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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矿老板的消费路径：斥资百亿购京沪豪宅
今年6月13日，山西省晋城市下辖的高平市王报村村委主任明平和，在赴太原的路上被歹徒砍伤。明平和去太原，是要到省高院反映有关本村煤矿官司的情况。高平市公安局有关人士证实，对他下黑手的就是现在的煤矿经营者雇用的打手。明平和是为了给村民争利益而受到残害的。
王报煤矿1997年办齐了四证，并于当年投产。据王报村村民反映，原村委会在没有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况下，曾与张某签订几份合同。但煤矿投产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煤炭市场重新紧俏后，产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高、环境越来越糟，村民得到的利益却少得可怜。2003年1月，新一届村委换届后，决定把煤矿经营权收回，但与矿方多次交涉无果。2003年8月，王报村委向晋城市中院提起诉讼，当年12月31日中院判决认定，该煤矿原订合同无效，煤矿应交由王报村经营。被告不服，向高院提起上诉，还没等到判决，村委会主任就遭到了袭击。
据王报村村民反映，早在煤矿成立之初，就有单位愿意每年上交12万元承包，但当时的村委会却以每年4万元的价格承包给了张某。2003年新一届村委班子上任后，有人愿以每年400万元、甚至600万元的价格承包。在这种情况下，村民认为应该收回煤矿，重新招标承包。
像王报村一样，在晋城市特别是高平，类似的情况大量存在。记者从高平公安局证实，今年以来，有多起规模较大的农民结伙闹事的现象发生，其原因均是因为煤矿利益格局倾斜以后，没有得到快速有效的平衡所致，其中有15名农民因此被逮捕、另有4人批捕在逃。
对此，在晋城市人大四届四次会议上，郭京州等23名代表曾提交过专门建议。建议说，煤矿是以国家不可再生资源为支撑基础的企业，在该市，除为数不多的地方仍坚持集体经营外，其余多数村实行由个人或个体联户承包经营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掠夺性开采等问题。建议指出，尤其是近两年来，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持续增长带动了煤炭的高价位运行。据调查，该市乡村煤矿年净收入多为数百万元、乃至千万元以上，但上缴国家利税却保持在20万元左右(在乡镇多为包税制)，上交集体承包利润也大多未作调整，基本在20万元以下。这就明显地造成国家、集体、个人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农村两极分化趋势日益加剧。因此煤矿承包引发的纠纷、控诉问题不断。
晋城市乡镇企业服务中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该市核发“四证”的矿井总数为515个，占全市核发“四证”矿井总数577个的89.3%，年生产能力4401万吨，占全市的72.1%。最新的乡镇煤矿中，普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低一多”，即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装备水平低、经营管理水平低及引发的社会矛盾多。
该调查报告显示，在该市乡村煤矿按投资状况来分析，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集体独资，由乡镇或村集体独家投资，投资主体单一，办矿初期以少量自有资金投入，大部分靠信贷或积累完成，资产质量较好。这一类约占总数的20%。二是集体联合投资，由乡镇与村或村与村集体联办，原始投入依照协约共同出资，不足资金靠信贷或积累完成。此类约占总数的10%。三是集体、企业和个人混合投资，村集体办回有关证件后，由于资金短缺，便吸收个人或企业法人竞标，让其携资进入。此类约占总数的30%。四是纯民间投资，投资方负责经营管理。此类约占总数的40%。高平、泽州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属于此类。
煤价上涨了矛盾激化了
煤炭价格上扬后，利益格局严重倾斜的现象立即暴露。由此引发的矛盾也逐步公开、尖锐。
据了解，2002年到2003年期间，当地农民与煤矿的利益之争以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看着自家地里的煤矿生意红火自己却得不到实惠，村民们开始想办法。煤矿是人家经营的，咱插不上手，但可以运输啊，于是小三轮、无牌无证的“黑户汽车”等成了村民们与煤矿分利的基本工具。但财力几乎是空白的农民个体运输，很快被资金雄厚、装备精良的专业运输队伍击败——小三轮显然无法与大型载重汽车抗争。于是，村民们又在路上动起了脑筋。我的三轮不是不如你的大型汽车吗，可路是我们自己的。于是众多的小三轮、黑汽车阻断了煤矿与外界的道路，外界想拉煤，对不起，你到不了煤矿，只能在远离煤矿的地方装小三轮倒出来的煤。当然，价格肯定比煤矿那里要贵。
然而好景不长，对煤炭运输市场出现的这种现象，当地政府很快就进行了打击，农民的利益再次失去了来源。
政府对煤炭市场的监管，一度也提起了农民的信心。他们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要求，但他们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有些甚至缺少足够的沟通渠道。
到了2004年，农民们的抗争演变成另外一种模式。
2月12日，高平市建宁乡何家村上百名农民集体来到乡政府，要求村里被承包的煤矿给农民多分些利益。13日，该乡北庄村的几百名农民也找村干部要求煤矿给他们多分些利益，在遭到拒绝后，这些农民赶到煤矿，砸坏了煤矿民工的宿舍，烧毁了民工的被子，并把一些民工打伤，阻止民工继续采煤。乡干部和派出所得知情况后，赶去做调解工作，也被农民包围和围攻，乡里和派出所的汽车也被推翻。14日，该乡建北、建南两村的一些农民采用敲锣打鼓的方式召集群众，围堵乡政府，要求乡政府答复给他们分红利的事。2月11日和12日，建宁乡北社村敲锣集结了300多名群众，先后到北社煤矿、鱼仙山煤矿，打砸、破坏了生产区、发电机房、配电室、绞车房、办公区、民工住房等，并把办公区院内一辆桑塔纳轿车掀翻。2月22日，陈区镇魏庄村200多名村民来到本村煤矿，将矿长的桑塔纳轿车推翻。2月25日，陈区镇南河村100余名群众，先后到南河煤矿、猪厂、砖厂，将煤矿矿井封堵、矿车推翻，铲车、卡车砸坏，并对猪厂、砖厂进行了破坏。
针对这些事件，高平市公安局4月20日逮捕了15名闹事农民，另有4人批捕在逃。“任何人不得再提分利的事情。”农民的要求再次遭到了拒绝。
最应抓实抓好的事情不受重视
农民试图从煤矿分利的要求合理吗？资源是国家的，坑口就在自家的口粮地里，产权属于全体村民，煤矿的收益又非常可观，但农民得到的收益却微乎其微，农民当然有权抗争。有资料显示，占高平市人口万分之三的煤矿老板人均年收入在500万元左右，其存款总额占全市总额的30%，而当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仅区区500元。税务部门的资料显示，国有煤矿吨煤税收收入是农村小煤矿收入的3.9倍，仅此一项晋城市一年流失的应收税款总额在5亿元以上。当地一名政协常委认为，“贫富两极的巨大收入差距，必定给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隐患”。
那么，农民的正当要求为什么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晋城市人大常委、农工委主任郭京州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如农民最底层的社会地位、煤炭业本身的衰落与兴盛周期、农民民主管理村务的机制缺失、不少煤矿矿主与个别政府官员互相勾结等等。其中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层行政理念中存在严重的错误政绩观念，在行动中只想在见效快、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着力，如城市建设、道路建设等，对于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愿意接触、不敢接触，再加上官员流动周期没有硬性的规定，时间不长就换一任领导，客观上就把最应该抓实抓好的事情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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