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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牛”上任真相
2000年12月29日，牛群在一片争议声中“下嫁”蒙城“走牛上任”，做起了“挂职副县长”，2004年的今天，牛群又在债主们的一片追讨声中一度从蒙城消失。
之后，在债主们告到法院受到媒体聚焦之后，在地方政府态度鲜明并积极行动之后，牛群又潜回蒙城表示“决不当孬种”。历经三年的感受和审视，蒙城人开始怀疑“牛副县长”“奉献”蒙城的本意。
有资料表明，时任蒙城县委书记的孙克杰前往北京聘请牛群担任蒙城“名誉县长”，牛群表示“自己是个实在人，不喜欢虚的，要干就干个实在的，干脆到蒙城当个‘下派副县长’”。这样模糊了细节的笼统说法一度成了牛群“下蒙城”的“样板戏”，但个中原由却鲜为人知。
2004年7月11日，在时隔三年之后，当初牵“牛”进蒙城的主角之一、蒙城五洲牛肉集团公司总经理于世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披露出“牛群下蒙城”是“三方共赢之举”的策划。
牛群之所以能“挂职”蒙城得益于于世民的推荐。2000年，于世民为打开“五洲牌”牛肉更大的市场而四处奔走，经娱乐圈中人的介绍，他属意相声演员牛群代言“五洲牌牛肉”。
于世民事后坦陈他属意牛群是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牛群代言牛肉，音意切合，广告效果好。再就是，得知牛群人品过硬，淡泊钱财，没有架子好相处。从“形象代言”的商业运作最终演变成“挂职蒙城”的“政治秀”，这其中驱使事态发展的原始动因其实是为了“形象代言”的广告效果更好。
“当时与牛群合作后，考虑到单纯从商业宣传角度来做，媒体效应不会太好，如果能与政府结合，效果会更好。”后来，于世民就找到了县领导，“汇报”了构想。
碰巧的是，蒙城在1998年被命名为“全国养牛大县”，正在为玩转“牛经济”寻找噱头的蒙城县领导“一点就通”，聘请牛群做蒙城名誉县长的意向最终从时任蒙城县委书记孙克杰的口中表达出来，最后遵从牛群的意愿以“下派副县长”的规格操作，在经过三四个月的“酝酿”后，繁琐的“组织程序”最终在“24小时”内办妥。
“大名人与小县城、相声演员‘从政’，这样的整合才能达到轰动效应。”于世民披露，牛群、孙克杰、牛群的“军师”韩熙合连同自己四人是整个“牛副县长”出笼的策划者。事实不出所料：“牛副县长”让牛群、蒙城、五洲牛肉三方都受益了。牛群的媒体关注率回升了，蒙城的知名度提高了，“五洲牛肉”跟着“火”了。
于世民说，当时作为策划者大家仅停留在“制造轰动效应”的广告策划上，并没有往更深的领域延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国内的相声表演处于低谷时期，“副县长”的出笼无疑让牛群找到了一个“新的舞台”。
就这样，“牛副县长”在精心策划下“粉墨登场”。
牛县长的蒙城抱负
“我是自带草料来挤奶的，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回报蒙城人民的厚爱，脚踏实地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这句话的出处无从考证，但后来多家媒体都采用这句话来作为牛群的“真情告白”。
类似的“告白”还有：“我和焦裕禄书记不一样，他和百姓一起受苦，我要带着蒙城百姓致富，让百姓腰包里的钱多涨些，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后来的事实表明，牛群在努力证实自己并非是“只说不做”。
2000年12月29日，是“牛副县长”就职的日子，当地媒体做了这样的“铺垫”：牛群27日从台湾回到大陆，“牛不停蹄”，立即与夫人一起赶赴蒙城，之后，就带着他的高级智囊团于28日对县里的工农业进行了调研。29日上午举行了就职仪式，小学生代表向牛副县长赠画表示感谢。
上任之后的“牛副县长”郑重承诺：两年之内要把蒙城变成一个国家级的旅游基地，两年之内要把蒙城黄牛市场的那块牌子变成国家级的，之所以以两年为限是因为“牛副县长”的任期是两年。
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的蒙城县“尉迟寺遗址”，在牛群上任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在他的运作下，遗址的发掘过程轰动海内外，据说当时位于蒙城柳林镇的黄牛大市场也“一片沸腾”，“一斤牛肉涨到3元”，“黄牛日上市高达千头，能成交百头。”
