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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手握财政审批大权的甘肃省财政厅原副厅长郑卫民，昨日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郑虽否认公诉机关对他贪污罪的指控，但最后还是泪洒法庭忏悔不已，他告诫所有当权者切莫随他而来。众多公务员参加了旁听。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王唐升说谎，作伪证！”
郑卫民在法庭上时不时发“脾气”公诉人指控其“为了让其儿子郑某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上学，便吩咐省石化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王唐升从其下属公司出资30万，以赞助费的名义给附中，当时郑卫民说钱会很快给王下属公司还回来，还可以多给些。”“付款后，郑在北京和王唐升以及甘肃经贸委企业处处长刘立商量，由刘在甘肃找几家企业给省财政厅打报告，申请资金来填补陇兴公司30万元以及其他开支。刘回兰后，随即授意其找到的三家企业分别给省财政厅打报告申请企业技改资金，后刘将三家企业申请资金的报告交给郑卫民。根据郑卫民的批示，省财政厅给三家企业拨付资金70万元。资金到帐后，上述三家公司各留5万元后分别将余款汇给陇兴公司。陇兴公司收款后，王唐升让财务人员将30万元平帐，把剩余的25万元作收入记帐，同时王安排财务人员给上述企业出具销售油品虚假发票作帐，王随后将整个处理情况告诉了郑卫民。”
国家公诉人说：先有“借”，后有“垫”，后来还有“补漏”“填平”，供证是一致的。
针对此项指控，郑卫民很激动地说：“那完全是王唐升说谎，是一派胡言，是作伪证！”“赞助款是王唐升自己决定的，是为了讨好我主动提出来的！”
公诉人发问说：“你在侦查阶段，3次供述说，拨款就是为了补漏，在法庭上为何翻供？”
郑卫民回答说：“那是因为侦查机关诱供！”
“没有我的支持，他们到财政部要不来钱！”
国家公诉人指控说：1999年底，甘肃干酪素厂为感谢郑卫民为该厂安排资金，副厂长胡庆荣在郑卫民家中给郑送现金1万元。2001年七八月间，胡庆荣在省财政厅郑卫民办公室给郑送现金1万元；2002年春节前，为感谢郑卫民帮助从财政部取得资金，胡庆荣到郑卫民办公室送去现金1万元。2002年后半年，郑卫民在北京财政部挂职期间，甘肃干酪素厂改制为公司，该公司总经理陆晓民、副总经理胡庆荣到北京约郑卫民吃饭后，由胡庆荣给郑卫民送现金1万元。2003年春节前，陆晓民和胡庆荣约出郑卫民，在省委门前的公共汽车站送现金1万元。
那么，为什么从国家财政部取得资金要给郑卫民送钱呢？郑卫民一语道破天机。他在法庭上说：“没有我的支持，他们到财政部要不来钱！”
“5万元请财政部人员吃饭！”
国家公诉人指控说：1998年底，平凉普业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为争取资金，该公司财务人员孟锐到郑办公室给郑送现金3000元；2000年前半年，该公司为感谢郑拨付项目资金，该公司经理李卫中和孟锐到郑卫民办公室，李卫中给郑送现金8000元；2002年10月下旬，为感谢郑卫民给其公司拨付资金，李卫中和张明瑞相约到北京，在财政部郑卫民办公室里，将各自准备好的5万元交给郑卫民。2003年六七月间，平凉普业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新任经理孟锐，为争取项目资金，在郑卫民办公室给郑送现金1万元。其中李卫中和张明瑞在国家财政部给郑卫民送钱的事实受到法庭的关注。李卫中和张明瑞说一共送了10万元，郑卫民只认送了8万。那么，这么大宗的现金到那里去了。郑卫民在法庭上说：5万元招呼了国家财政部的有关人员，其余3万他带回兰州“暂存”。
哥哥千里来作证
在国家公诉人指控郑卫民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质证过程中，郑卫民的哥哥出庭作证，以证明其在郑卫民装修房子时，他曾给过郑卫民10万元现金的事实。郑卫明的哥哥在山西的太原市工作，专门从太原赶来给弟弟作证。
压岁钱成千上万
据公诉人指控：2003年春节前，郑卫民来到北京陇兴公司，王唐升以给孩子年钱为由，给郑送现金2万元。1992年至1993年春节，有人到郑卫民家中拜年，以给孩子压岁钱为由，两次送现金4000元。
“权利要受到制约！”
在法庭上，记者采访了前甘肃省财政厅的一位老干部，他对记者说：现在一些掌握着重大权利的领导干部，权利受不到有效制约，就容易滋生腐败，最后既害国家，又害自己！
庭审花絮“逮捕”说成是“失去自由”
在法庭上，郑卫民数次说自己失去自由之后如何如何。国家公诉人反唇相讥说：郑卫民，你要搞清楚，逮捕是检察机关对嫌犯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你不要把逮捕美化成“失去自由！”
