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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农民放下锄头
千百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是中国农民的谋生之道。而今，这种状况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浙江，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昭示着，这里正走出新一代中国农民。
两个80%说明什么
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431元，增长8%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连续第18年保持全国省(区、市)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增收是关键。然而，农民增收又始终是困扰各地党委、政府的头号难题。浙江的“十八连冠”堪称奇迹。18年来，浙江农民告别贫困走向富裕，依循的是什么“路径”？他们的做法和经验给了我们什么启发？解析一下浙江农民的收入结构，可以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农民增收“突出重围”所必须遵循的某种客观规律。
提及浙江农民的收入结构问题，最引人瞩目的是两个“80%”：2003年，浙江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收入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均在80%左右。
前一个80%说明，在浙江农民的收入结构中，来自非农的比重已成“绝对主力”；后一个80%则昭示，维持收入较快增长的最大动力还在“非农”。这两个“80%”启示我们，农民要致富，功夫在“非农”。
职业农民在“转业”
不久前，新昌县新林乡农民叶惠中走进该县东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的大门，成为该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已是浙江绍兴市第127万个“洗脚”进城的农民。绍兴地处宁绍平原，是浙江的传统农区。截至目前，在这个市201.9万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63%从事非农产业。
绍兴县(绍兴市下属县)华舍街道西蜀阜村去年全村总收入达864万元，人均收入达8244元。村干部说，他们靠的就是企业的发展和务工收入。目前，该村务工的农民达676人，占全村总劳动力数的81.4%。工业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也促进了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吸引更多的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农民李阿东师傅，在市区开饮食店已经有三四年了，其间积攒了上百万元的家产。阿东师傅告诉记者：“以前绑在农田里，饿不死，富不了，过着‘温开水’的生活。不料，跳出农田没几年，就奔小康了！”据统计，绍兴市从事商贸经营活动的农民达60万人左右。
绍兴只是浙江的一个缩影。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浙江全省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也达到了60%左右。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指出，减少农民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大前提。沿袭了四五十年的城乡“二元”分割，使得大量农民滞留农村，从而造成了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过小，劳动生产率低下。不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解放出来，要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就是一句空话。
浙江连续18年夺得农民增收之冠，其中奥秘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先人一步，为富余农村劳动力的溢出提供了空间和动力。目前，在户口登记册上，浙江农民依旧有2000多万人，但其中不少人已有10年没下过地；他们中过半者所从事的职业已经和农业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户口农民”而不再是“职业农民”。如今，浙江的“职业农民”，即单纯从事农业的农民已经很少。统计数字显示，即便在那些还在种田的农民中，也有86%处在半农半工(或半商)的兼业状态。
政府推动“转业”培训
农民职业状态的改变，要求他们具有适应新状态、赢得新挑战的技能。政府大力推动了这项工作。
衢州是浙江西部的农业大市。早些年衢州为摘掉后进帽子，先后打过诸如“招商战役”、“水果战役”、“优高农业发展战役”等区域性的经济发展战役，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始终让人感觉没有点中要穴。
衢州主要领导说，从“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到“培训农民、提高农民、转移农民”，我们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抓住了生产力中最关键的要素──人。
基于这种理念，2003年，衢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实施“万名农民素质工程”的重大决策。具体目标是：从2003年开始，每年培训农民5万人。到2007年，全市培训农民达到25万人，全市大多数农户至少有一名主要劳动力接受并通过教育培训，近50%的适龄农民受到知识技能培训，使他们成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一定专业技能的新型农民。
近年来，几乎每个乡镇，都办有各种各样的“农民培训班”。以家政服务、缝纫、纺织、打井、装潢、厨师、建筑、机电等专业技能培训为重点。如今全市已形成30多个初具品牌效应的保姆乡、厨师村、缝纫村、技工村……
“烧出好饭菜”是核心课程，“如何接电话”是课堂练习内容，“家庭心理和职业道德”是必修课，英语很难学，但也有人选修──这是在培训保姆；车间是教室，车床是课桌，一块粗糙的钢板就是作业本，而笔就是那把尖尖的锉刀──这是在训练技工。
世世代代躬耕土地，曾经培育了“天子胡柚”、“常山猕猴桃”、“开化龙顶茶”等全国知名农产品的衢州农民，在政府的引导和规划下，如今又成了身怀熟练技能走进二、三产业的“名牌”人才。
据统计，去年衢州全市共组织培训农民11.7万人，新增有组织劳务输出5.54万人，累计劳务输出37.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1.6%。去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980元，比上年增加385元，增长10.71%，在385元的增量中来自农民务工的增收占64.8%。记者潘海平
“洗脚”后从哪上岸
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有1.7亿人。这支庞大的队伍如果“洗脚”上岸，我们就必须在增加他们的收入和社会承载力之间博弈，从而尽可能减少社会进步的成本与代价。
