只能在这把衣服脱光了上里面去冲，回来以后到这换衣服。所以我跟他们首先讲，你这说的这两种报道都是不客观的，不实事求是。这个是食堂，但同时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它同时兼着孩子们洗浴的更衣室。
主持人阿丘：(照片)这就是从监视器拍到的食堂。在食堂的角落处有一排女孩们的衣柜。由于浴室狭窄，女孩们通常在衣柜旁更衣。由此，日本老板偷窥中国女研修生隐私的事情得到了证实。这一点日本德岛警方也公布了事实。
(隐黑)
主持人阿丘：偷窥之事就是这么开始的。之后，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了。按照日本的法律，隐蔽安装摄像头是违法的，但并不严重。这种行为触犯的是《轻犯罪法》，处以10万日元，也就是7千多人民币的罚款，或者30天以下的拘留。因此，对于老板来说，这件事情是容易解决的，但对中国女孩来说，她们难以平静。
小婕：当天晚上社长，咱们报完警以后社长就开车回家了，好像没在这住。我们觉得社长是不是会对我们不利，或者是下手什么的。就是很恐怖那种想象，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些木棍笤帚，而且还把门用绳子拴上，把寝室的门锁上，很多很多。都很晚了还没有睡，都在那研究这些事情的发生，还有会不会给咱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很复杂那天晚上。
小婕父亲：领事返回之后，就告诉我等着日本警方印证的问题。以日本的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咱们现在也不要太过分着急。孩子们愿意干活就干，不愿意干就罢工，就根据孩子们的意愿，当时我就表态不干！谁也不干活！对不对，就让日本人干，不给咱们满意的答复，不公开赔礼道歉就不干，决不能答应他们。
主持人阿丘：之后，小婕和她的8个同伴开始罢工。在20多天的等待过程中，她们的电话曾经停机过，无法与外界联系。她们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也耗光了，却被禁止下山购买。上野绿风园处在偏僻的山林里，下山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图片)
小婕：中国方面没有消息，日本方面给警察打电话，他也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处理结果出来。让我们等待，而我们在那等待，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没有，不允许你活动，只允许你到厕所和自己居住的房间自己食堂活动，别的地方不允许你去。我们每天都在那楼上楼下来回的走，非常的寂寞，还有那种担心很多。
小陈：当时我们社长常撵我们出去,对我们说,如果不干活就得回国.有些人被吓住了.
小婕：也有害怕的，因为有两个，三个人是才来两个月，两个半月，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发生，觉得很奇怪，也很恐惧。如果真的回国，而且你要研究费用也不给你返还，你可能会扔很多钱在里面。
主持人阿丘：说到研修生，遇到这种情况的确是左右为难。因为，如果她们被遣送回国的话，就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不仅没挣着钱，而且连原来付出的押金和手续费都要泡汤了。况且，这些研修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都不好，家长倾其家产送孩子出国，目的大都是为了挣钱。像小婕这样专门学技术的是少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9个罢工的中国研修生中有4个最终妥协复工了。这位丛中笑先生，留日华人，日本关西华文报的记者，较早介入偷窥事件的人。他从互联网上看到了对偷窥事件的报道后。就连忙赶往上野绿风园，探望小婕她们。
丛中笑：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这些孩子都流着眼泪。当天下着非常大的雨，而且我们坐车从德岛车站到她们那个深山里，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到。很特别的天气，同时我们还带去了法律专家，替她们介绍了很多日本的法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主持人阿丘：这位丛中笑先生离开女孩门后，义务帮助小婕续上了电话费，与小婕她们保持联系。另外又在他从事的报纸上发表了声援中国女研修生的连续报道，引起公众的关注。听丛中笑先生说，这次发生在日本德岛的偷窥事件得到了很多华人以及一些日本人的支持。他们为9个中国女研修生无偿提供法律援助以及捐款。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表达了对此事的关注。6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女研修生被日本老板偷窥事件是一起严重侵犯我研修生人身权益的事件，要求日本警方依法公正处理。同时，辽宁省政府派协商团赴日。在社会舆论和中国政府的压力下，日本上野绿风园的老板迫于压力最终向9个女工道歉，但是女孩们没有轻易接受日本老板的道歉。
小婕：那你道歉只是低一下头，我觉得太轻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表示同意。我是无法接受，领事馆的人特意问我们，你们认为怎么样？可以吗？我说不可以，我说这样道歉太简单了。对于他来说我们只是工作的机器，或者是没有感情的动物，但是我想他这么想是错误的。记者：为什么你们第三次就接受了呢？
小婕：他重新走到我们九个人，坐的位置的中间，向我们说对不起，然后向我们鞠躬，而且还很长时间，社长道完歉的那一刻，我们就觉得我们取得了非常的胜利，那个时候我们的胜利喜悦，就是我们几个人都抱在一起，都哭成连片那种。
主持人阿丘：之后，6月4日到7日，中国赴日协商团和日方就赔偿问题进行了谈判，以满足女孩们提出的有关道歉，赔偿和安全回国的要求。说到这次赔偿，本来在日本，像上野老板这样涉嫌偷窥的人按法律规定只处以几百元的罚款。但这次赔偿可就没那么简单。日方最终赔给9个中国研修生们的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曾经有媒体报道说，小婕父亲委托协商团的赔偿金额是80万人民币。其中包括孩子们回国后造成的损失费，孩子们的精神损失费以及家长的精神损失费。不过，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小婕：有很多给咱们打电话的人，他们是这么说的你们社长犯法了。你们应该跟他要赔偿，这件事情很严重，你们不能轻易放过他。
中国赴日协商团成员：家长要三十万。
记者：家长要三十万是什么意思？
协商团成员：那我(家长)听孩子在那受伤害，我精神受到打击。我担心，我上火。
小婕父亲：我们要的赔偿都是合理的，日本应该给我。我们没有讹诈人家的企图，与家长电话里也说了。说你要太离谱的话，让媒体拿出去以后，容易引起日本民众的反感。漫天要价，就因为孩子这么点事，你想借机发财，这话难听。
记者：那我能冒昧地问一下大概赔偿多少钱？
小婕父亲：100万日元
记者：7万多人民币？
小婕父亲：差不多吧。
主持人阿丘：赔偿金额究竟是多少，在这次采访中，没有人透露。但小婕的爸爸说，大概在10万到20万人民币之间。对于这样的结果，他感到非常满意，也比较合理。由此，这次的中国女研修生遭偷窥的纠纷得到了圆满地解决。但因为这件事情而引起的议论没有结束。
留日华人阮先生：感觉中国人对日本人有很多误解;而日本人对中国人也有很多误解.这需要经历媒体一个长期引导的过程.安装摄像头在日本社会是常见的事情,有助于制止犯罪,维护治安.但必须公开安装并对员工说明.否则是种犯罪行为.几个女孩子可能对此事有夸大之嫌.认为赔偿是合适的,但金额数目不能认可.
丛中笑先生：日本人认为这个老板的行为只是个别现象.
电话日本人芦川：这不是政治事件,只是个人行为,不要上升到国家行为.当然他的行为影响了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形象,但不应该影响两国人民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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