判断现金多少用手捏！
国家公诉人指控说：1999年9、10月间，甘肃省石油总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王唐升为了取得资金，得知郑卫民装修住房，便委托苏菊香给郑送2万元现金。郑卫民在法庭上说，这笔钱是收过，但收的时间和公诉人指控的时间不一致。国家公诉人问：当时现金装在信封里，你怎么知道是2万元？郑卫民说：我捏厚度，2万元的厚度和1万元的厚度不一样！
“郑卫民看郑卫民”
法庭上的郑卫民小平头，灰色半袖，布鞋，戴着眼镜，很文雅的样子。在国家公诉人出具的影视资料里，记者看到的郑卫民穿着黄马褂，胡子拉碴。郑卫民不时偏过头去看影视资料里的他，两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前妻的证词不可信！”
在案件的查处过程中，郑卫民的前妻也接受了调查，证明了郑卫民的有关经济状况。郑卫民在法庭上说：他当时和前妻的感情不好，前妻的证词缺乏客观性。
“腐败财神爷”的“黑钱”“黑房”
4个秘密保险箱放“黑钱”
从侦察机关提供的影视资料看：郑卫民在工商银行金城支行等4家银行都办理了保险箱业务，用来存放赃款。当时，侦察机关是用电钻打开保险箱的。在工商银行金城支行9172号保险箱里，存放着郑卫民的一个铁皮箱，该箱子里，装满了一捆捆的现金，触目惊心。一共从郑卫民住所、办公室、银行保险箱中查出赃款及物品共计2985096元，除郑卫民受贿35.1万元和查证说明合法来源的100465元外，尚有2533631元不能说明其来源。
北京兰州都有房产
郑卫民在兰州市有两套现房，一套集资房集资房已交房款10万元。在北京有一套住房，面积120多平方米，79万余元。
名片还在信封里
郑卫民收受的钱，大部分原封不动地放进银行的保险箱。一些送钱的人害怕郑卫民把自己送给他的钱搞混淆，特意在装钱的信封里放了名片，可是，在国家公诉人出具的影视证据里，记者发现，有两个装钱的信封在侦察机关查封前，就根本没有打开过。
小资料此案还牵出美院附中校长
该案还牵出北京的一个“小人物”，原来郑卫民给儿子的“培训费”被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金甲镇贪污，事发后金被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批捕。
郑卫民迟到的忏悔：当权者应以我为诫
尽管郑卫民在昨天的法庭调查和辩论阶段为自己的部分犯罪行为竭力开脱责任，但当审判程序进入尾声，由他作最后陈述时，郑一反常态，哽咽着进行了一番触及灵魂的忏悔。
拜金主义浸透了灵魂
他说，自己出身在干部在家庭，从小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参加工作后，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培养下，自己入了党，也曾为党努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职位的上升，手中权力的增大，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没有足够的警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慢慢侵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准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逐渐淡忘，防范意识不强，最终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权力观出现偏差
郑卫民总结自己的犯罪道路时承认关键是自己的权力观出了问题：“我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权力观，没有管好用好手中的权力，自己参加工作20年，当领导干部已15年，不论当处长还是当副厅长，手中都掌握着很大的审核权、项目审批权。这些权力是谁给的？是党和政府，是人民给的。这些权力应该是用来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可自己却把这种公权当作私权来用，来以权谋私。由于权力观念的偏差，不能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加上制度中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权力过大，没有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我的犯罪行为。”
人情成为助腐剂