蒙城为“牛副县长”两年任期开出的“成绩单”显示：牛群参与大小谈判数百次，谈成项目十多个，引进资金近5亿元，蒙城因此获得知名度的潜在价值可达数十亿。蒙城有官员现在还记得牛群在界首招商累趴下时的情景：面色蜡黄，慢慢合上眼：“牛要休息了”。
2001年10月11日，蒙城县委县政府下发[2001]71号文件：《中共蒙城县委蒙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向牛群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县党政干部向“牛副县长”学习。
时任蒙城县长的骆方平这样评价牛群：“牛群开创了一个优秀的人民艺术家服务人民的一条突出的道路，两年中，牛群得到了蒙城县上上下下衷心的尊敬和爱戴，如果中国的县长们都能像牛群这样，心里装着老百姓，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实事，拼命为老百姓谋利益，咱们中国什么样的难事都能办好。”
这些让主抓“牛文化”和“牛经济”的“牛副县长”大受鼓舞，一时间“踌躇满志”。
两年下来，牛群的“承诺”甚至被遗忘，但牛群的“蒙城情结”却日益深厚，牛群用这样深情的话语表达了对蒙城的期许：“安徽蒙城就是我的故乡，我祖居山东，生在河北，但影响我生命质量的却是故乡安徽，我的心已扎根这片热土，我的后半生离不开这儿的事业，这片给我厚爱的土地让我难以割舍。”
当前，蒙城的官员似乎都有这样一个认识：“牛群在两年挂职期满时离开蒙城对多方来说效果是最好的。”
膨胀后的癫狂共舞
或许是“副县长”这样一个崭新的“人生舞台”让牛群找到了尽情演绎的快感，牛群要实现向“实业家”的转变。牛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望完成从文艺家到实业家的转换，在别的企业家1年2年，甚至3年5年办不成的事，他牛群出马短短几十天、几个月即可完成。
“牛群商贸城”的“成功运作”无疑成了牛群“神气力量”的佐证，“牛群商贸城”于2001年7月28日动工，2002年5月8日开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一座号称投资2个亿，占地300多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的大型商贸城在蒙城“拔地而起”。
商贸城的原总经理徐德华先生“总结过去”时不得不承认：“没有牛群就不可能有牛群商贸城。”
“牛群奇迹”当时在蒙城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资料表明，当时有100多名浙江客商准备在蒙城建立“永康五金一条街”，使蒙城成为皖北辐射鲁苏豫周边4000万人的五金商品集散地。
“魔术般地把无形资产转化成有形资产，资本运作迅速到位”，这样的“神奇力量”给了牛群底气，也让县政府坚信“牛群‘无所不能’”，蒙城县一位官员说：“此后的牛群有些膨胀。”
“膨胀”后的牛群开始偏离“牛经济”和“牛文化”，他要“为蒙城做更大的实事儿”，这让蒙城聋哑学校最后被牛群收入囊中成了“偶然中的必然”，与之相伴的是牛群萌生“向实业家”转型的念头。
此后，随着牛群于2002年再次当选为副县长，蒙城在围绕牛群展开的一系列的“举措”近乎于“癫狂”，序幕首先从蒙城聋哑学校拉开。
蒙城县教委2002年6月21日下发文件：“鉴于‘牛群特殊教育学校’为著名艺术家牛群同志零起点带头人创办，该校成立时未占用‘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蒙城县聋哑学校)的校舍场地及其他财产，该校在财产和相关权利关系方面与蒙城特殊教育学校无任何继承关系。”
此前，牛群接管蒙城聋哑学校后将其更名为“牛群特殊教育学校”，之后又更名为“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蒙城教委的“文件”实际上是“声明”牛群特殊教育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牛群。随后，牛群以特校资产作为出资，拉上另外两家公司于蒙城县工商局登记注册了“牛群教育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法人代表为牛群。
同年5月17日，实际股东只有牛群一人的“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又出资48万，占80%股份与郭翠兰合资成立了“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也是牛群，其后又使郭翠兰“捐出”了自己的股份而拥有了该公司的全部股份。
