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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距今四十三年(注：当时为1980年)，检视旧存采访笔记，新闻已成历史。现追忆当年亲身经历，略记史实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袭击卢沟桥、进攻宛平县城的炮声，不仅震醒了全中国人民，也用事实昭告全世界，日本侵略者决不以侵占东北三省为满足，还要用武力夺取华北，进而征服全中国。
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就是及时赶到战云密布的华北，把危机真相告诉广大读者。七月十三日上海《新闻报》派我赴平、津采访，在北站登车之前，我已从站长室获知日军占领天津东站的消息，铁路当局对这趟列车能否到达平、津，亦无把握。列车经济南时，始知到天津时将停靠总站。十五日上午十时到天津，总站虽尚未被日军公然占领，但荷枪实弹的日军已在天桥上站岗放哨，空中也有日机侦察。下车走出总站，见日军三五成群，忙于征用公私车辆，抢运军用物资。
就在我到津的前晚，即七月十四日晚上八时，天津日军一千五百人，包括步、骑和炮兵部队，从海光寺兵营开出，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当行抵东马路时，架枪在马路旁休息，附近居民因天热乘凉，见日军开到，聚集围观，日军恼羞成怒，立即展开战斗队形，举枪作瞄准状，居民纷纷逃避，日军始耀武扬威而去。这时北宁路沿线天津至山海关一段，除原有日本驻屯军一个师团之外，新调来天津的有原驻朝鲜的第十师团四千多人，其先头部队由川口少将统率，尚有由坂垣统率的第五师团亦将来津。关东军佐藤师团此时已越长城古北口向北平郊区集结。中国军队因受《何梅协定》(一九三三年长城战役后何应钦和梅津少将签订的停战协定)的种种限制，不能布置防御，事实上，平、津两地早已门户洞开，处于日军直接威胁之下。当时著名的汉奸如刘桂堂和白坚武等都住在天津日租界，策划组织暴乱。北宁线上，日军调兵遣将，军运频繁，但在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上还常刊载宋哲元、张自忠、陈觉生、齐燮元和天津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等云集于此，应酬谈判，几夜无虚席，单是和平的幻想实不足以掩盖平、津所处的危急！
在天津稍作停留，翌日即到北平。这里除白天常见日机作编队飞行掠空而过，晚上遥闻日军在郊外进攻的枪炮声之外，商店照常营业，市面仍保持镇定。但交通要道堆满沙袋，警察严密布岗，晚上实行戒严，商店都在晚上八时提早收市。
戏院及娱乐场所营业不佳，中山公园、北海、中南海和故宫游人大减。我曾约三、五友人，到中山公园绿荫深处品茗，虽茶座遍贴“莫谈国事”的警告，但邻座茶客仍纵谈时局危机，语极激昂。北平大、中学校虽值暑假，大部分留校教职员和学生都忙于组织抗敌后援会、尉劳团等团体，进行紧张地工作。妇女团体则组织救护队，加紧训练，并为前线战士缝制布鞋、衬衫，日夜加工，不稍懈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根据党中央提的抗日救亡号召，正密切联系社会各阶层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
十八日下午，我驱车出宣武门至彰仪门，城门半开，二十九军战士严密把守，力劝记者勿再前进，谓城外大井村已被日军占领，经解释后放行，继续徒步前进，到大井村时果为日军哨兵所阻。折赴永定门外南宛，经过大红门时，曾与二十九军战士谈话。据他们说，前不久曾与日军发生武装冲突。最初，有日军三辆卡车疾驶而来，我军上前制止，日军不仅不听，反开枪射击，我军当即奋勇还击。第一辆卡车司机中弹受伤，车辆撞树倾覆，其余二辆狼狈退去。此后，日军即不敢再向大红门守军任意挑衅。
从北平郊区的局势来看，证实日军已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紧紧包围北平。当时逃离北平的人们，大都搭平绥路支线的火车，先到门头沟，再到长辛店，换搭平汉路火车南下。
