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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国际性公约，178个缔约国家，一年一度的全球盛会。世界各国，无论强与弱、富与贫，都已行动起来，为了将那些珍贵的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从消亡边缘中拯救出来而努力。
这一次，苏州见证了如此不懈的努力。历时10天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7日晚在此间落下帷幕。尽管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关于世界遗产分布、审批等方面的争论依旧不可避免，但“保护世界遗产，促进共同发展”仍然成为最广泛的共识。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给大会的贺辞中指出的，保护世界遗产，是造福人类的千秋功业。各国都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共同遗产。
正是本着这一共识，全球500多名代表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人类未来的遗产保护勾勒出新的蓝图。
突破“凯恩斯”
在本次会议新入选的34处世界遗产地中，安道尔、朝鲜、冰岛、圣卢西亚、多哥等国家因项目首次列入名录而备受关注，名录的代表范围进一步扩大。
虽然国际社会关于世界遗产名录平衡性的争论已给更多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保护带来了福祉，但目前大约一半世界遗产仍集中在欧洲，而178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中还有40多个没有任何一项世界遗产。
为改善世界遗产名录的代表性及控制每年新申报项目的总数，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0年做出了著名的“凯恩斯决定”。根据这项决定，每个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但尚未有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缔约国可以申报二到三项。
此次会议又对该决定进行了慎重修改，形成了新的“苏州决定”：把缔约国每年可申报的数量由一项改为两项，但至少要有一项自然遗产；将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受理的申报总数从30项增至45项。
世界遗产委员会7日通过的关于全球战略的最后决定明确建议，对那些没有或缺乏世界遗产的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确保其遗产能最终列入名录。
“这种突破实属不易。”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杜越说，“‘凯恩斯决定’总体上反映了全球愿望。中国将照顾到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并且在保护前提下，考虑申报种类的平衡，自然遗产可能是下一步申报主流。”
据中国国家文物局保护司巡视员郭旃透露，中国将用更严格、更科学的标准评估申遗“预备清单”，上面现有的100多个项目至少有一半会在未来5到10年中被剔除，“以引导各级政府把申报世界遗产的立足点和积极性放在保护遗产本身上”。
拯救濒危遗产
几家欢喜几家愁，对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审议始终扣人心弦。在新的世界遗产地被确认的同时，3个项目在此次会议上被列入了濒危名录，分别是伊朗的巴姆文化景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和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松戈·姆纳拉遗迹。
珍贵而脆弱，是每一处世界遗产的真实特质。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巴达兰说，世界遗产之所以被称为世界遗产，是因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面临挑战。而被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项目更加令人关注，拯救这些濒临消亡的文明成果，成为全人类刻不容缓的责任。
始建于1248年的科隆大教堂因为市政府决定在其附近新建高层建筑而面临威胁。世界遗产委员会去年要求划定该遗产周边的缓冲区，有效避免教堂附近的整体感观受到影响，但科隆方面却拒绝改变原先的建设计划。
与会代表认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仍然普遍存在。遗产保护要求保持原状，而当地政府则渴望发展城市，原住居民也向往现代生活，随之可能带来旅游的过度开发、遗产被现代化包围和古老文明的流失等诸多问题。
柬埔寨吴哥窟、阿曼巴赫拉堡、乌干达鲁文佐里国家公园在这次会议中成功“脱离”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多少缓解了代表们审议濒危名录时的沉重心情。
事实证明，国际合作挽救了这些珍宝，曾因岁月侵蚀和人为破坏而千疮百孔的吴哥窟便是最大的受益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保护吴哥窟遗址政府间国际会议，通过了《东京宣言》，建立了保护遗址的国际协调委员会。10年间，一些国家共捐款5000万美元，用于恢复吴哥窟的各项建筑和扫除周围的地雷。
中国也积极参与了这项合作，主要负责修复吴哥窟周萨神殿的主殿、副殿、图书馆以及附属设施。目前，中国已向吴哥窟项目投入了1千万元人民币。4名中国专家常驻当地，现场指导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
非洲中西部的刚果(金)的5处被列入濒危名录的自然遗产也有望在国际援助中获得新生。联合国基金会高级项目副总裁梅林达·金布尔在会议期间透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于今年9月启动一项至少1120万美元的援助项目，用于开展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为了挽救更多处在消亡和毁灭边缘的遗产地，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最新的全球战略中提出，在2007年前，至少能让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上的遗产项目减少20%。
跨国申报成趋势
34个新的遗产地在本次会议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全球世界遗产已增至788处。德国和波兰联合申报的穆斯考尔公园顺利入选名录，成为又一例跨地区申报成功的典范之作。目前，全球跨国世界遗产已达14处，占世界遗产项目总量的1.7%。
此外，很多国家都在积极考虑将本国境内的历史文化遗迹以“遗产通道”的形式提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例如，以色列已申请将其境内的“香料之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中国正在对1794公里长的“京杭大运河”进行可行性论证和科学评估，以便尽快启动申报工作。
本届会议主席章新胜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正在由点向面扩展。跨地区、跨国乃至跨洲申报已成为一种趋势。很多国家的与会代表都表现出强烈的区域合作愿望，积极游说相关国家或地区就遗产保护开展密切合作。”
世界遗产中心阿拉伯司司长乔瓦尼·伯卡迪透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正在对具有跨区域联合申报潜力的项目进行考察和研究。综合各国与会代表透露的情况，除“印加古道”外，这些可能涉及跨区域申报的项目还包括“丝绸之路”、“美索不达米亚湿地”以及中东地区的“圣经古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联合保护的方式充分体现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具有鲜明普遍价值的遗产实行全人类集体保护的宗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这一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松浦晃一郎表示，除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方位的能力培训，是下一步世界遗产保护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能力培训，促进发展中国家自身遗产保护能力的提高，这才是治本之策。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努力是国际合作发挥作用的土壤，也是保护好世界遗产的基础。”
关注遗产保护教育
事实上，一项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并不是结果，而是一系列保护活动的开始。如何唤起全人类对保护自身遗产的热情和共识，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更多国家也因此将加强遗产保护教育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本次大会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呼吁与会各国将青少年作为世界遗产保护教育的重点，积极向青少年提供有关服务和指导。
宣言敦促各国政府积极制定行动计划，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规范和指导有关世界遗产保护的青少年教育，鼓励各国教育机构把世界遗产保护列入教学日程，设置专门课程以普及遗产保护的知识；同时，还建议各国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众传媒举办各种国际性、区域性和全国性的遗产保护论坛，并监督和评估青少年遗产保护教育的进程，确保这项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宣言说，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应加强有关青少年教育的国际合作，帮助欠发达地区建立切实可行的教育机制并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国政府还应积极建立跨地区的教育和研究中心，促进遗产保护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宣言说，世界遗产保护的未来在于青少年，他们将成为未来遗产保护工作的决策者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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