自此，牛群的一张名片上出现五个董事长头衔，牛群的目标是成立教育集团，牛群要在蒙城创办“国际一流的特教学校”。其间，牛群分别从蒙城板桥镇、三义镇“圈地”800多亩和100多亩，这些土地被“圈”时均没有履行报批手续。
蒙城一位官员私下说：“一时间，蒙城简直成了牛群的‘后花园’，政策随便给，土地随便圈。”
癫狂后的三大败绩
在蒙城，“牛群商贸城”的“崛起”、五子牛特校的“改制”、五子牛饮品公司的“扩张”一度成为牛群“玩转资本”的“三大杰作”，但牛群的“三大杰作”最终没能经受得了三年时间的考验。
据了解，牛群商贸城一期工程有店铺1240间，外围店面300套，现在能开门营业的只占50%，以前“红火”一时的“永康五金一条街”已“人走街空”，还在坚持的商户表示对牛群商贸城的未来没有信心。
商贸城原总经理徐德华快人快语：“刚来时看见弄这么大一座商贸城，吓得浑身发抖。”他介绍说，蒙城县乡人口120万，城区人口10万，本地原有的商品市场已处于饱和状态，牛群商贸城的出路有二条，一是就地改造蒙城现有的商业格局，再就是开发蒙城以外的消费市场。
但事实上牛群商贸城这样的两条出路很难走通，对于带有“政府干预市场”性质的“商业改造”，蒙城的官员直言“不好办”，再就是蒙城2003年商业零售总额仅是16个亿，这与牛群商贸城号称“年销售额50个亿”的目标相差甚远，地处阜阳、蚌埠、宿州三区域中心边缘的蒙城唯一能够“施展影响力”的对象只有一个涡阳县，出路渺茫。
徐德华坦陈，“二期工程的开工”是迫于“两年内不开发，土地将被收回”的规定，他们寄希望于通过调整商贸城的市场配置来“激活市场”。蒙城一位商业人士直言：“荒废后的牛群商贸城只能用来做车库。”
与“光辉的牛群商贸城”同时存在的是，被征用土地的原农场工人至今未能得到妥善安置，农场工人积压的愤慨情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后来被牛群视为他在蒙城主要“事业”的五子牛特校在几经“颠簸”之后，至今产权不明，包括官员在内的蒙城各界人士都承认，特教学校“改制”后，学生没能接受到很好的教育。特校的师生们一度被他们的校长牛群带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先被牛群“改制”后又被“捐赠”的五子牛特校因“无力维持”，如今又被县政府“收回”，被重新任命为校长的高伟现在“小心谨慎”，关于学校的未来，他表示“说不清楚”，他仅是“奉命”对特校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进行“善后处理”。
同时，由安徽省某会计师事务所给五子牛饮品公司作出的《审计报告》反映，截止到2003年6月24日，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负债总额为四百六十多万，净资产只有四十四万多，资产负债率达91.4%。
事实上，在原有厂房设施的基础上，五子牛公司前后只有二百多万元的投入，而投产后的销售总额也只有六十多万，这相对于五百多万元的总资产来说，就意味着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近三百万资产的投入是“空手套来的”。业内人士表示这其中的“隐患”短期内很难消除。
违规用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追究，如何还清五子牛公司的欠款？五子牛公司何去何从？面对这样一堆“烂摊子”，在牛群“不负责”地消失后，由蒙城县委县政府成立的“工作组”开始了“紧张全面的善后处理工作”，然而，牛群在蒙城的“三大败绩”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因县政府派出了“工作组”而“立即消失”。
光环下的财富游戏
“我是去蒙城尽义务的，去献身的”。面对媒体，牛群还说：“人解决温饱之后，活的就是一种精神。我拿工资是在北京现代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在蒙城一分钱不拿，在这儿是干义务。”随着2002年8月的“裸捐”，牛群“无私奉献”的形象被演绎得的淋漓尽致。
但在牛群通过一系列“壮举”吸引外界眼球的同时，牛群在蒙城的“财富游戏”始终没有停止。在通过给特教学校改制并拥有100%的股份后，“收罗”了一堆捐来的资产拼凑成3000万注册了“牛群特殊教育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中属于牛群的只有他“捐赠”出来的“牛群特教”及图案徽标知识产权被评估作价600万元，但该公司的“验资报告”表明，自始至终，牛群并没有向商标局提出办理转移申请，所谓的捐赠“证明书”形同空文。