我在十九日上午出发到卢沟桥前线采访，也是走这条路线。
门头沟距长辛店仅四十华里，有小毛驴和洋车可以代步，经过小坡儿和卧龙岗两个小山岗时，还是要靠步行。午刻到长辛店，首先至警察局访问驻在那里的宛平县长王冷斋。他是卢沟桥事变中的新闻人物，来往于宛平县城与长辛店之间，既要办理宣抚居民、供应军队需要的各种物资，又要经常与日军谈判交涉，每天办公达十二小时以上。
他在百忙中抽暇和我谈话，略述事变经过。自从丰台被日军强占以后，日军经常到卢沟桥举行实弹演习。七月七日晚上又来演习，收队时说失踪日军一名，坚持要进宛平县城武装搜索，我方据理拒绝，日军即开枪挑衅，引起武装冲击。
到八日清晨，日军牟田口联队长亲率步、炮兵四百多人，发起攻城，我军奋起抵抗，一排人壮烈牺牲，后援部队闻警赶到，始稳住阵地，不让日军冲进城内。八日下午三时，日军送来两封信，限我军于六时前撤退。当天晚上八时，王冷斋正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在县政府谈判之际，城外日军即以重炮攻城，炸毁县政府及附近民房。九时后，我军忍无可忍，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反攻，即将卢沟桥夺回。九日上午，日军一面提出要求停战，一面仍坚持必须撤走原有驻军，改由保安队换防。日军要求停战只是一种烟幕，事实上从未停止其咄咄逼人的进攻，尤其令人愤概的是当换防的保安队通过大井村时，竟遭到日军从背后袭击，我军伤亡甚多。从十日起，战斗时断时续，我军仍在原有阵地，始终坚守卢沟桥与宛平县城，而外交谈判则从当地转移至平、津进行。
辞别王县长，经过一小时奔波，始在简陋的驴马饭店中觅得一宿之地。当晚，蚊虫与跳蚤联合进攻，难以入睡。二十日清晨，由王县长派向导带路，徒步走五里到达卢沟桥。桥南入口处堆满沙袋，防卫森严，只能让一人侧身通过。桥上二十九军战士横擎着上刺刀的步枪，胸前束着沉甸甸的子弹带和两颗木柄手榴弹，肩荷系有红色绸带的大刀，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核对口令后，始通过此横跨永定河上的大桥，进入宛平城，我发现城门口已改由保安队布岗。进城后，先到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所属的团部，访问吉星文团长。
吉团长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之侄，当时年仅二十九岁，长得粗眉大眼，身材高大，具有豪迈的军人气概。由于指挥作战中负伤，头部还裹着几层厚厚的纱布，两眼因连续失眠而发红，但他绝无倦容地接见了我。他说：“事变前，刚从南京中央军校高级军官训练班受训归来，原想告假回乡探亲，继思日军常到卢沟桥我团驻地演习，军心愤懑，可能会引起冲突，还是先回部队的好。军人守土有责，人若犯我，我们绝不能毫无抵抗。这次作战，与连年内战大不相同。最显著的是民众十分踊跃支持军队作战，宛平城内居民大部分没有逃跑，愿为我军挖战壕、做工事、挑水、烧饭，协助部队守城。
连日，北平青年、学生和妇女团体到前线慰劳者络绎不绝。其次是士气高昂，空前未有。官兵在作战中负伤后，都不愿后撤，认为若一撤下火线即丧失此千载难逢的抗敌机会。例如我团金营长，大腿给敌军炮火打伤了，我叫他回后方就医，他坚决表示，要带一连人战死在卢沟桥上。中国有此民心和士气，深信我军抗战必胜！”
从宛平县城再回长辛店时，卢沟桥畔枪炮声又起。在长辛店旅馆中，巧遇《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与中外新闻摄影社记者小方，相互交流情况。长江认为时局重大消息此刻在平、津和保定三地，而不在卢沟桥前线。他建议我速返平津采访谈判消息，他自己则将赴保定，了解后方的军事部署，相约不久在保定重晤。
