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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又是“7·7”，一个让中华民族陷于深重苦难、让中国人民蒙受奇耻大辱的日子。记者对多年来一直从事战争反思的部分中日民间人士进行了时空连线采访，这些长年奔波、呕心沥血地揭露当年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为中国受害者及其后代讨还尊严和正义的当代英雄们，一遍又一遍把历史刻进人们记忆的目的，并不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是真诚地希望中日这两个地理上“一衣带水”的近邻能够“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东京连线对象——盐谷保芳
原侵华日军59师团士兵，曾经杀害了10多个中国人，自1985年至今，19次来华，为其当年带给中国人民的战争灾难谢罪。
往事依稀浑若梦
我是在1945年从中国撤退到朝鲜时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在随后被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时，尝到了被奴役的滋味，渐渐意识到我参加的那场战争是罪恶的，故意强加在别人身上的苦痛是罪恶的。
1948年，我在饱受奴役之苦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但是，国内破败的景象让我流下了更加悲伤的眼泪。当初，我们听从国家召唤，远离家乡去打仗，本以为用自己作出的牺牲，能换得国家的繁荣，家人的幸福，却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战争对中国人和我们自己都是如此大的伤害。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经常在夜里做恶梦，梦里都是喊杀震天的中国战场。这种恶梦一直缠绕了我几十年。我想摆脱恶梦，想让自己的心得到安宁，我觉得光是认清了自己的罪行还不够，应该到中国去，向中国人忏悔，为自己犯下罪行的地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洗去自己的罪孽。1985年，我组织了60多名原日军59师团的侵华老兵来中国谢罪，至今我来中国谢罪已坚持了19年，来了19次。只要我不死，就还会来中国谢罪。
我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人，所以对生命更加珍惜。在悼念阵亡的战友时，我常常想到了因为我们的侵略而死去的中国人。那场战争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强加给日本国民的，我们应该说清那段历史，对子孙有个交代，有良知的侵华日军老兵应该到中国去忏悔谢罪。
我们日本人只有从心理上对战争罪行进行反省，才有助于中日两国的友好。对于年轻一代，最重要的是把历史真相告诉他们，这样才能让他们知道今天和明天应该怎么做。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再走和我一样的道路。
那场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同时也是日本人民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我今年已83岁了。把日军侵华的历史真相告诉日本年轻人，这是我活下去的最大意义！
北戴河连线对象———方军
畅销书《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1973年参军，退伍后于1991年赴日本留学。1997年3月回国，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现仍在从事抗战题材的纪实文学采访、创作工作。
民间的反思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日本民间究竟是怎么看待它的？
我在日本留学6年，与日本普通百姓有过频繁的交往。从我接触和了解的那些当年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的情况来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侵略历史有深刻的反思，认为那场战争是侵华战争，侵华战争从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对他们来说那是个罪恶的时代；但也有少数人否认其侵略性质，声称“日本军队在南京没杀那么多人”，甚至胡说什么“中国人不抵抗，日本军队就不会杀人”等。
中国人讨厌某些日本人，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正视侵略历史，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认为正是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举动破坏了日本国民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
让在那场战争中经受过苦难和屈辱的人说出在战争中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这对中日两国的青少年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去年我再次去日本时，在大阪，89岁的原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亲手交给我一份厚厚的认罪书，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当年他在南京是怎么杀害中国战俘的。他说：我在日本做了677场报告，听众有8万人次。我坚决认为日本应该给中国谢罪！日本国民和中国国民不要战争，要永远友好！
中日两国人民都希望世代友好下去，但是我们不能不提过去的历史，尤其要正视过去的历史。只有对历史事件进行彻底的清算，中日友好才能巩固和发展。
哈尔滨连线对象———王选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后代，1995年开始进行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调查取证工作,1997年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并被推举为团长,多次到日本，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诉讼，目前正在日本进行索赔诉讼活动，所著《我和日本人打官司》一书即将出版。
为细菌战亡灵讨公道
我刚从日本赶回来，要去日本“731”细菌部队遗址协助美国记者做些调查。不久我还要去东京参加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诉讼二审第6次开庭。
从1995年开始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取证,到今天的索赔诉讼案的二审开庭,我为此付出了9年时光。可以说我自己又经历了一次抗战,我觉得这样做很值。