牛群在“空手”套得“牛群特殊教育有限公司”后，一度遭到外界的质疑，牛群就将他名下的资产一鼓脑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在这个“漂亮的大手笔”背后，牛群的“财富往来”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在蒙城，牛群所掌控的财富主要来自各界人士针对特校的捐赠，对于外界关于受赠财富去向不明的质疑，牛群通称的说法就是“用在发展五子牛特殊教育事业上了”，他“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有知情人士披露了这样一些细节：“改制”后的特校主要开支分为“师生吃住”、“教师工资”和“日常办公开支”三个部分，一年的总支出在60万左右，学校有学生180名左右，每人每学年的学费为1400元左右，加上县财政对每位学生补助的50元，特校每年的资金缺口在30万左右，从2002年算起，两年贴补到特校的钱也就在60多万。
消息人士透露：“特校这样的资金缺口靠平时的零星捐赠基本填平，之后由牛群打来的钱实际很少。”
可以证实的是，牛群在蒙城“支出”的大笔资金只有两笔，一笔是投到“五子牛矿泉水公司”的200万左右，一笔是购置板桥镇土地的110万，但对于这笔钱，板桥镇的韩镇长证实，后来因牛群在板桥“建设世界一流的特教学校”的计划受挫中止，这笔钱已经他手返还牛群，也就是说，牛群在蒙城实际“支出”的只有200万。
但牛群在蒙城“就地圈钱”达400万，2002年牛群在蒙城农行“授信”贷款200万，2003年，牛群又从蒙城县财政“划走”200万，且至今未还。由此看来，牛群自己在蒙城的一系列的“办实事”中实际没投入一分钱。
自此，社会各界捐向特校的大笔资金的去向成了解不开的迷。根据特校有关财务人员保留的记录，截止特校“改制”时，募捐到的善款已达300万元，牛群在2002年1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亲口承认“我再利用我的知名度到处去募捐，到9月1号正式开学的时候，账上就有500多万了。”有知情人透露，募捐的善款远不止这个数。
这些善款哪里去了？对于这样的质疑，牛群会说：“所有的钱都打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帐号上了，我自己没有落一分钱。”打开迷底的通道在此处被堵上，中华慈善总会面对媒体的追询始终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但值得说明的是，在牛群募捐来的善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通过为企业“做宣传”换来的。但牛群这般“无私”的举动依然被有关人士解读成“通过‘善款’的漂镀从而逃掉应交纳的税金”。”因为一些迹象表明这笔钱的最终掌控者依然是牛群。
另外，来自蒙城税务局的消息说，牛群的“五子牛矿泉水公司”很少主动申报税金，也没有牛群交纳个人所得税的记录。而五洲牛肉集团公司的相关人士表示，牛群的“代言费用”100多万均已如期支付。
牛群和他的“拥护者”一直这样回答来自各个方面的询问：“在合适的时候会公布一切。”对于笔笔都应及时公布的善款，为什么非要等到“合适的时候”公布？答案或许只有牛群自己知道。
如今在媒体和蒙城县委县政府的“积极行动”下，牛群正在偿还200多万元的债务，但对于已“裸捐”的牛群来说，还债的钱来自何处？为何不早早还钱？这些牛群并没有向外界作出必要的说明，外界也在“牛县长还钱了”的欢呼声中忽略了这些细节。
牛县长的神佛色彩
知情人透露，牛群在蒙城有两样“法宝”，一样是不但能测人体百病且能测人心眼好坏的“万能仪器”，一样是能让人百病消除的“神船”，这样的说法在记者后来采访包括蒙城政府官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时得到证实。
牛群的“神船”就安置在牛群商贸城北门西侧，被牛群称为“爱心阁”的三楼一个大房间里，记者几次探访均因其门户紧闭而无果，据了解，“神船”是牛群请了一个刘氏木工做了五只形似棺材又像船的东西，说只要是人往该船上睡一会儿，就会百病消除，消息传出后，前往治病者不下百人，一时间成为奇闻。
睡过“神船”的人事后说：“说的天花乱坠，简直是迷信到家了。”