在解析浙江农民收入结构中，记者发现了一组有趣的数字：从2003年浙江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分布看，以省内为主，占77.1%。其中选择在地级市以下城市(镇)就业、经营的占72%左右。浙江人口4700万左右，按照城市化水平50%左右计算，农民人数约为2300多万，其中劳动力应为1000多万。据统计，在这1000多万劳动者中，至少有60%脱离了农业。
数百万的农民离开农业，同时又大多在本省范围内活动，他们没有一下子涌向大城市，他们去了哪里？
改革开放后，浙江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即在相对集中的地域上，千家万户分工协作，生产经营某一个或某一类产品。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平均26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老板，在温州和台州地区，平均每4个家庭就办有一个企业。
诸暨市大唐镇镇区面积仅为5.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足3万人。就是这样一个小镇，却星罗棋布地分布着4000多家袜业企业，一年能创造近21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农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达1.25万元。
“小户围绕中户转、中户围绕大户转”，大唐的农民，有实力的兴办规模企业；实力小的就从事家庭作坊式生产。现在全镇拥有加弹机762台，纺丝机144台，棉筋机228台，各类袜机近2万台，纺丝、加弹、织袜、印染、整理、包装等织袜所需的一道道工序和所需的每一种材料在大唐一应俱全，并形成了多行业密集发展的立体式格局。大唐人一年能生产80亿双袜子，能让全世界人民平均每人每年穿上一双。
不少人问大唐农民，你们为什么不造汽车，不造飞机，偏要做这获利不高的小袜子？大唐人如此回答：“大钱赚不来，小钱也要挣！”大唐农民的话，其实道出了浙江“块状经济”大量吸纳农民的深刻内涵：对于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来说，受知识、技术以及资本等诸多条件的限制，让他们去造电脑是不现实的；让他们全部走进大都市，去和城里人拼抢本来就有限的工作岗位也是不现实的。真正能让他们离开农业又能致富的，就是发展他们够得着、融得进的产业，从而为他们艰难的命运改变提供“缓冲”地带。
围绕越做越大的袜业产业，大唐镇各类市场应运而生。从1991年开始，这里先后建立了轻纺原料市场、袜业市场、联托运市场和劳动力交易市场。2001年，大唐镇又筹措资金2亿元，建成了集轻纺原料市场、袜业成品市场、袜机配件市场、联托运市场、会展中心于一体的大唐轻纺袜业城。袜业城占地400亩，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共1600个商铺。市场的兴盛带来了大量的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第三产业随之繁荣。在大唐，宾馆、饭店、电子游戏室、卡拉OK厅、舞厅、音乐茶座、健身馆等一片红火。大唐就像一块永不饱和的海绵，吸纳着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据统计，不仅本地3万多人闲不下来，大唐外来打工者也达到3万多人，超过了本地人口。
领带、纽扣、袜子、水泵、圆珠笔等等在浙江都成了产业。目前，在浙江像大唐袜业这样“块状经济”至少有360多个。有专家指出，浙江农民参与的“块状经济”创造了工业产品新的竞争力模式。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部主要工业产品中，居全国前10位的浙江产品有336种，占63%。其中，有56种产品浙江的产量居全国第1位，占被统计产品总数的10.5%；另有53种产品产量居全国第2位，占被统计产品总数的10%。
专家指出，以产业为依托，把“农民的参与度”同“产值”和“利润”作为同样重要的指标来对待，浙江独特的农村工业化之路，为突破“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困局提供了新经验，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为富余农民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第三空间”。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是个不足500人的村庄，然而这里却拥有服装、火腿加工和生物科技等12家企业。花园农民在花园集团的企业里打工赚钱，或自己经商办厂，收入全部来自二、三产业。最新统计数据表明：该村2003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579元。在花园村，即使没有谋生本领的人，每年也有300多元的各种补偿，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还可享受720元生活费、350公斤口粮的养老待遇。花园农民没有各种税费负担，适龄儿童入托、入学费用全部由村集体承担。浙江的经验表明，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溢出农业的农民缔造了自己的“天堂”。终结“职业农民”的同时，又没有制造“城市贫民”，这是浙江的又一个奇迹。记者潘海平
“加减法”书写大文章
浙江省农调队对全省27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067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6%。这是自2000年第一季度开始，这个省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连续四年同期保持二位数的实际增长速度。
农民现金收入持续增长除了宏观环境较好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浙江农业的稳定和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在今年一季度，浙江农民农业收入在季度现金收入中占1/6。事实上，从上世纪末开始，尽管农业在全国范围内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浙江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出现了止跌返升现象，去年的增长幅度达到3.7%。
这无疑让许多地方感到不可思议。浙江农民收入位居全国前列的最大奥秘就是“非农”，在许多人看来，农业对浙江农民来说已微不足道。而事实上，“职业农民”减少的过程恰恰是农村留守“职业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增加的过程。这一减一加，启动了农村资源优化配置的进程，并带动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
浙江义乌市苏溪镇有位叫张金林的农民，早些年就开始在义乌市著名的中国小商品城里摆摊，妻子在镇里的私营企业上班，家庭每年收入10多万元。他有个弟弟，做不来生意，只好在家里种田。一开始，邻里周边都说哥哥有出息，弟弟没本事。近几年来，弟弟把稻田改成了塑料大棚，种起了瓜果蔬菜。没想到，一亩大棚种一季节茄子就能赚好几千元。劲头一来，他把哥哥家里闲置着的承包地也盖起了大棚，如今每年收入也有八九万元。