我在东京法庭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历史事实,承担战争犯罪责任,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的行动,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本、美国、英国等国有许多人揭露、谴责日军发动细菌战的战争罪行。
我起诉日本政府,是在对历史和战争受害者尽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我也是细菌战受害者的家属,但我并不憎恨日本人民,我们对日本政府的起诉不是攻击性的,而是希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这一被长期隐藏的历史的真实,让更多的人听到那些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
这场诉讼其实是对中日之间一个历史问题的澄清。对于日本来说,是否承认历史、承担历史责任,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其民族历史和政治走向的选择；而作为中国人,调查和控诉细菌战罪行,为自己民族历史上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伸张正义,这是义不容辞的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将警示热爱和平的全世界人民珍惜和平。
成都连线对象———樊建川
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写过书、搞过收藏……其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著有《一个人的抗战》一书,目前正在成都筹建中国抗战博物馆。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从1993年辞去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下海经商开始,我就开始了抗战文物的收藏。
我曾经是一个有着11年兵龄的军人。我自小对收藏就有兴趣,军人出身的背景使我对战争题材的收藏内容尤其感兴趣,我选择了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10年来,我不惜倾我所有,从全国各地搜集了1万多件抗战文物。
最近我又自筹资金,开始在成都近郊大邑县安仁镇建造中国抗战博物馆，我想把它做成中国最大的民间抗战博物馆。
我在从事抗战文物收藏的时候,每每会被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所刺激。可以说,这些抗战文物是那段历史的实证,它可以让人们想起中国军人不屈不挠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无畏精神。我想,在收藏这些抗战文物的同时,应该建造一个专门的博物馆,让我们及我们的后代永远铭记、缅怀在抗日战争期间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广大爱国将士。
为了充实抗战文物的收藏，我2002年专门去日本，从日本侵华老兵手里收集了许多抗战文物。给我的印象是，当年参与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对那段历史大多持承认态度，但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干扰和欺骗，日本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对那段历史无知甚至误解。
一个不懂得自省、不敢直面历史的民族,在国际社会中也永远不会充任一个负责任的角色。我收藏抗战文物、修建抗战博物馆,归根到底,是希望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日本人民)能够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正如吕正操老将军给我所著《一个人的抗战》一书题词所言：为了和平，收藏战争；铭记国耻，振兴中华！
北京连线对象———宗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编室副主任、副编审，“中国民间抗战现在时”丛书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
正视历史增进友好
“中国民间抗战现在时”丛书已经出版了三本，前两本《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个人的抗战》出版后在全国和海外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三本《鬼子还会再来吗？》也于“七七事变”爆发67周年纪念日前夕出版了。
作为这套丛书的策划和责任编辑，近年来，我坚持在每年的抗战纪念日出版优秀的、具有原创性的抗日题材纪实作品，为了什么？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投降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一部分日本人仍不能直面历史。日本右翼分子还在散布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谎言，这场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创痛的战争罪责还没有得到彻底地清算。处在和平时期的中国人有必要正视战争，不忘国耻。这些反思战争的纪实文学作品形成了一种民间的力量，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个人的抗战》还成为仅有的在日本出版的两本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书籍。我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日文版出版活动。一些日本读者包括侵华老兵，对这两本“从人证到物证”真实、客观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图书，十分服气和认同。甚至有十几个侵华老兵，还从四面八方的城市赶到东京参加了出版座谈会，在会上忏悔自己的侵华罪行。在与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会面时，他对我说：“书很好，近来日本青年人对日中历史问题的认识比较偏颇，存在问题，这本书能在日本出版，对日本社会、日本青年了解历史、增进两国的友好有积极的意义”。
编辑抗战图书，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而且受到很多很多感动，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抗战人”。
我们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告诉世人：正确对待历史是推动中日友好和维护亚洲和平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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