能与牛群接近的人都记得牛群曾“请来”一位“医术高明”的女士，并花25万买来一台“万能仪器”，该女士吹嘘“‘“万能仪器’”不但能测人体百病，还能测出人心眼好坏，是否厚道等，全国只有两台，另一台专给国家领导人测量。”知情人士说：“如此说法一度让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蒙城人为能得到一次测量而感到自豪。”
一位被“测量”过的蒙城商界人士直言：“夸大了，仪器的功能被夸大了，是骗人的。”蒙城一位政府领导也没有回避：“测量过，能测出体能什么的，仪器可能有它的科学性，但让操作者神奇化了，我不信，要不就是迷信了。”
这台“万能仪器”后来被“背到”特教学校为聋哑孩子“治病”，并在学校里成立了“康复中心”，“神医女士”说要让聋哑孩子“能说话”，在“非典”期间，该女士士散布说“‘非典’其实是人前身的罪孽”。
曾经也是特校“康复中心”的主要人士披露了当时的一些荒唐情节：“有一次，‘神医女士’突然昏倒了，怎么都喊不醒，只有老牛来了，啪啪两掌，那女士就一声叹气，醒过来了。”该人士说，那“神医女士”其实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向牛群暗示：牛群成佛了，牛群有伟大的力量。
“后来，那台‘万能仪器’甚至能测出人的‘成佛率’，我的‘成佛率’要比一般的老师高，一度达到90%，但在我揭穿‘万能仪器’骗人的假象后，我的‘成佛率’立即低了许多。”特校“康复中心”的有关人士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真话”，也因此“开罪”于“神医女士”。
相关的人士还透露，所谓的“万能仪器”就是一台不大、，可以肩背的盒状仪器，有几个按钮，有一个像笔一样的东西在人手上点来划去就能测出百病了。他说：“当时学校的老师都信了，学生画的画也都成了‘鬼佛’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
与此类同的是，曾与牛群共事的人事透露，牛群每圈一块土地都要找“先生”先看看风水，怎样布局，怎样建造。
“眼球经济”破灭
“蒙城像一个不甘被忽视的孩子，他要不时地的制造一些闹剧来吸引外界的目光。”蒙城一位老干部语重心长的这样比喻。蒙城的政府官员们则愿意将这样的“闹剧”解释为“眼球经济”，“牛群下蒙城”就是体现了蒙城政府促进“眼球经济”的发展思路，这样的思路一度成为蒙城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导思路。
官方资料显示，蒙城地处安徽北部，位于淮南、淮北之间，东临蚌埠，西接阜阳，隶属亳州市，国土面积2091平方公里，耕地230万亩，人口116万，是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县。
该资料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蒙城处于多个区域中心城市的环围之中，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可供单独施展的战略空间其实很小。没有多少资源优势可凭借的蒙城，其发展思路却是：“以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为突破口，努力增加城乡人民收入，缓解县乡财政压力。”
当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突破口”时，地处腹地的蒙城显得资源贫乏，底气不足。怎样才能把外界资金吸引过来？成为地方政府“伤脑筋”的事儿
牛群的出现无疑让蒙城“眼前为之一亮”。蒙城的领导一开始就拿出了“少有的魄力”，于是，一座投资两亿元、作为安徽重点项目的牛群商贸城“拔地而起”，之后，各级领导造访不断，各界人士来往穿梭，蒙城名声远播，蒙城的领导就更有理由相信“眼球经济”是发展蒙城经济的“灵丹妙药”。能吸引外界眼球的牛群一时间成为担纲蒙城经济发展的“主角”。
于是，蒙城的官方网站上，最大的“亮点”就是牛群：“全县上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借助文化名人牛群来蒙城县担任副县长的机遇，大力发展牛文化、牛经济，加快发展蒙城富民强县的步伐，为实现“十五”计划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牛群成为蒙城的“主角”后，当牛群提出要办“世界一流的矿泉公司”，办“世界一流的特殊教育学校”时，一系列事实演绎出，蒙城县委县政府始终在为牛群的“癫狂颠狂之舞”而“倾情伴舞”。
