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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58年(上篇)】
-卓琳辗转到延安……
卓琳：那时候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先从云南滇越铁路到越南的河内，从河内转车到越南的海口，从海口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从上海再到北京。
我当时十三四岁，被选拔出来参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项目。到了上海后，通知我们运动会不开了。领队和我们说，愿意回云南的就回云南，不愿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亲戚可以留下。我有一个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学念书，我决定去找她。领队和家里都同意了。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补习班，报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会。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到日本留学了一年。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就是受他的影响。当时我四哥常把云南省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他们常印刷一些进步的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思想。我四哥还订了许多进步的期刊，如鲁迅、郭沫若等主编的。我常常去看，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亲浦在廷当时很开明，曾经和孙中山在广东闹过革命。那时孙中山部队中有个姓范的，名字记不得了，带部队到过我们家。我父亲是商会会长，把他们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亲调到广东了。孙中山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又回到云南，办起了火腿罐头厂。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也来北京上学，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大姐写了一篇《妇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杂志上。可是我们又从书上看到，社会解放不了，妇女也不能解放。没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参加了民先组织，先到延安去了。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害怕日本人捉到我们，我们便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么也没有带，先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最后到达西安。我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我二姐要去延安。我说：“你身体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吗？”我二姐说：“我死也要死在延安。”我说：“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到延安去吧！”我们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是没有介绍信，八路军办事处不接待我们，我们在办事处大哭了一场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就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当时胡乔木在西安附近开了一家抗日学生招待所，经过审查，批准我们到延安，我们三十多个人一块儿步行去延安。我的二姐身体不好，我们给她雇了一头毛驴，七天后，我们到达延安。
当时延安有一所抗大，我大姐参加了抗大学习班，和康大姐住在一起。我在我大姐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我和二姐进了陕北公学，因为表现好，我入了党。
-邓小平和卓琳相识、结婚……
邓小平和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秋……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1939年秋，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有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
曾希圣他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23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
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卓琳：我们在延安结婚后，一块儿回到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他说：“那好，那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和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129师，住在一块儿了。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要赶到那里。
卓琳：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不准带家属，我不干。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允许带着家属。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再跟上。这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市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要治他们我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和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当时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课题，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
-“……后来我给他当秘书”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解放后，邓小平任总书记，文件很多。当时有很多领导同志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公安局怕她们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她们本人并没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与其这样给公安局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邓小平也同意了。
卓琳：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当时中央领导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了，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
