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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
资料：全面转型时期的改革观
距离去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即《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有近一年的时间。这个决定中应该说有些闪光的东西，有一定的突破，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来实施。今年是贯彻落实这个决定的第一年，可以说是起步之年。步子起得怎么样？很值得关注。同时，今年上半年，又恰好赶上“加强宏观调控”，这就出了一个改革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问题。
上半年改革进程的评估
如果从一个比较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可以把上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情况大体上归成三类。
第一类，确实有进展，有实质性动作的改革。比如关于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前几年的改革方案带有某些计划经济色彩(强调管住价格和封闭运行)，现正出台的改革方案，强调“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收购价格，实现购销多渠道经营，可以看出改革方案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再比如农村的税费体制，除烟叶外，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这些改革都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
第二类，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还有待于落实和深化。比如国有商业银行(建行和中行)的股份制改革，现在已形成了改革思路和方案，并已开始国有资本注资，但是还没有全面推进。此外，在今年上半年启动了二板市场，国务院还出台了加强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九条意见，其精神是很好的，但还有待于落实。
第三类，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应该在今年推出的重大改革措施没有推出。
因此，对今年上半年的改革，恐怕要做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评估，不宜评估过高，可以说是一个有限的改革。
改革面临的新情况
第一个新情况，是关于改革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问题。前不久有人提出“改革要服从于调控”，这就把两者关系给摆得偏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曾有过“改革服从于治理整顿”，其后果和教训是深刻的。要切实摆正改革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从下一步的走向角度去审视，既有短期的问题，也有长期的、深层的问题。因此，在改革和调控的问题上，既要有利于日常的运行，又要有利于深层的改革。
第二个新情况，怎样评判和掌握调控的成本问题。一方面，调控有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调控也是付出了成本的，突出的问题是对民营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困难，同时对改革的推进也有一些掣肘。所以要研究这个成本，不能造成“为调控而调控，不计成本，不顾改革和发展”这样一个局面的出现。
第三个新情况，从上半年暴露出的情况看，体制改革的任务还相当艰巨。这里所谓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两组问题：一组是作为调控对象、客体出现的问题，比如一些利益关系失衡的问题、经济秩序失序的问题；还有一组是作为调控主体，调控者自身出现的问题，政府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深层问题，比如政府对微观经济过多干预的问题、权力失去制衡问题等。从这两组主客体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运行深层的问题是个体制问题，它的病是一种“体制病”。因此要解决当前中国的运行和宏观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改革。
改革怎么推进
首先抓住前一段宏观调控中出现的问题，深化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产权制度改革。这里有两个侧面：一是加快国有经济调整的步伐。这方面任务很重。本来按照“有进有退”的思路是应该推动国有资本从相关领域陆续退出的，但遗憾的是，这半年加强宏观调控，不管其动机如何，从实际效果看，国有资本得到了一定的强化，这与改革的取向是不完全吻合的，这种趋势值得特别注意。二是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应尽快拿出限制和鼓励发展的产业目录和非公有资本市场准入的标准和办法，以便解决为非公有资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其次，抓住当前的机会，推动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农村制度改革。重点是产权保护制度、流转制度、补偿制度等。除此之外，还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这都有新的机遇。
再次，必须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作为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包括企业的不良贷款问题，银行的不良信贷问题等等，应该说跟政府主导性模式有关。从前一段调控的实践来看，政府在由偏重于国有经济转向公平对待所有经济成分的问题上差距很大，反映出政府的改革滞后。同时，政府在由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关注转向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转变方面，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多。无论是从当前实际情况还是未来目标看，都需要把政府自身的改革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中之重。
还有一个很紧迫的深层次问题，就是金融体制改革，包括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切实搞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现在看，中国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和危机是比较严重的，为了防止危机的爆发，需要抓紧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安全提供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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