“牛群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但刺激不了人的食欲，牛群能让人快乐，但牛群不能填鼓人的腰包。”这是牛群商贸城一位商户的玩笑话。但蒙城的“眼球经济”正是在这样的“玩笑”中宣告破灭。蒙城县政府一位领导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想了半晌儿，恁是说不上来牛群三年来为蒙城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因为，由牛群的三大“杰作”演变成的“三大败绩”正困扰着蒙城县政府。
如今，牛群在蒙城的三大败绩勾连出“牛群经济”的一大败局，正伴随着牛群一同被媒体关注。当牛群历尽辛苦为蒙城赢得名声后，却最终又将赢得的名声涂上了污点。“有污点的名声还不如没有名声，欠债后消失的牛群还能为蒙城招徕客商吗？”连蒙城政府的官员们都这样问。与“牛”共舞可能还未尽兴，三年的实践已有力的证明，蒙城的“眼球经济”业已破灭。
“政治怪胎”杂症
随着蒙城“眼球经济”的破灭，却造就了“牛副县长”这一“政治怪胎”，名人的光环加上广泛的交际，在有了“副县长”这一政治头衔做支点后，迅速汇聚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让“牛副县长”在蒙城“职权”可以无限大。“职责”可以无限小，法纪几成摆设。
在牛群于2000年8月“赴蒙城上任”伊始伊，就有媒体提出质疑：“牛群任‘挂职副县长’从法律法规上找不到依据。但这样的质疑丝毫没有影响牛群“顺利”“走牛上任”，甚至于2002年12月28日经蒙城县人大选举正式当选为副县长。而且后来担任了“校长”、“董事长”。
对此，牛群自认为：“游戏是人琢磨出来的，规则是人定出来的，人在走的时候，就要注意在游戏规则内行走，但是光满足于这一点是不行的，某些地方要突破，我们国家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一句话：看发展。所以说，我当县长也好，当校长也好，当董事长也好，发展才是硬道理。
原蒙城县长骆方平曾对媒体公开表示：“牛群当副县长，是经蒙城县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又经过了省委、市委组织部门的认可，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
如果说起先蒙城和牛群都极力向外界辩解是为了达到预期的“共赢目的”而不得不做出的解释的话，那么之后的“牛副县长”在蒙城已逐渐成长成一种“政治势力”，面对外界的质疑已显得“懒得再辩解”。
蒙城县政府一位领导披露，原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公然在一次全市干部大会上宣扬：“我嘴巴动一动，批两行字，你一个局长就完蛋了。”蒙城这位政府领导坦言，像王怀忠这样大肆宣扬“绝对权威”而带来的“权利崇拜意识”不能说对蒙城没有影响。”
“凡是去过牛群在特校设置的‘爱心室’的人，敢说都会被震撼，里面展出的照片表明牛群能够在政府高官及社会名流面前随意走动，这对于具有“权利崇拜意识”的政府官员来说，‘感招力’肯定是有的。”蒙城一位政府官员这样分析。
事实上，在蒙城一直都有一批“拥护”“牛副县长”的政府官员，那怕是在牛群“背负着债务消失的时候”“拥护”“牛副县长”的个别官员依然显得“飞扬跋扈”，甚至向债主扬言：“你们告吧，告到哪儿也不怕。”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们坚信“牛副县长”的政治能量。
有消息人士透露，蒙城个别官员的升迁得益于“牛副县长”的从中“搭话”，牛群也常向“身边的人”宣扬：“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叫我‘牛哥’”“跟着我牛哥，要钱有钱，要权有权。”
当地一家媒体披露，安徽省一位主要领导视察蒙城时，对牛群半开玩笑地的说：“你是终身县长，也是终身校长。”蒙城一位官员私下说：“这样的‘上喻’成了牛群的一道无形的‘护身符’。”
在牛群被债主逼得消失后，其“官商身份”受到强烈质疑时，亳州市一位主要领导给了蒙城“四点指示”：一，牛群为蒙城作出了贡献；二、要善待牛哥，不能太伤牛哥的感情；三、欢迎媒体监督；四、帮助牛哥处理善后事宜。