二十一日清晨，我在北平见日机十七架越城南飞，据说是飞往卢沟桥一带侦察我保安队换防情况的。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经过与日方谈判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后，下令把三十七师冯治安部调离前线，另以一百三十二师赵登禹部接防，卢沟桥前线则调冀北保安队程希贤旅驻守。这次军事调动，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至二十二日结束。二十三日上午，宋哲元还对集合在北平天坛附近的冯治安部一旅人训话，一再解释撤兵换防的苦衷，声言这是我方最后的让步，如对方不同时撤兵，则不惜与之作最后周旋。训话后，官兵情绪悲愤，不能控制，有的人竟失声痛哭。
天津的形势更比北平紧张。北宁路沿线的丰台、杨村和天津东站，已被日军公然占领，铁路运输完全由设在天津东站的日军兵站司令部控制，专为其进攻的军事需要服务。我第二次到津时，亲见市内中原公司附近洋房，有好几幢都用白布大书《满铁第二宿舍》字样，被日方占用，里面住满了满铁员工，为即将接管平、津一带的铁路运输业务作准备。在日本租界，日方可以任意捕人，关进日军司令部。即使居住华界者，日方当时也为所欲为地开出黑名单二十多人，通知天津市政府协同缉拿。最荒谬的是日军原在津郊东局子设有军用机场一处，但尚不满足，最近又划宜兴埠和李明庄一带农田数百亩，增辟军用机场两处，强把这一带农舍和农作物夷平，农民受此灾祸，虽一再向地方当局呼吁请愿，都无结果。二十三日上午，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翐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以上事实直认不讳，还恬不知耻地声称：和平第一步已告圆满解决，而且获得的和平是无条件的。当场就有记者问他：和平既有第一步，试问第二步是什么？他顿时语塞，想了很久，才支吾其辞地说，那是善后问题吧！可见处此兵临城下的危局，地方当局在国民党中央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下，仍不惜委曲求和，苛延残喘。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张自忠所部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不驻天津市区而驻在郊外，忍让日军在市内横行霸道，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二十六日我离北平赴保定时，已悉高丽营和昌平一带发现日军，平绥路感受威胁。单从平汉、平绥、北宁和平通(即北平至通州)四条交通要道的形势来看，北平的命脉已经掌握在日军手中，若再侈谈镇静，只能欺骗自己。二十七日晚，我和范长江、小方、还有北平《实报》的记者宋致泉得到我军全线应战的消息，即于二十八日上午一同出发赴长辛店。到车站时，获悉孙连仲所部二十六路军将开到保定增援，长江遂留驻保定采访，我和小方等仍照原定计划登平汉路客车北上。车抵良乡，距长辛店还有二十五里，前线炮声已清晰可闻，到达长辛店时，月台上都是军人，其中有十几个刚从前线救护下来的伤兵。有两位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的盟员，汗流浃背，军装湿透，还到处奔走，逢人就大声疾呼：“前线大规模战争爆发了，我军正在进攻丰台！”前线传来稠密的枪炮声，证实了这次战斗远比往日的接触更为激烈，人们兴奋极了。这时，小方即和我匆匆告别，跳上铁路线上的铁甲车，要驰赴前线，摄取我军反攻的镜头。
我与宋致泉直奔设于长辛店大衔的宛平县政府办事处，当时县长王冷斋已去北平，所有紧张的工作都由秘书洪大中处理。洪原为北平新闻界熟人，对我们冒着日军炮火来到此地，极表欢迎，既为我们安排食宿，又为我们借军用电话传递消息，当时北平到长辛店电报已中断。
当天下午有日机两架，对长辛店进行扫射、轰炸。此地距卢沟桥最前线仅五里，在过去三周中，一切前方供应和运输事务都靠宛平县承担，说得更具体一点，都靠长辛店来解决。自从北平被日军三面包围以后，仅有北平至门头沟、再由门头沟至长辛店这条路可通，当地还有平汉路上规模最大的铁路机厂，不论从战略意义或交通价值上说，长辛店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卢沟桥事变以来，当地连最起码的防空设施如高射炮、高射机关枪和防空洞等等，一点都没有。每遇空袭，地面上只有少数步枪还击，日机欺我不设防的弱点，即低飞投弹，并用机枪反复扫射，任意残杀我军民。事之痛心，曷甚于此！