张金林说：“现在种田也有奔头了。像我们村里，2/3的农民都进城做生意，原来种菜的人都变成了吃菜的人，市场大了，我弟弟种的蔬菜瓜果，每天开着三轮车运到城里就卖掉，销路不愁不说，碰上时鲜货，人们都抢着要，根本不还价。”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说，城乡统筹发展给现代农业带来契机。“二元”结构带来的农村人均资源过少以及分散经营的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溢出农业而有所松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有了新的动力。
天台县55万人口中，约有14万人出门在外创业，外出村民空闲的承包地达5万余亩。为避免这些土地“抛荒”，这个县在土地承包权不变的条件下，由各行政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当中介、做“红娘”，在外出村民和“留守”农民间穿针引线，请一批“留守”农民承租代管，并出现了自愿组合无偿承租、少量收租托管经营、招标经营集体流转等多种托租代管形式。在一些有条件的村，还组建了外出村民承包土地代管、托管流转中心，由外出村民填写土地托租代管委托书，土地承租委托给代管站、托管中心等，形成集体代管、托管、统一流转机制。再通过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吸引了大量资金投资农业，成片开发种养业基地。这个县白鹤镇下宅村1400多村民中有500多人外出务工，该村党支部、村委会建立外出村民承包地代管站，集体出面对“富余”出来的100多亩土地进行招标承租，请3位留村的农民代管经营种植黄花梨。
多年来分管“三农”工作的建德市委副书记徐志生说，鼓励、引导、帮助农民走出农村，是增加农民收入要做的一篇文章；把农村的土地、山林等有限的资源，用好、用足、用活，则是另外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合起来，才是一篇完整的大文章。
资源配置状态的改变带来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可喜变化。在台州市，目前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150余家，入社农户近3万户，带动农户10多万户。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围绕特色，打造优质品牌，成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有效接轨的桥梁。温岭果蔗和上盘西兰花在合作组织的带动下，目前规模都发展到了10余万亩。黄岩茭白、温岭西瓜、三门辣椒和天台高山蔬菜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都已形成产业优势，其中翼龙牌西兰花、石梁牌高山蔬菜等5个产品被中国国际农博会命名为名牌产品。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浙江省土地规模经营面积464万亩，主要畜种规模养殖达55%。全省通过省认定无公害农产品基地708个，制定各类农业标准和规程1590项，已发展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等产业化经营组织6883个。浙江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资源配置、组织结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这一系列的变化正在勾勒着新一代中国农民的风貌。记者潘海平
短评：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农民，在中国是一个沉重的字眼。人口占80%以上，仅这一点就不得不让人承认，农民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
历时已久的“二元”分割，使得农民囿于有限的田园，为温饱而奋斗。
农民命运的改变从离开土地开始。改革开放后，浙江农民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率先“洗脚”上岸，开始了改变命运的伟大实践。如今，他们功成名就。
一方面，农民离开农村，改变了农村资源的配置状态，使得人多地少的农村，实际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得到改善，并且使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农民离开农村，为二、三产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日益庞大的城市提供了自食其力的消费者。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的根本性瓶颈，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状态。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状态最直接也最自然的力量就是大批农民自发地脱离土地。农民为改变自身命运而采取的壮举，恰恰为国家改变发展的瓶颈制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任何人命运的改变都是艰难的。更何况，农民在知识、技能和资金的积累上长年处在弱势状态。全社会应该为农民这种艰难的命运改变，提供缓冲地带。中国需要造电脑、造火箭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同样需要让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发挥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当我们在核算产值、利润等等经济指标时，千万不要忘记考察当地产业的农民参与度。浙江的实践表明，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前进的推动者，因而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社会进步成果的分享者。
在浙江，人们欣喜地看到，独特的“块状经济”，让农民真正成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并且创造了参与世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在浙江，人们还欣喜地发现，是政府的开明才为农民走出大田撑起一片蓝天，从而出现了“百万农民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的生动局面，使得农民普遍得实惠，长期得利益。如今，面对正在改变命运的农民，浙江各级政府更是在社保、医保、就业、教育等方面推行一系列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政策，使得农民离开田地后不再徘徊于社会的边缘。在农民改变命运的征途中，浙江是先行者、探索者，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浙江作为先行者，其根本的动力来自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认识：没有农民的发展就没有全面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康。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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