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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塞缪尔·伯杰因为涉嫌将数页高度机密的反恐文件和相关笔记带出国家档案馆保密阅览室，受到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调查。“9·11”独立调查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更是令他置身于相当尴尬的境地。报告指出，伯杰曾4次拒绝批准逮捕或杀死“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的计划，结果养虎成患，酿成大祸。
因证据不足首次说“不”
24日出版的《华盛顿时报》援引“9·11”报告的内容说，1998年5月1日，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在一份简报中向伯杰报告了中情局制定的抓捕本·拉丹的计划。但是伯杰却没有批准这次行动计划，因为他担心在司法程序上存在缺陷。
“由于对本·拉丹的所作所为缺乏确凿的证据，所以他(伯杰)担心费尽心机将他抓到美国，结果却可能被法庭判决无罪释放，”调查报告说。
所以当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询问伯杰：“我们是否应该对本·拉丹的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伯杰的回答是“不”。
不过，在1998年底，克林顿还是下令对苏丹境内的一座化工厂发动袭击，因为美国情报部门怀疑那家工厂向本·拉丹提供危险的武器材料，但是身为“恐怖大亨”的本·拉丹却没有成为袭击目标。
害怕报复又放拉丹两次
转眼就到了1999年6月，美国情报人员在一次会议上向伯杰报告说，他们确信本·拉丹就在阿富汗一个名为塔尔纳克的恐怖训练营中，要求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对本·拉丹下手。
但是伯杰却在书面批示中否决了这项计划，因为他担心逮捕行动可能会伤及训练营附近的平民，使美国政府陷于被动。此外，伯杰还担心一旦行动失败，本·拉丹会进行报复。
“如果(本·拉丹)进行报复，我们将受到指责，”伯杰在书面指示中写道。
1999年12月4日，美国政府的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向伯杰建议除掉本·拉丹，并提交了一份行动计划，因为克拉克担心本·拉丹正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克拉克在行动计划中建议在1999年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对位于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展开袭击行动，将本·拉丹和其他恐怖分子一网打尽。
“在克拉克报告的空页上，伯杰的批语是‘不’，”调查报告说。
为面子错失最后良机
2000年8月，也就是在克林顿卸任前5个月，伯杰丧失了最后一次除掉本·拉丹的机会。
克拉克向伯杰递交的一份绝密备忘录称，美军的“掠食者”无人驾驶侦察机在一次空中侦察中发现了本·拉丹的踪迹。
克拉克告诉伯杰，“掠食者”拍到的影像“非常令人震惊”，他相信如果继续采取行动完全可以将本·拉丹除掉。
但是伯杰却担心“掠食者”侦察机如果继续行动可能会被击落，成为送给本·拉丹和塔利班的礼物，令美国政府颜面无存。
所以伯杰在备忘录的空白处写道，如果要采取行动，美国军方和情报人员不仅要知道本·拉丹藏身的几个地点，而且还要了解他的“行动规律”，以确保美军采取行动时本·拉丹就在那里。由于决策过于谨慎，美国再次错失斩杀本·拉丹的大好机会。反恐黑锅扔给克林顿政府去背除了指责伯杰前怕狼后怕虎外，“9·11”调查报告还援引克林顿2002年2月15日在长岛协会发表的一段讲话说，苏丹政府曾向美国政府表示，愿意主动交出本·拉丹，但是却遭到克林顿政府拒绝，因为当时美国“没有起诉本·拉丹的证据”。
但是，克林顿今年4月在接受独立调查委员会质询时却说当时的讲话有误，苏丹政府从来没有表示过愿意交出本·拉丹。
尽管如此，克林顿政府错过多次铲除“基地”组织和本·拉丹的良机却是不争的事实。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国防部长助理的弗兰克·加夫尼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认真对待恐怖主义的威胁”。
“至少应该尝试轰炸本·拉丹，”加夫尼说，“当他们在苏丹和阿富汗时，我们处理他们要容易得多。当他们袭击纽约和华盛顿时，我们已经很难对付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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