邓先群(邓小平的妹妹)：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就是这样，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管。比如我大哥特别爱喝茶，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给。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邓楠：老爷子这个人非常有规律，他是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散步，几点干什么事，都非常有规律。他工作也非常有规律，而且劳逸结合，该工作的时候，集中精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这个习惯是做总书记的时候养成的。做总书记的时候非常累，如果他每个星期没有放松的时候根本就不行。
邓榕：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工作方法非常好。他不会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处理得很复杂，也不会事无巨细什么都要自己去办、自己去过问。他就是提纲挈领。他的工作方法绝对不是把什么工作都自己去做。他是把要做的事跟你交待清楚，你可以去发挥。这样也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去做。老爷子这里只有王瑞林这一个秘书，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加了两个值班的秘书。
邓楠：大家分工去做，最忙的是王瑞林，实际我妈就是管理文件，王瑞林要有什么事要出去或者干什么去，她就替他做一会儿。王瑞林是一天24小时住在办公室，离不开他，就他一个人，一个人24小时值班。
邓榕：可以说，爸爸、妈妈是同事，又是战友，又是夫妻。我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更正常、更家庭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化的家庭，更人性化。
【相濡以沫58年(下篇)】
-“她非常爱他”
邓林：妈妈心地善良，为人又厚道，又宽容，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五个孩子的毛衣、毛裤等，都是妈妈亲手织成的，织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的时候，妈妈还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被妈妈修补过后，完好如初。
邓林：我父母在风风雨雨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互相之间的帮助，并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发誓什么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互相支持的。他们在对我们的教育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一定要把孩子们教出来，让孩子们有自立的本事。他们配合得非常好。我爸爸对我妈妈很放心，我爸爸认为我妈妈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合适，认为不合适的时候，我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我妈妈心领神会，马上就明白了。我没见过他们俩吵架，就觉得他们俩的想法完全一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妈妈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我爸爸，并没有因为大家都说打倒邓小平、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就对我爸爸如何如何，反而更是关心我爸爸，照顾我爸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心相通。
邓楠：他做总书记的时候，星期天就带我们全家人出去，散步或野餐。散步主要到北京的公园，还有玉泉山、陶然亭，玉渊潭、景山也去过，还到过十三陵。到远一点地方时还会搞野餐。也就是自己家里做些面包、卤鸡蛋，带点香肠、汽水，铺块塑料布在地上，坐在地上。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星期天老爷子能够带我们去野餐，觉得特好玩。
-“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
邓榕：他们表面上性格差别是很大的，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他们又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底，就是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邓林：我没见过爸爸妈妈吵架。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没见过，他们没有红过脸。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俩，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妈妈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典范。
-“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邓楠：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和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也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肯定不够。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最后他一口也没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后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
邓榕：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邓楠：妈妈照顾父亲的生活非常到位，但是不会让父亲做什么。妈妈这个人一点都不厉害，很单纯，没有什么心眼儿，挺厚道的。从不对丈夫说什么厉害话，从来没有。就是有点急躁，比如教育孩子，孩子太闹太调皮了，打孩子，“开铁匠铺”，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她对你好，好得不得了，但一急起来会打你。我们全挨过打。
邓榕：因为我最小，妈妈爱打扮我，弄得我花枝招展，弄个蝴蝶结，或奶奶给做件衣服。我们也没什么好衣服，小时候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做的，奶奶手工做的。我们父母对孩子非常友好，是父母，也是朋友。不是父道尊严、不是母道尊严，也不是父母尊严，都不是。
邓榕：老爷子对妈妈特疼爱。陈锡联就说，在二野时，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妈妈洗头，爸爸拿热水给她冲。你说我爸爸多严肃的人，二野的人都特别怕他。但我们家的人，孩子们都不觉得他严肃，不怕他。
邓楠：在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就是老爷子，但他不说。但凡他要说一句话，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绝对服从，那必须服从。肯定是很有权威的，但他从来不说。家里的事都是妈妈管，从来就是妈妈作主。妈妈管事，他俩配合得很好，爸爸不管具体的事情。