于是，蒙城县委县政府每替牛群拿出一个“善后的解决方案”都要征得“消失了”的牛群的同意后方能实施。蒙城县政府一位官员直言：“若是别的副县长犯有这样的错误，并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位子肯定保不住，但对于牛群，只要他不提出辞职，谁也动不了他。”这样的认识并非空穴来风，亳州市委组织部在前往蒙城调查了牛群的“官商身份”后，结果却不了了之。
如今，在蒙城县委县政府“积极行动”最终促成牛群的债务纠纷逐一解决时，牛群适时出现在蒙城享受“牛副县长还债了”的“荣耀”，据说还将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重从新戴上“光环”。“牛副县长”的“争议性”反成了牛群“一边牟取权利一边逃避责任”的“安全地带”，法纪成为摆设。
知情人人士透露，对于蒙城已失去“招商作用”的“牛副县长”之所以不愿意辞去职务是为了“守护”他在蒙城的影响力，“牛副县长”或许是牛群最后一个“人生舞台”而显得犹为重要。在蒙城，法纪要为牛群的个人意愿让道。
梁县长痛声哭贫穷
“蒙城需要牛群，主要是因为蒙城太贫穷。”7月16日上午，蒙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梁栋受县政府的委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梁栋，40岁左右的年纪，中等身材，带副眼镜，记者在蒙城采访时时常能碰见他“风风火火，四处奔走”。在“牛群负债消失”后，蒙城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以梁栋为组长的“工作组”，梁栋称自己是牛群的好朋友。
梁栋介绍说尽管蒙城背着“整治包袱”，但蒙城党员干部的素质是高的，他举例蒙城前县委书记孙孔文党代表会上落选，同时落选的还有孙提拔的两名常委，梁栋说，这是蒙城党员敢于向不正之风斗争的表现，因为蒙城党员干部选掉的是一个贪官。
所谓的“政治包袱”是指自2000年起，在王怀忠之后，蒙城三任县委书记的相继落马对整个安徽官场震动很大，在蒙城任职的官员“面上风平浪静”“背后如履薄冰”。
“蒙城干部素质不是问题，但发展蒙城地方经济是个大难题。”梁栋说以往到经济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当地能有个办事员出面接待一下心里就感激不尽，可大多数时候都会吃“闭门羹”，次数了对心理上的挫伤很大，深刻感觉到蒙城落后贫穷不能赢得外界的尊重。
“在外地招商，在街上遇见一个拣破烂的，一问是蒙城人，感觉又亲切又心酸，”梁栋说在外地招商时他常见“推三轮”“拣破烂”的蒙城人，他说作为蒙城的干部他感觉自己无能，心里憋得慌。
“很累呀，你说得天花乱坠，人家就是不过来投资，我们这个地方穷呀，办点事难呀，老百姓很苦啊。”梁栋失声痛哭！
梁栋介绍，全国“经济指标”平均值是1万元，发达的地方达到5万元，安徽是6千元，蒙城只有3千元，全国人均财政收入是1000元，安徽是500元，蒙城只有150元，在南方投资回报率是40%，在蒙城只有17%。
梁栋说他的办公室去年高温时才装上空调，已算很奢侈了。他说现在粮食价格很低，作为农业县的蒙城，老百姓的市场意识还比较滞后，第二、第三产业根本发展不起来，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以前上级政府下达的“招商指标”，现在也有，但降下去许多，不再硬性摊派了。
梁栋说有了牛群办事方便多了，去义乌务市招商时，义乌务市委书记出来陪了，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没有牛群，跟人家介绍半天，人家还搞不清蒙城在什么地方。”他认为牛群带来了蒙城所需要的“知名度”。他还认为“只要是靠牛群的脸面换来的，对蒙城来说就是赚的。”
在牛群“消失”后，梁栋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着“工作组”“善后处理”有关牛群的一切问题，在媒体的关注下，梁栋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表示蒙城县委县政府的态度很鲜明：无论是谁，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他说牛群至今还没提出辞职，他坦言，要是别的的副县长摊上了“牛群这样的事儿”位子肯定保不住。
对于发展“牛群经济”所带来诸多问题，梁副县长说得很干脆：“做错了，做错了就改正，媒体监督就是为我们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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