“冲不破复杂的人情观，由于权力很大，接触的人很多，在现实生活中请客送礼经常发生。我为人家单位解决了问题，他们要感谢，从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量变到质变。”郑卫民这样看待“人情”。
我给党抹了黑，亲属带来了屈辱、痛苦和眼泪
郑卫民把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归结为世界观的改造和对法律的漠视。他说：“由于我不学法，不懂法，依法行政的观念比较淡薄，虽然犯罪原因在多方面，但自己没有树立一个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本应树立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是导致犯罪的主要思想根源。自己的犯罪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给党和政府抹了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助长了腐败，同时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我给我的亲属带来了屈辱、痛苦和眼泪。我辜负了党的教育和培养，辜负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给过我关心和帮助的人，辜负了亲人对我的期望，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我后悔万分，痛心疾首。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以我为诫，千万不要再走我的老路。
最后，我尊重法律，尊重亲爱的法官(哽咽，拭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减轻对我的处罚，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本报记者廖明郝冬白
案件回放
公款填私欲30万公款助子上学
若不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金甲镇因腐败翻船，郑卫民可能还会“高升”。2003年4月，郑卫民为了让其儿子郑某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上学，托某新闻单位记者进京联系。此人将郑公子的一幅习作拿给金校长审看，金一番端详后说：“画还不错……”这位受托记者听后大喜，可没想到金校又甩出一句：“上学，还差点！”后面又跟了一句：“不过，交一些赞助费可以加分。”赞助多少？30万！金校长也是看中了郑的特殊身份。接下来，郑就开始筹划，他吩咐省石化公司驻兰办事处主任王唐升从其下属公司出资30万，以赞助费的名义给附中。当时郑卫民说钱会很快给王下属公司还回来，还可以多给些。4月21日，王唐升从其下属的陇兴公司开出一张30万元的转账支票，由郑卫民交给附中。收款后附中给郑出具“培训费”收据一张(后该款被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金甲镇贪污，事发后金被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批捕)。付款后郑在北京和王唐升以及甘肃经贸委企业处处长刘立商量，由刘在甘肃找几家企业给省财政厅打报告，申请资金来填补陇兴公司30万元以及其他开支。刘回兰后，随即授意其找到的三家企业分别给省财政厅打报告申请企业技改资金，后刘将三家企业申请资金的报告交给郑卫民。根据郑卫民的批示，省财政厅给三家企业拨付资金70万元。资金到账后，上述三家公司各留5万元后分别将余款汇给陇兴公司。陇兴公司收款后，王唐升让财务人员将30万元平账，把剩余的25万元作收入记账，同时王安排财务人员给上述企业出具销售油品虚假发票作账，王随后将整个处理情况告诉了郑卫民。
腐败校长牵出“蛀虫财神”
2003年7月，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金甲镇打电话告诉郑卫民，教育部正在清查“赞助费”的事情，让郑卫民将30万元倒成现金，郑卫民当即指使王唐升收回支票，从陇兴公司倒出30万元现金，于7月30日交给金。2003年10月，金甲镇在得知朝阳区调查其乱收费问题的消息后，打电话告诉郑卫民让他过来退款。后郑安排王唐升将该笔资金入账。
另据检察机关查明，从1999年到2003年期间，郑卫民多次收受他人钱财，受贿数额从人民币1万元到2万元不等，总计受贿35.1万元。另外案发后，检察机关从郑卫民家中查获资金298.5万余元，除了部分资金能合理说明外，尚有253.3万余元无法说清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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