-非常岁月……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时，我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掉！”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当时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说，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卓琳：有一天，有人让我和邓小平还有老祖(夏伯根)收拾些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步校。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
江西，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1933年，29岁的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强迫劳动。36年过后的1969年，65岁的邓小平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送到江西，监督劳动。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200块钱，200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他拉着我上楼。我们种菜怎么办呢？种菜就是总得种点吃的呀！自己种点吃的，他挖地，因为前头有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头。捡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邓先群：他们住在楼上，吃饭生活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要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和他俩，非常好，互相很关心。重体力活都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来干，还有擀面这些事情。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他们三个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
卓琳：我们在新建县住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个小时到拖拉机工厂。我拆线圈，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卓琳：在江西时，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胖子在北大时，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去让孩子看到不好。”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其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他已经摔伤了，一条腿折了，送到医院抢救。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然后我们就到江西去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写了封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他，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
我们从孩子小姑姑的来信中知道朴方的情况，很着急。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他的病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卓琳：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孩子的小姑姑生孩子没有人照顾，要雇个人。我们说：老祖呀，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20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
邓楠：那时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那么热，摄氏40度啊！那么几个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砸那个煤，煤是那么大的，一块一块地砸成小块才能塞进炉子里。柴都是一根一根大的、粗的，都得劈，都是体力活啊！在家里都是小伙子干的，当时都是老爷子干的。
后来飞飞去了以后，帮他们开了一块地，妈妈搬个板凳坐那捡石头。然后开始种东西。一开始都没有，后来种丝瓜。他们洗衣服，冬天多冷啊，冬天都要生冻疮，又没热水，老爷子洗衣服洗得整个手都粗糙得要命，冻得那样。
邓小平在江西，一家人天各一方，但彼此间的关爱却通过种种方式传递着。到江西不久，因为妹妹邓先群生孩子，夏伯根老人就赶去照顾女儿，家务就全落在了夫妇俩身上。
卓琳：老祖(夏伯根)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老祖蒸饭。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别人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家庭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亲情·儿女眼中的父亲】
-惦念家中亲人
邓垦(邓小平的大弟弟)：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非常少。我才七八岁，他十几岁就离开了，一离开就是十几年。一直到1945年，七大以后，开一中全会，他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开一中全会，因为那时候他补选为中央委员嘛！1931年见面以后就分手了，一直到1945年，相隔15年才见第二面。在延安那个见面非常仓促，那时候日本很快就要投降，他马上就要回太行山，匆匆忙忙见了几面，又分手。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没有接触，没有见面。直到1949年我进关以后，进驻西南的时候才见面。所以，弟兄之间接触的时间很少，了解的情况也不多。
-“你们要先洗洗脑筋”
邓先群：他是1949年底就到了重庆。到重庆以后，后来就有一个二野的人，到我们家里去，说小平同志已经到重庆了；又说，我们可以出来，让我姐姐出来上学，我也出来。后来我姐姐出来就到西南军大，我出来以后就上学，一直跟着我大哥。
邓小平把继母夏伯根和两个妹妹接到重庆，从此夏伯根便一直住在他们家中。两个妹妹则被他安排进了革命队伍办的学校。
邓先芙(邓小平的妹妹)：大哥就说：你们呐(开玩笑一样的)，你们要先把脑筋洗了再说，你们先要改造思想。我三哥他们就叫洗脑筋，叫我们要学猴子变人，改造思想。
-待继母如生母
夏伯根只比邓小平大5岁，虽是继母，邓小平依然如待亲生母亲一般孝敬。
邓林：他们岁数相差很小的，几岁而已。但是，我父亲对她是很尊敬的，我们都喊奶奶，父亲也就和我们一起喊奶奶，有了第四代以后都叫老祖，父亲也跟着一起叫老祖。对我奶奶，我父亲倒是真的很尊敬，关系特别融洽。我妈妈有时候生活上有些什么事情，跟我奶奶谈。儿女的婚姻大事跟我奶奶谈，哪个孩子缺什么衣服了，该置办点什么了，都跟我奶奶商量，我们家关系非常融洽。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和我奶奶有过什么争执。我奶奶也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人，该问的她问，不该问的，她就用眼睛观察，她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个家是非常和谐的。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97岁高龄的夏伯根当时已患了老年痴呆症，但她却在冥冥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先她而去的儿子表达了深深的眷念。