当晚八时，日军用炽烈的炮火轰击长辛店大街，炮声震耳欲聋，县府办事处的玻璃窗全部被震碎，证实炮弹已落于近处，我们即随办事处人员到附近一家商铺的地窑中躲避。二十九日清晨，整装待发，秘书洪大中特赶来劝阻，并转告确实消息，略谓从二十八日起，日军已对平、津两地同时发动全面进攻。日军突袭北平南宛我军驻地时，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都被日机炸死，部队仓卒应战，损失惨重。天津市郊也发生大战。宋哲元、冯治安和冀察政委会一部分军政要人即于当晚撤离北平，独留张自忠处理危局。冯治安已回部队，指挥作战，宋哲元则直接赴保定。全线我军正在调防应战，情况复杂多变，他建议还是取道门头沟回北平，了解全局消息最重要。我们即辞出，到长辛店车站时，又遇刚人前线归来的小方，谈了部队指挥混乱、各自为战的情况。
上午九时，我们三人向门头沟方向前进，走了五里，遇见不少难民从门头沟退回，都说门头沟到北平的交通，已被日军切断。不得已仍折返长辛店，适遇日机十五架前来轰炸、扫射，其中有七架沿铁路线南飞，紧追不舍。幸当时沿线青纱帐起，这是最好的天然掩护，我们在高梁田中继续步行南进，安然脱险。过良乡、窦店，走了七十里到琉璃河车站，才搭上平汉路客车返保定。
保定下车，时已午夜。城门紧闭，路上戒严，只好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中坐以待旦。三十日早上进城，先到保阳旅馆找长江，他见到我们平安归来，高兴得跳起来。不久，又有七、八个南开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学生跑来，大家谈论前线见闻。他们听到平、津沦陷，南开大学校舍被焚的消息，都极度悲愤！他们说：“东北沦陷已六年，骨肉离散，音讯不通，现在已无书可读、无家可归，只剩下一条命，就要跟敌人拼到底，打回老家去！”
这天上午，日机曾来保定侦察。保定与长辛店虽有一段距离，但敌方根据其侦察报告，即于上午一时派来五架飞机低飞轰炸。首次空中袭击，即将保定车站的一切设施炸毁，造成铁路交通瘫痪，可见在现代战争中难以划清前线与后方的界限。保定被炸时，我们都在城内，当地除曾发出空袭警报之外，别无其他防空措施，即使在车站附近也没有可供隐蔽的防空壕。事后，我们到车站察看，见到一辆原定开往石家庄的客车车顶上，机枪弹痕累累，车上还有五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附近房屋都炸成一片瓦砾。另有四辆弹药车上的军火，正在着火爆炸，电线、路轨都被炸得遍地狼籍。
残酷的战争现实，使我们逐步懂得有备与无备大不一样！
半月多来，从卢沟桥、长辛店以至平、津、保定所见所闻，教育我们：在强敌压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蒋介石幻想和平，只能自取覆灭。当时和战大计不定，即使在喜峰口有过光辉战绩的二十九军，由于事先没有健全的战斗部署，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等敌方调度好了，一翻脸就发动突然进攻，逼得我们仓卒应战，吃了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大亏。
可是，卢沟桥前线的战斗，只是我国民族抗战的序幕。就在卢沟桥事变的翌日，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起抗战，经过八年的浴血战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选自《上海文史资料》1980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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