2001年春，夏伯根老人辞世，享年101岁。
邓先群：那时候老祖已患了老年痴呆症，基本上认不出人了。虽然是老年痴呆，但她一直都还吃饭。奇怪得很，大哥去世那天，就从那天起，她不吃饭了，也不喝水，很奇怪。大概这么搞了好几天，不吃不喝啊，最后就送到医院了，结果只有下食管。可能她感觉到了什么。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邓先群：大哥他很体贴照顾人的。你说他平常没有什么话，也听不到他跟你说几句贴心的话，但是，他都装在心里头，你能体会到他对你深深的爱，对你的关心。除大哥、大嫂外，我是我们家包括我的侄子侄女当中(当然外来的不算)第一个入党的。那次就是他说，小姑姑可是我们家，你们当中第一个入党的啊。他心里非常有数。每年到放假了，他都要问一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在关键时候他都要了解了解情况。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邓小平夫妇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多方面的。
邓垦：解放以后，那一次不知道是陪什么外宾，他到了广西。回北京的途中，他在武汉停了一下，住在东湖招待所。告诉了我，我去看望他。
那一次，他是专门到我家住地来过一次，他也没有多少话说。看了屋子，到处看了一看，他说，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我住的那个房子，是过去旧中国法国领事馆一个副领事住的宿舍。广西的芋头，大芋头很好，他还带了几个芋头给我，还带了……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我记不得了，就是广西的土特产，他带到武汉来了，专门给我的。
邓小平从不插手兄弟姐妹工作待遇方面的事，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品格和奋斗，他会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高兴。
邓垦：关心嘛当然很关心了，不过具体事很少。待遇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个关心过我的待遇问题，他也不应该管这个事，我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印象。
张仲仁：我觉得他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比方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他问我到哪里？我说我想到中央办公厅。老爷子问我说，他们分你到哪里？我说是到国家档案局，政府的。他说也可以，政府还是一样的，就到政府去。
我觉得，我们大哥大嫂对我们那是真好，说真的，就像父母亲一样那么好。我们的小孩都是四个月以后就都送到北京，都是他们给我们带。我想，老爷子、卓琳还有奶奶，给我们带小孩，一个就是减轻我们的负担；第二个就是让我们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从不高谈阔论
他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特别爱看。他床头都放着书。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
邓榕：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一点一滴的，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来讲，感到非常幸运，也很幸福。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邓楠：他教育孩子不说教，不讲大道理，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都是在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你想想，对我来讲，一想到学期末要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虽然他只是看一下，大多是表扬了，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孙子孙女。另外他不注重课本，特别喜欢我们知识广，带我们出去，都拿着地图，告诉我们路线，到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地理都好。他平常看各种演出都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爱好广泛，什么都能说上来一点。另外他干事非常认真，不认识的字，就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辞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这都是他教的。还有他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特别爱看。他床头都放着书。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以前主要看的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他看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外国的小说啊他都看。他不谈政治，但历史的东西他常说，有时还考考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接受的教育面比较宽。他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当总书记期间，他要看很多文艺方面的东西，芭蕾舞、交响音乐会、京剧、话剧他都看过。还有体育运动：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体操，只要是有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都到现场看。“文化大革命”前，怀仁堂每星期有一场戏，各种戏。老爷子主要看京戏、河北梆子、川戏这三种，别的不去，河北梆子看得不多，京戏看得最多。
邓榕：老爷子听我们子女平时在家里谈论的一些事情，听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范围内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小很小的信息来源，是局部的、很有局限性的信息来源。老爷子真正的大量信息来源，第一个是他每天看很多文件，看文件速度非常快，该记住的全记住；第二个是报刊，老爷子看报纸那个认真程度和对报纸所反映信息的敏感性，捕捉信息的敏感程度，是无人能比的。他老是说要通气，信息要灵通。这个其实跟他看报纸非常有关系。他不听小道消息，他不喜欢听小道消息。还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高层领导间的接触谈话。他和这些同志谈话、交换意见、谈工作，了解情况。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他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邓榕：当时呢，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就是邓小平，我们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贺平以后，我父亲非常非常高兴，他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由衷地高兴。
我母亲也是这样，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也就是刚认识，谈不上订了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是不错的。觉得这个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用四川话对我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弄得我还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邓楠：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是有限制的：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但是，他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邓楠：我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老是说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他一般是听我们说。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应该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邓楠：我们这个家比较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是那种死板的家庭，就是说比较开放。父亲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随便说。平常人们的反映呀，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或者情况，我们都随便说。他只是听，从我们这里他应该是了解很多的信息，仅此而已。
邓林：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老祖烧水，我端水……他给邓朴方洗澡
卓琳：“发配”到江西，就我和他去嘛。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小孩子们都各人领回自己家去。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人家不说他，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就骨折了。
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我们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邓朴方：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你想想，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为子女来做，做得非常细致。一点一点地来做，每件做得都很认真，我父亲他很认真的。不管大事小事，以前他做大事很认真，做这种小事他也非常认真。那么这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7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
-从不讲自己的地位
邓楠：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得都很朴素，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我们觉得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在我们这个家庭，从来就不谈贵贱或家庭的地位，所以当时我们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样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1952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7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的父亲是什么衔，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根本没有军衔。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他特别喜欢小孩
邓先群：他身边离不开孩子，特别喜欢孩子。你看平常跟我们没有什么话说，他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抱。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窝里去。他挺高兴的。
邓林：老爷子对我们孩子是很清楚的。每个人的秉性、个性、缺点、优点，很清楚。老爷子对谁都好。
邓楠：我们考大学都是妈妈决定。但是从妈妈嘴里我们体会到老爷子不希望我们学文科，希望我们学理工科。我们估计跟他的经历有关。
邓榕：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他都不管，从来不过问。我们报什么系都是跟妈妈商量。
邓楠：我报北大物理系是聂荣臻的主意。聂荣臻管科技，他说你就报考物理系。他比较重视理论，基础理论。所以我报北大物理系。
邓榕：哥哥学的是技术物理。
邓林：看看这个，小篮子，里面有两个大猪。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们五个孩子。孩子们觉得这特别好玩就买回来了，对爷爷说，爷爷你看，这是你和奶奶，剩下这是你的五个孩子。这四个小动物，就是我们家四个孙子了。有一个属老鼠的，一个属羊的，一个属牛的，一个属老虎的。
邓小平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他过生日时孙子孙女们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生活情趣】
-外出不准禁止交通
张宝忠：开始的时候就规定，首长有两个车子。首长说，这是干什么？我们说，这是警卫车。首长说搞这么多干什么？这脱离群众。我回去以后赶快报告孙局长，报告主任。于是在北京时，后边就跟一辆随车。出去的时候他都会说，不许马路上禁止交通。几次老人家都说，张宝忠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周围都是群众，不能妨碍群众。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胡同是死胡同，群众修房啊、来人啊都不许妨碍。
-穿着特别简单
袁明：平常在家首长都是穿咔叽布的，夏天就是的确凉的，特别简单。自从我来了以后也就只有一次，因为首长有一阵体重增加了一点，人胖了，衣服瘦了，做过新衣服，好像再没做过什么新衣服了。像白衬衣，有时候穿的时间长了，领子就坏了，就只换个领子。
-看比赛爱给人家打分
黄琳：奥运会、亚运会的体操比赛，首长看的时候，有的时候爱给人家打分，就像那个裁判似的。裁判还没亮分之前，他也要打一些分。但是他打分呢，给我们国家的小运动员打的分都偏高。他很喜欢这些年轻的体操运动员。喜欢他们，是希望他们出成绩那种感觉。我们从他看体操比赛就发现，我们国家的那些十几岁的小姑娘，他特别爱看，都挺晚了，他还要看。小运动员有的时候落地没站稳，首长会说：挺稳的，挺稳的。
-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邓林：大办公桌没办过公，他批文件都是坐这儿。这儿有一个方茶几，他就这样批文件，就这么写。上午我们基本上都上班，孩子们也上学。下午或晚上才来看爷爷。茶几这儿放着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一摞报纸，在早上九点以前秘书给他摆好。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喝茶，喝完茶然后坐在办公桌旁吃一点早饭。她们给他端过来，牛奶、鸡蛋什么的，吃完饭以后就坐在大茶几边上开始批文件。他批文件速度很快。有时候累了，下午就在躺椅上躺一躺。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躺这一说的。年纪再大一点以后，累了才躺。有客人来就这么坐一排，开会也是这样。爸爸有几个特点，一个爱翻字典，有什么字不认识的时候，他就会把字典拿出来。《辞海》是常翻的。还有，我印象中爸爸特别爱看地图。比如我们出差或者上哪儿去，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一定带着，上哪个地方一不明白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他就把地图拿出来看。另外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两套，一套是《史记》，还有一套是《资治通鉴》，他喜欢看这个。还有，在我印象中他喜欢看《聊斋》。
卓琳：邓小平喜欢听言派的唱腔。我喜欢听京戏，因为小时候我父亲有一台留声机，各个流派唱腔的唱片都有，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喜欢上了京剧。后来和老爷子一起生活，常和他一起听言派的唱腔，我就更喜欢京剧了。老爷子不在了，他留下的言派唱片我继续听，自己也录了一部分别的。我老年的娱乐就是在家听京剧录音带。
-打桥牌只是一种调剂
晚年的邓小平努力通过娱乐活动向自己的智力老化发起挑战，打桥牌就是其中的一项。他不仅酷爱桥牌，而且叫牌准确，出手果断，技艺精湛，水准常令专业选手叫好。
邓楠：打桥牌是他在西南局工作的时候学的。后来经常打桥牌是1959年以后。他不能打台球了，把腿摔断了。
聂卫平：打桥牌只是一种调剂嘛，所以他有这样的水平我认为已经很了不起了，是我结识的这些中央领导里打桥牌打得最好的。有一次，我跟他搭档，那边是万里和友谊医院的院长诸寿和。我们俩把人家打得特别的惨，我想给人家留点面子，就放了点水，就是现在说的“假球”、“黑哨”什么的，我当时就主动放了一把水。我看见万里的牌拿得比较……他君子坦荡荡啊，都看得见。我看见万里有很多张黑桃，我自己只有四张黑桃，我就叫四黑桃。万里就加番，“加番”是邓小平常用的，我们通常普通话叫“加倍”，一加番，我就宕了六个。六个是宕得太多了，当时老爷子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创了世界纪录了。宕了六个，宕得太多了。他打牌比较认真嘛，对于我这样的随便就损失很多被加倍宕了六个。后来他还对我太太说，你的先生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就专门为这个事，去跟我太太说了一下。
邓楠：老爷子特严肃、特认真，打台球、打桥牌，干什么事都极其认真，废话都不能多说。他这个人是一句脏话、粗话、像电影里说的那些粗话，都没有。他这人非常文明，嘴里一个脏字都没有。对像我哥哥舞枪弄棒的一些危险动作，他见不得。稍粗野的，他都见不得。
邓榕：20世纪50年代，老爷子坐在办公桌前办公。他特别认真，特别专注。我们就在他屋里跑来跑去，然后就在桌子底下爬来爬去，躲在桌子底下过家家。他就在上边办他的公。这是我们小时候做的事。住在景山的时候，大了就没有了。我们还在他屋里做过作业。
-一向喜欢足球
张宝忠：他喜欢足球很有名，一向都喜欢足球、体育。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五十二场还是五十三场比赛，他一场没落。白天能看的他看，晚上看不了的他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他和我们看足球不一样，不愧为伟人，有个正确的观点，不像我们一看输了就骂街。他不这样。他说：这个看球呀，不一定进多少球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咱们队员都努了力了，都踢得不错，但是水平跟人家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踢得还不错呢。有一次我们赢了哪个国家的球，说是那个国家足球挺有名，但是人家来的都不是一流选手。赢了大家还挺高兴，但老爷子不那么看，他说，人家的主力都没来。所以对咱们体育的发展，他是非常关心非常支持的，而且从不以输赢为标准来责备我们的球员。
-酷爱大海
邓小平酷爱大海。到大海里游泳，是他最惬意的事情。每年的夏天他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
黄琳：首长年纪大了以后，因为怕他咳嗽，海水也比较凉，我们医疗组不想让他游泳。医疗组定的就是光去北戴河，不游泳。但是，每天我们那里一报水温，一报风力，我觉得首长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他老问我们今天水温多少啊？有没有浪啊？看他特想去，我们也就特别想让首长游。最后，医疗组就说，要不就让他游吧。结果那年游了八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将近一个小时。我那会儿曾经跟首长开玩笑说，你看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工作，同意让你下去游泳，你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点，游半个小时你就上来，这样的话，专家才可能让你第二次去。首长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才不半个小时就上来呢。
1992年，这一年对中国的发展不同寻常。年初，88岁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992年，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北戴河。更多的时间里，他就这样坐在房前，恋恋不舍地望着苍茫的大海。因为他知道，他就要告别大海了。
-散步是多年的习惯
散步是邓小平多年养成的习惯，工作之余的散步是锻炼，是休息，更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有人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邓小平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
邓林：他是这样，上午9点多开始看文件，看到10点，差不多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要休息一下，出来散散步。护士们会提醒他。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大家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我们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邓榕：最早的时候是妈妈叫“老爷子”。“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软禁，是那时候开始的。原来叫首长，被打倒了不叫首长就叫“老爷子”。以后就都叫“老爷子”了。
邓楠：他爱坐火车。在车上能看到周围的景色，不像乘飞机，一下就飞到了。每次坐火车，他都把窗帘打开，看窗外。一是看庄稼长得怎么样，还有就是看路、看老百姓的房子。这一路从北到南，看到房子不断的变化，就看得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年一年，从南往北的，楼都起来了，有的地方成片成片的，都是楼了。可是有些地方还特穷。他是要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还有，他有丰富的判断问题、分析问题的经验，可以从你觉得是个很不重要的事情上看到什么东西。他善于综合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他有非常强的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摘自《永远的小平———卓琳等人访谈录》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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